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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代表团的团员,拿出照相机不断拍照。而从奥运会开幕式刚开始,全场各处都有闪光灯不断闪亮,中国人,外国人,都在尽其所能的拍照。就如我旁边的这几位同僚,拍照拍到早早的几乎用光了胶卷。随然他们的理性让他们开始很谨慎的使用胶卷,但是一种要做点什么的心情,让里面的两位男士取出胶卷之后,仍旧不断按动快门,让闪光灯闪烁。对这种孩子气的做法,我倒是很能理解。
各个代表团进场完毕,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主席台前方的会场上,有一个红色地毯铺成的台子,乐队居于两边。中间是歌手们演唱的位置。在此时,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少女缓走上演唱台,美妙的童声演唱着一首歌曲。对这首歌曲,我知道的是它名叫《歌唱祖国》,被称为中华共和国的第二国歌。这首本该是雄壮豪迈的歌曲,由这个长相粉嫩可爱的小姑娘缓缓唱起来,有着无可比拟的甜美,纯真的感觉,反而让这首歌更有一种深入人心的魅力。
一直没有停止过欢呼的鸟巢体育中心,很快就沉静下来,人人屏息凝神倾听着演唱,这样的静寂,又让演唱变得更加悦耳动听,打动人心。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大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伴随着歌声,一群身着中国各个朝代特色服装的少男少女,簇拥着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向着旗杆方向缓步前进。
大屏幕上不断切换着全场的特写,当特写目标是主席台上那些共和国的领袖,我看到沈茂左手捂住自己脸的下半部,红红的眼圈和脸上闪动的晶莹泪水,无疑说明这这位共和国的领导者此时的情绪。而沈茂旁边的那些同僚,很多人同样激动的泪流满面。镜头很快切换过去,导播在整个过程当中,极少拍摄主席台。而这场转播,是全世界同步进行的。不知道全世界各国的观众,看到共和国领导者们的泪水,会有何感想。
不仅仅是共和国的领导者,特写镜头切换之处,都有人在流泪。这是喜悦的泪水,很多人如此专著的倾听着演唱,激动的情绪甚至让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哭泣。他们就那样站立着,任由泪水在脸上任意滑落。
一曲歌唱祖国结束之后,欢呼声很热烈,却没有想象中热烈。因为很多观众一面擦拭着刚发现的泪水,一面抬起手缓缓挥动。
国旗交到了英挺高大的国旗护卫队手中,然后被系在旗杆的绳索上,没有人指挥,所有中国观众不约而同的站起身来,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所有中国人同时唱起了国歌。军人们敬礼,普通人民则将右手按在胸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歌声低沉有力,全场的中国人庄严肃穆的神色令我不由得吞了好几口口水。这是一种力量,与美国人唱响国歌同样庄严肃穆的力量。上帝保佑米利坚,但是谁在保佑中国呢?
奥运圣火在保护者的簇拥下进入了会场,一名中国运动员手持弓箭站在距离火炬很远的地方。现在是奥运会的重头戏,点燃圣火。中国人到底要怎样点燃呢?不会是……
和我想的一样,中国弓箭运动员把一支特制的火箭箭头放在火炬上,很快,箭头就燃烧起来。弓箭选手张弓搭箭,拉得如同满月一样的金属弓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如同阿波罗的武器。全场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屏息凝神,期待千万不要出什么纰漏。
银色的弓弦一弹,火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射入了高高的奥运火炬顶端去了,巨大火柱冲天而起。1964年,第1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开始。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6月18日
今天完全没有力气,经历昨天那幕式那样的感官盛宴之后,我懒洋洋的躺在床在不想动。越是美丽的东西,就越给人留下不现实的感受。中午随便吃了点东西,下午接到一个国际电话。《纽约时报》认为我的责任已到,我本人也不是体育记者,所以我就被召回了。
去的时候,我执意向我的叔叔杰克。贝尔登学习,也是跳上一艘轮船就出发了。回程的路上,我可以乘坐飞机。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6月24日
我现在坐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里面,面前的报纸多数是前几天的。欧美各国的报纸都把这届奥运会与纳粹德国奥运会相提并论。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的开幕式当中,的确有很多镜头和当年的德国开幕留下的镜头有相似之处。于是在欧美的一些电视台,经过巧妙剪切的暗示性影片纷纷出炉。我的观感是,独裁国家拍摄的影片,无论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都真的很有美感。
但是民众们可不吃这套,华美的电视转播引发了美国人民极大的兴趣,大批美国人看完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申请去中国观看奥运项目。全部直播和录播的比赛节目,同样引发了美国热爱体育的观众的热情。为此,购买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协议让中国人大赚一笔。这在奥运会历史上,可是罕见的。
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我在这几个月的采访当中有种说不清楚的印象。她无疑符合共产党政权的一切特点,专制独裁的共产党政府,拥有特权的共产党党员,还有心怀不满,追求自由的人民。
但是我所看到的中国,在这一切表象之上,好像有着更高的东西在运营这个国家。这就是我最直观的感受。因为这个国家所执行的一切,都是由中国宪法所授权的。就我所知,每个公民都在不断接受宪法教育。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宪法。这点,和美国非常相似。这个共产党政府正在不断深化属于他们自己的理念。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宪政独裁”。
甚至可以开玩笑的说,中国是一个宪法的国家。仅仅这一条,就让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杰克叔叔愿意留在中国,而不是返回美国发展。
不过今天最高兴的是,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发信人是在中国认识的朋友胡八一。虽然信里面吞吞吐吐,但是胡八一还是表示,没有能以美国的亲吻礼节告别实在是让他遗憾。
我看完之后笑了。
《在中国,一切所谓民族问题,都是伪命题!》这篇题目火爆,内容更是尖锐生猛的文章在1965年清明节在《人民日报》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网络上“五毛党”的欢呼。
从奥运会结束之后,以前湖为首的一群人提出了某些质疑,为何开幕式上没有元朝和清朝的文化内容。这个质疑是公开的,本来负责奥运会文化宣传的就是毛雄辉,前湖他们用脚趾头也能够想明白,毛雄辉的立场是什么。毛雄辉固然因为“文青”倾向,在1962年被太祖点名批评。但是毛雄辉本人好歹也是陕西众出身,那是有“免死金牌”的。
太祖本人非常看好前湖,曾经亲点前湖共青团中央书记。但是陕西众本来就对前湖有着深深的成见,而在这件事情上,前湖看似针对的方向无足轻重,但是这点却是大部分陕西众从未言明过的底线。于是陕西众爆发了,在政治局会议上,萧白朗率先声讨前湖。前湖听说过主抓钢铁工作的萧白朗性情暴烈,但是他没想到,在这个和冶金毫无关系的事情上,萧白朗率先打了第一枪。
不仅仅是前湖大出意料之外,连太祖也大出意料之外。一般来说,这样公然的发炮,肯定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有着更深的矛盾在里面。所以太祖一度想通过“民族理论”来压制萧白朗的猛烈攻击。结果就是,陕西众出身的高级干部们纷纷表态,支持萧白朗的立场。“以民族压迫为执政根基的蒙古和满清殖民当局,毫无宣传的必要。”
陕西众给人的感觉一贯是“修正主义者”,他们不太在意理论,更多的注重实际工作,这些人算得上是管仲的政治继承者,仓廪足而知宠辱。经济飞速发展可以暂时解决很多矛盾,等到经济发展到量变,很多曾经的矛盾就失去了原先的经济基础。这个毫不革命的方法,在中国的确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化体制和旧的农业化体制的矛盾,无论人民看上去有什么不满,他们最终都得适应工业化国家的体制。
所以这个本来和体制无关的问题,却导致了众多最高级的干部集体发难,逼得前湖当众气哭,也算是一个在党内历史上罕见的案例。更加过分的是,沈茂以劝架的姿态出现,他先安抚住群情激奋的陕西众,然后勒令前湖不许退场,一定要前湖当众解释清楚自己的思想源头。这个举动其实等于判处了前湖的政治死刑。
沈茂的举动连太祖都看不下去了,对待同志不该这样毫不留余地。面对太祖的当面质疑,沈茂不为所动。他很认真地警告太祖,“无论谁,无论他当过什么样的职位,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站错立场。”
如此认真的发言并没有激怒太祖,相反,让太祖明白了一件事,党内很多同志对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认真地态度,远超过太祖的想象之外。既然冲突的原因和目的非常明确,那么太祖反而不担心这牵扯到更深刻的阴谋或者路线斗争。倒是党内同志对于蒙古和满清的态度,让太祖大开眼界。原来共事这么久的同志们,还有这样的一面啊。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在之后的几天内,前湖三次作出深刻检讨,每次的公开检讨稿子,前湖都念得热泪盈眶。作为代价,前湖被免除一切党内党外职务,保留党籍,留党察看。一颗政治新星就这样夭折,令党内很多人为之侧目。不过陕西众并不在意“文字狱”,对于这件事,陕西众情绪化的做法已经是肆无忌惮。政治局连夜开会,在毫不沟通的情况下,以9票赞成,3票反对,同意成立“文化监查委员会”,要对鼓吹民族主义情绪的党内错误路线穷追到底。萧白朗申请成为“文化监查委员会书记”,并且在对人大的公开报告会上当众宣称,“一定要在党内杀杀这股歪风邪气!”
委员会组建的当天,周恩来忧心忡忡的前去拜访马前卒,希望他能够出面阻止这次极有可能引发“大汉族”主义情绪的事件。马前卒无奈的告诉周恩来,他本人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投了反对票,已经尽了自己的力。而且这次运动无可避免,任何工业化国家都会有“民族主义”问题,对此,斯大林本人早有过专论评述。所以马前卒本人爱莫能助。
周恩来仍旧不愿意放弃努力,他又去拜访了温和派的代表沈茂。沈茂也表示,如果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那么在党的领导下推行,远比民间推行要来得更可靠。而且无论怎么消除民族主义情绪,给蒙古和满清翻案,都属于罪不可赦的范畴。既然蒙古和满清当局本身就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上的,那么反对民族主义,无疑得反对蒙古和满清。
以周恩来的聪明睿智,他深知绝对不可能改变这个举措。他含蓄的询问沈茂,这次运动会不会变成翻旧帐。沈茂知道当年周恩来在民族问题上曾经有过不少“息事宁人”的发言。和前湖的发言相比,周恩来当时的发言或者能称为走的更远也说不定。陕西众轻易不喜欢搞运动,但是陕西众一旦准备搞运动,从来都是不达目的,决不放弃。而且无论牵扯到谁,陕西众都不会放过。
所以沈茂非常认真地告诉周恩来,这次运动不是为了翻旧帐。也不会去翻旧帐,向前看才是党的纲领和宗旨。沉溺于过去,对大家有何好处。沈茂反而向周恩来建议,要不要加入到委员会当中,就任秘书长一职。对此,周恩来很礼貌的拒绝了。
反“狭隘民族主义”的运动一登场,就可谓震撼。在中国,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政治倾向,那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取消了民族,就意味着少去了很多麻烦。这对于共产党也好,对于官僚系统也好,都是可喜可贺的。
满清覆灭之后,满人纷纷改名换姓,剩下的死硬份子绝大多数去了东北。解放东北的战役之后,在东北毫不声张的进行过多次严打。理由是很简单,东北土匪太多,需要严打。于是一轮轮的剿灭,各种有可能反党的家伙被割韭菜一样杀得干干净净。其中包括了数百万前满份子。经过这样的清洗,满清势力已经荡然无存。
在蒙古,苏联人发挥一贯的冷酷风格,他们不仅仅是抛弃了乔巴山,连带蒙古共产党和政府组织的名册也一并交给了TG。TG按照这些名册抓杀抄拿。马匹跑的再快,也顶不住空中侦查。解放军的骑兵部队,在空中侦察的配合下,对叛国者和匪徒毫不留情。蒙古人性情豪爽,对强者的服从颇为自觉自愿。剿灭了叛国者,剩下的人自觉自愿的服从了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一手抓社会主义经济,一手镇压反革命份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蒙古的旧有生产模式在现代化牧业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在共和国官员们的指导下,蒙古经济恢复很快。内外蒙被分为三个新的省份,蒙古这个地名,被深谋远虑的从地图上抹掉了。
所以萧白朗的委员会存针对的敌人就是“民族划分”的概念。马克思、列宁都是主张民族划分的。但是陕西众无疑认为不应该存在民族划分。这在中苏之间还造成了一定的论战。苏联认为中国“取消民族”是犯了政治路线的错误。共和国则嘲笑苏联刻意凸显民族划分是自掘坟墓。一切人为制定的划分人类的行动,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所谓民族划分和纳粹的理想基本上是一丘之貉。都是用不肯正式现实当中复杂的问题,然后用某种狗屁逻辑强行制造差异,给自己寻找借口。
对此,沈茂在电视上公开发表演讲。沈茂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围绕资本家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钱是唯一标准。这种制度根据资本的多寡,以“金钱面前一律平等”的态度,制造出差异,固化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鸿沟。有钱就可以享受更多服务,这样的“平等”创造出来的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平等。各阶层之间的极少数转换,被欧美当作典型事例极度宣传,作为美国梦或者欧洲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在欧美底层人民根本没有自由上升的渠道。
苏联等国家则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以僵化的体制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以长官意志来运营国家。空耗了资源,弱化了社会的多样性。然后又以人为创造的愚蠢标准来割裂社会。
只有中国,才本着自由平等的态度来运营国家机制。在中国,所有人一律平等。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在共和国找到自己的立场和地位。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会人为割裂社会,制造人民之间的差异,以推卸责任。也不会以超阶级来蒙蔽视听,创造出“虚拟的敌人”来转移矛盾、混淆视听。在中国,人民都是自由的人民,在中国,人民都是平等的人民。
中国共产党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来执政,人民可以在宪法的框架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解放。执政并且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权力和义务,共产党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所有中国人民都将一视同仁的享受自己的权力,承担自己的义务。
这样态度鲜明的发言秉承了共产党的一贯态度。在中国,强势政府,更加和谐的权力与义务的统一,一个执政党是否独裁并不是问题,只要这个政党是一视同仁的服务或者欺压人民,那么这个政党的道德水准就会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
共和国的经济终于放开了,这是一次全面的放开。也有另一个更加官方的说法,就是“抓大放小”。共产党集中力量抓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本身就是“标准”的制定者,具体的生产,或者说“中小企业”都交由“自由”的人民来靠自己的力量经营。共和国国家体制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行使统治。
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运动,不仅仅是在中国反响巨大,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共鸣。中国还算好些,工业化的时间还短,社会上的资本运营还没有深化到足够深度,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欧美,高度精密的工业化运营,让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社会机器甚至已经超出了资本家的控制。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欧美,人民觉得已经失去了“自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欧洲福利化社会的进程越来越快,福利化社会又不断地扼杀社会前进的动力。
美国的体制从一开始就反对民粹,反对福利体制,但是他们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