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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先后在乙巳、丙午两年参加的湖北同志，姓名列在本部的名册之上的共有一百○六人。其中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筹备大会的一天加盟的，有田桐、曹亚伯、但焘、时功玖、匡一、余诚（仲勉）、蒋作宾、范熙绩等二十人左右。参加七月二十日（8月20日）成立大会的，姓名不详。在成立大会被选出的职员，属于湖北籍贯的，有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其后，于马君武赴德、陈天华自杀以后，田桐与广东籍的胡衍鸿（汉民）继任执行部书记科的“职员”。匡一也在朱炳麟调充庶务科以后，继朱炳麟之任。
同盟会的湖北分会会长，第一任是时功玖，第二任是张昉，第三任是陈镇藩。这三人，皆未能回鄂就职。真正的第一任分会会长，是余诚。余诚在丙午年（1906年）某月回鄂，与刘静庵密切合作，在刘静庵所办的江汉公学与游学预备所主持教务。
刘静庵之加入同盟会，是在丙午年二月十四日，由曹亚伯主盟。（实际经手介绍的人，可能是余诚，但名册上不曾写明。）他参加革命，比入盟的时候早。在甲辰年（1904年）五月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已经是该所的一分子。不久，为了准备响应黄兴所计划的十月初十长沙起义，他被推负责运动马队。他正在马队中当书记（司书）。这马队，是所谓湖北新军马队，为张之洞所创。马队的管带（营长）是黎元洪。科学补习所被封若干天以后，刘静庵被黎元洪开革。
刘静庵搬到圣公会去住，以照料圣公会附设的日知会（书报阅览室）为生。他慢慢地把日知会变成了一个宣传革命的机关，藉以团结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进一步吸收新同志。他在丙午年正月把日知会组织成一个正式的团体。余诚回湖北以后，这日知会便在事实上作了同盟会的湖北分会。
日知会于萍浏醴之役发动了十天以后，在丙午年十月二十九日被查封。次月二十三日，朱子龙被捕于汉阳；二十四日，胡瑛与梁钟汉被捕于汉口。接着，刘静庵被捕于黄陂，张难先被捕于仙桃，季雨霖与李亚东被捕于武昌，吴贡三与殷子恒被捕于黄冈。——一共是九位。
朱子龙、胡瑛、梁钟汉，这三位是孙中山从日本特地遣派回鄂，策动湖北方面对萍浏醴的响应工作的。朱子龙原名家梃，字松坪，江陵县人，曾经投军入湖北新军工程营，改名元成，职居书记，先后参加了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也和刘静庵、冯特民加入了同盟会，其后去了日本。胡瑛原籍浙江绍兴，寄籍湖南桃源，是科学补习所的总干事，也在工程营当过兵，因刺铁良未成而到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梁钟汉是汉川人，在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
刘静庵。是潜江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亦作敬安、静庵。张难先是沔阳人，先参加科学补习所，其后投军到工程营当兵士，科学补习所被封，他退出军队，回家乡仙桃镇创办集城学校，和刘静庵往来如故，参加日知会。
季雨霖是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官至三十一标三营督队官（副营长）。毕业以前，便参加了日知会。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毕业后官至二十九标一营左队队官（连长），因革命嫌疑被开革，于开革以后先后当工业传习所与支那师范学校体操教员，参加了日知会，被选为该会的评议员。
吴贡三，名之铨，是黄冈人，秀才，设馆教书，办了一个日新学社鼓吹革命，写了一本《孔孟心肝》，又写了《作新民》、《破梦雷》，翻印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等，和武昌的日知会颇有往来，可能也正式参加了日知会为会员。殷子恒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往来于黄冈、武昌之间，是日知会的重要会员。
季雨霖与张难先获得保释，朱子龙于次年三月病死在牢里。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其余的六人才被判罪；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吴贡三被判十五年监禁，殷子恒十年，李亚东五年，粱钟汉三年。（见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义记》。）
刘静庵不幸于辛亥年五月病死在牢里，未能目睹武昌起义成功。
胡瑛于起义的当晚，被迎出武昌府监狱，不久便就任军政府外交部长，促成各国领事中立，其后被孙中山派赴烟台，担任山东都督。（他晚节不终，帮助袁世凯作皇帝，当了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一。）
吴贡三于武昌起义以后，被黄冈县知事潘诵捷释放出狱。把政权交给他，向他请罪。他指派谢琦为县知事，自己奔走于黄州府八县，策动反正。殷子恒于八月二十三日夏口厅同知既已逃走以后，率领全部的狱囚，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吩咐狱囚们重新做人，自己到汉阳，协助李亚东。
李亚东原关在汉阳，于八月二十日被四十二标的同志胡玉珍等迎接出狱，作汉阳知府。粱钟汉关在汉川，于八月二十日被胞弟粱恢汉与王守愚迎接出狱，就任汉川革命军总司令，其后受黄兴加委，改为“游击总司令”。
季雨霖于保被释以后，到东北找吴禄贞，于武昌起义以后回鄂，受黎元洪委为团长，参加汉口战役，负伤；不久，受委为“安襄郧荆招讨使”，光复了荆州（江陵）与襄阳。张难先于保释以后无甚活动，于起义以后充当季雨霖的幕僚。
日知会自从九人被捕以后，会务停顿，全靠彭养光与赵鹏飞所主持的“安郡公益社”作为救助与秘密联络的机关。这安郡公益社，本只是安陆府各县旅省人士的一个慈善团体。彭养光为了使得胡瑛、刘静庵等人免判死刑，亲自拿了李廉方的信去北京，找程家柽等人，向肃亲王善耆活动，也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活动，终于达到了目的。其后，彭养光去吉林找吴禄贞，赵鹏飞被调到海军楚同军舰上任职，安郡公益社的社长由李长龄继任。李长龄在1910年冬天办了一个工厂在草湖门外，收容群治学社的亡命同志。
严格说来，安郡公益社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被用来帮助革命同志的一个现成机构，却也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这些新同志其后在讨袁护法诸役牺牲的不少：祝制六、张学济、侯静庵、李立凡、胡钟泗、雷百里。
《细说民国创立》五○、湖北军队同盟会
继承日知会的革命传统的，是“湖北军队同盟会”，发起人是李长龄与任重远，两人均是日知会的会员。李长龄是天门人，任重远是潜江人，李的学生。李在另一学生、新军管带曹进（文思）之处担任书记，把任重远介绍到四十一标三营当士兵。这是戊申年（1908年）春天的事。李的年龄已经是四十七岁了。
李、任二人，想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便约集了黄绍香（申芗）、郭抚宸、覃炳堃，到汉阳监狱里，和李亚东商量，李亚东不仅赞成，而且答应在监狱里遥为主持会务。（以前，科学补习所的所长是吕大森，日知会的会长在名义上是胡兰亭，而实际上是“司理”刘静庵。胡兰亭在日知会被封以前的几个月去了日本。）结果，在戊中年六月二十八日（1908年7月26日）成立了“湖北军队同盟会”。开成立会的地点是武昌洪山罗公祠，主席是秦炳钧。大会决议：不立章程，亦不宣称会名为“湖北军队同盟会。”
李亚东派了陈绍武办一个《通俗白话报》，自己也写了不少稿子。到牢里来看他的武装同志，可谓络绎不绝。一时，武汉的革命空气又渐渐入于高潮。清吏于是禁止李亚东见客；《通俗白话报》不久也停了刊。到了同年十一月，同志们感觉到“湖北军队同盟会”的名称太引人注意，决定予以结束，把它改组为“群治学社”。
这“湖北军队同盟会”虽则仅仅有五个月的历史，而且不曾有轰轰烈烈的行动，却也达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团结了若干老同志，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表同情的”竟然有四百多人。最热心的，莫过于任重远。在新同志之中，其后铮铮然露头角的莫过于万奇（耀煌）。
《细说民国创立》五一、“群治学社”
万奇是群治学社的十个发起人之一。其他九个是：杨王鹏、钟畸、郭抚宸、邹毓琳、唐牺支、邹任猷、莫定国、章裕昆。（杨王鹏，复姓杨王，湖南湘乡人，先在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当兵，因革命嫌疑被开革，来到武昌，在四十一标三营当兵，参加过湖北军队同盟会。）
成立大会在戊申年十一月二十日（1908午12月13日）举行于武昌小东门外三里多路的沙子岭金台旅馆。当场通过了社章，确定了社名，选出钟畸为庶务。社章中所规定的社长、文书、会计、评议员等等，一概虚悬待贤。
大会议决，社员每月缴纳薪饷的十分之一作为月捐，每月必须介绍新同志二人，以士兵为限，不得介绍官佐。新社员入社，必须有三个社员介绍。
于是，群治学社的发展，比起以往的几个团体来，大不相同。经费充足，人数迅速增加，成为很坚强的革命结合。对外，社员们只承认本社是一个“研究学问、提倡自治”的团体。对内，他们以运动军队，准备起义，互相勉励。
群治学社的工作，在黎元洪的二十一混成协里面的第四十一标做得最有成绩。扬王鹏在该标第一营的左队担任书记，和左队队官潘康时交谊很好，于己酉年（1909年）三月破格介绍潘康时入社，获得通过。这一队，有队官与书记同志，便成了群治学社的核心力量。同营的前队，有社员何海鸣担任助理书记，也很便于发展。
二十一混成协的另一标第四十二标，也有同志祝制六与黄依僧分别在第一营与第二营之内发生作用。
张彪的第八镇里面的第三十一标，有李鑫等同志，第三十二标有黄申芗等同志，炮队第八标有黄驾白等同志。
除此以外，群治学社又有宛思演与詹大悲所先后主办的《商务报》，作为喉舌。在《大江报》写文章的，除了詹大悲与何海鸣以外，有刘尧瀓、梅宝玑、查光佛等人。
钟畸随军调离武昌，他留下的群治学社庶务位置，由李抱良（六如）接任。
群治学社自从成立的时候起。一直在等待起义的机会，等待到庚戌（1910年）四月，听说湖南闹水荒，饥民不但烧了巡抚衙门（三月初五的事），而且“湘中已全为革命军占领”（这是谣传），于是社员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积极动员，而且派了同志孙昌福负责运炸弹到四十一标。
当天，李长龄在黎元洪那里看到一封电报，是楚同兵舰从长沙打来的（那时候，黎元洪兼管在胡北的海军）。李长龄跑去，告诉黄申芗，认为长沙的民变已平，武昌不宜发动。黄申芗觉得很对。于是，大家决定了起义的事作为罢论。
不料消息已经走漏。官方宣布戒严，派宪兵来三十二标捉拿黄申芗。黄申芗翻墙逃走。官方而且封了《商务报》。群治学社经此打击，只得暂停一切活动。
《细说民国创立》五二、振武学社
三个月左右以后，同志们重新活跃起来。李抱良（六如）、黄驾白等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潘康时的队部开会，议决改组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加强组织的秘密性，公推杨王鹏起草社章。结果，成立大会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行于黄土坡“开一天”酒馆，通过社章，选举职员。社章在大体上与群治学社相同，所不同的是：宗旨改为“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职员除了社长、文书、会计、庶务、评议员以外，增加“标代表”、“营代表”、“队代表”。杨王鹏被选为社长，李抱良被选为文书兼庶务。
大会议决，本社的“干部会议”只有标代表可以参加，以免消息泄漏。标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之时，得指定一位营代表代他出席。社的月捐（薪饷的十分之一）由队代表收齐，交给营代表。营代表交给标代表，标代表在发饷日子的五天以内，汇送本社的会计。
各标的代表，事后推定为：
三十一标，江光国。
三十二标，单道康。
四十一标，廖湘芸。
四十二标，祝制六。
炮队八标，李慕尧。
九月九日重九节，振武学社举行干部会议于黄鹤楼的风度楼，各位标代表分别报告每标的社员人数，合起来一共有二百四十余人。
次月，黎元洪接到密告，一怒而开革潘康时的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之职。不久，杨王鹏、李抱良、钟倬宾、郑士杰也被开革。杨、李二人出营，在东厂口文昌阁住了些时。杨去湖南，其后帮助焦达峰起义，李去广东，下落不详。
扬、李走后，振武学社改选蒋翊武为社长，邹毓琳为庶务。
十一月，詹大悲筹得了三千元，创办《大江报》，每天两张，约了梅宝玑、黄侃（季刚）、田桐、居正、何海鸣、谢楚珩经常撰文。武汉的革命空气，又弥漫起来。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认为“振武”两个字太惹清吏注意，主张改组。社务也该多选若干职员，共同负责。
《细说民国创立》五三、文学社
于是，大家决定了把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章程，詹大悲是蕲春人，曾经在黄州府中学读书，得罪了学监，被开除，加入宛思演所办的“证人学会”，接受革命思想，跟着宛思演到汉口，在宛所办的《商务报》担任总主笔，其后接办了《商务报》，先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文学社的成立大会，举行于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地点是黄鹤楼的风度楼。所通过的社章，以“研究文学”为宗旨。所选出的职员，是正社长蒋翊武，副社长暂缺，文书部长詹大悲，文书员蔡大辅、王守愚，会计兼庶务邹毓琳，评议部长刘尧瀓。
各标代表，除了原有的三十一标江国光，三十二标单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队八标李慕尧以外，加推张喆夫为二十九标代表，张鹏程为三十标代表，马荣为工程第八营代表，余凤齐为二十一协炮工辎三队总代表。
文学社不规定每位社员必须每月介绍二人入社，但是社务的发展，比起群治学杜与振武学社来，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得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伪立宪给了人民以相当的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却在大计方针上处处叫人民失望，引起人民对革命的期待。
二月间，蒋翊武提议，加选副社长一人。结果，王宪章当选。胡瑛仍在监狱里面，不能担任文学社的职务，却对于文学社的事很关心。蒋翊武和詹大悲常去找他，把他奉为精神上的领袖，正如当年湖北军队同盟会和李亚东之问的情形。这时候李亚东久已被禁止见客，对于文学社已经无法过问了。
文学社的发展，可以举在第八镇马队第八标活动的情形为例。社方认为该标尚无同志，便公推章裕昆前往当兵。于是，由陈孝芬介绍章裕昆见八标三营左队队官钱葆青。钱葆青以前在日知会当过会员，虽则久已与革命脱节，却也对章裕昆惺惺相惜，把他收录。（章的革命背景，钱在知与不知之间。）
章裕昆有一个朋友熊楚斌，在陆军小学当学兵。通过熊楚斌的关系，章裕昆便结识了炮队八标的同袍黄维汉、黎瀛洲、文东明等人。活动了十天左右，章裕昆居然吸收了四十几位新社员。于是，公推黄维汉为标代表，黄冠群、文东明、萧志何三人，为一营、二营、三营的营代表。章裕昆自己，功成不居。
多数的社员，皆有章裕昆的革命精神。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在黄土坡同兴酒楼举行标代表会议之时，全社的社员人数便有了三千左右。比起去年重九节振武学社的人数（二百四十余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若干革命小团体，也先后全部加入了文学社：邱文彬等的“益智社”，王宪章等的“将校团”，邓汉鼎等的“神州学社”。（将校团，也是士兵与下级军官的组织，并非真正的将校。）
在四月十二日的标代表会议之中，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租赁小朝街八十五号为总机关，叫刘尧瀓与王守愚住在里面，帮助张廷辅经理日常社务。张廷辅的眷属住在楼下。
这时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已经失败，而四川保路风潮刚刚开始。文学社的同志，并不因广州方面的失败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终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与武昌藩库的大量银子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以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
文学社的领导同志，几乎毫无例外是投笔从戎的书生。秀才造反，本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了枪杆，毕竟不同。
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