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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礼部此时的心思基本都在这上面，要不是借着彗星和救灾的事，恐怕很难受到重视。
现在把李朝朝鲜的那点风头全抢了过去，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问题也随之出现。
很多人敏锐地察觉到陈建这群人在福建就开始和高寀等人拉关系了，彗星的事也是高寀用自己的渠道送到京城的，这事就变得麻烦了。
真正相信彗星是上天警示的，其实没有几个人，只不过是借助这个机会来达成各自的目的罢了。
虽然不信，不代表他们不能认为嘉靖十八年彗星之后召回内官的事不可以用在此时。
税监之类的东西，绝不是什么好现象，只能说是无奈之举，在地方上造成的破坏也的确极大，只不过确实能搂到钱。可如果仅仅是为了能搂到钱，千年文化与制度的积淀又有什么用？蒙元的包税制也能搂到钱，但对社会的破坏恐怕一点不小。
再者，矿监之类做的事，与西班牙在南美采白银的手段多少也有类似之处。也是徭役制度，征发徭役，只不过因为人口极多没有狠到七丁抽一而已，并非是想象中的矿井开采的问题。
采矿是门技术活，太监们想必还没有这样的水平，况且也没有那么多的雇佣的自由劳动力，并非是资本主义形式的，而一旦真有了那么多自由劳动力又要担心造反叛乱，矿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然而，藩王的土地不能动、士绅的土地是国策，这两者不敢动不能动动不了，也只能琢磨一些旁门左道。
养了几千万的猪羊，三方吸血，有两个吸血是“合法”的，另一种吸血也就会招致反对，实际上都不干净。
若是税监们敢拿士绅开刀，或可称得上大明之柱，然而他们没这个胆子也没这个能力，也只是另一种吸干血肉的寄生虫罢了。
都是寄生虫那也不必谁比谁高尚。
对文官来说，六年前皇帝重病的时候是他们最接近召回矿监税监的机会，可是首辅怂了，导致不了了之。
朋党之争继续，各种怪案频发，等了这么久终于盼到了京城大雨、福建西安地震、彗星降临的机会，这可是整整盼了六年的机会。
可这个机会却被这群人给破坏了，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其实这已经越界了，引起巨大的反弹和反感也是必然的。
本身流传出来的所谓国书上就有很大的问题，大九州的概念也是在挑战意识形态的底线。
如果处理得好，这最多也就是一个夜郎自大可笑至极的小趣事。但要是得罪了人，这就是目中无人不成体制，甚至可以直接驳回的。
陈健很清楚这么写会造成的影响，但他不得不这么写。
一方面他背后还有一群人，要是写成琉球安南朝鲜那样的朝贡表文，自己回国后分分钟被刺杀。另一方面狠病就需要下猛药，他是知道保守势力的顽固的，也根本没准备走上层改良的路子，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保守阶层接受了这个概念，就大有可为。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官员们对于这篇流传出来的所谓国书也是各执一词。
毕竟陈健是上杆子攀亲戚，一直攀到了商周时代，既不能说假，又不能证明是真的，殷地安否之类话听起来还是挺好听的。
而这门亲戚又没有法理上的争端，对于开国太祖也是充满了溢美之词，又说得国之正无过如此云云，这也算是亲戚的认同。
而且官员们也是一群喜欢谈论高尚和道德的人，既然谈到高尚与道德，官员们又不得不接受陈健等人在泉州救灾、备荒之类的事，总不好一棍子打死。
面上的事还是要过得去的，所以即便国书有些不太合适的地方，也还是混得一个虽非贡夷亦非逆种的相当不错的评价。
朝鲜国是孝子，日本国是逆种，夹在这两者之间，可谓不上不下，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往上，那就是远亲；往下，那就是夷狄。
只不过这八个字的评价整体来看正朝着不好的那面倾斜，而且是多方势力联合起来的反对，包括那些原本不太可能联合在一起的人，此时也联合了起来。
比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他本计划着靠着历法天文的手段来获取皇帝的认可，从而可以方便传教。靠着数学、工程学之类的书籍交好士大夫，只是为了最终目的的第一步，而也唯有如此才能迈出之后的几步。
然而利玛窦本身也不是个正式的天家，数学水平比起陈健派去北京的正牌的搞天文历法的还是要差一大截。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双方会面几次，也都知道了各自的水平，自然引发了耶稣会的恐慌。
天文历法是他们可以打开门路的唯一机会，比推测日食利玛窦自觉也就能打个平手，并不能占据全面的优势。论推算历法，这群人的水平也不低，测纬度和依靠一些天文记录的记载反推经度的数学水平也有。
更让利玛窦感到不安的是陈健手绘的一副大致的明朝地图，至少沿海地区山东半岛之类的地形画的那是相当标准。去北京的那十几人以为是陈健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利玛窦以为是这群人自己画的，因此出现了极为尴尬的场面。
尴尬之后便是愤怒，这群人持的是日心说的观点，而且颇有初级无神论和泛自然神论的观点。这是比异端更可怕的怪兽。
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中，论起科学水平此时也就属利玛窦最高。而陈健派去京城的那十几个先行者，都是靠着自己的关系和声望千挑万选出来的，各行各业都有，俱为一郡之俊杰，有几个又是跟着陈健接触了数年新事物的人，思辨水平也不低。
这些人人数又多，更是有心算无心，掐准了国本、内监、彗星这几件的机会，可以说一来京城就取得了比利玛窦活动多年还要巨大的影响力。
影响力太大，未必是好是坏，在利玛窦看来，这些人至少也能取得自己觐见万历皇帝那样的机会。
实际上他想错了，如果这是私人行为，或许真有机会觐见，甚至可以出任钦天监的官员也未可知。然而这群人不是私人也不是教会，而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正使还远在福建海外，不管怎么看都没有直接觐见的可能。
若论礼物，利玛窦靠着一些精巧事物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夸赞。可这群人带来的礼物比他自己携带的可要多得多，而且论起精巧来更是不低……
可以说利玛窦此时感觉，这是他来中国之后面临的最大危机。本身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想要立足就很难，这个国家从汉末五斗米和黄巾起义开始，就对宗教这东西防范极严。灭过佛、贬过道，至今白莲还在闹。
这群人又不谈宗教，只是祈求贸易，靠着庞大的财力支撑又在泉州救济灾民，而且根据泉州知府送来的消息这群人很知道进退，救济的时候也都打着大明官方的旗号，并没有任何不法之事。这一点就是利玛窦比不了了，而最大的依仗天文数学更比不了，可以预见危机之深。
……可以说，这一次闹出的轩然大波得罪了太多的人，固然声势浩大引起了许多震动，可也埋下了被人反对的伏笔。
但这一切不确定的因素，终于在七月中旬变得清晰起来。
御马监提督太监刑洪出面，邀请在京城的这些人带着火器和燧发枪的演练之法，前往沙盘之中教授近侍使用操练。
同时，所携带的一些礼物也需要在内官面前演练，以便这些内官能够学会后呈献给皇帝……
第六十九章 外交
这些人当即拆箱，除了火枪之外的各色礼物也都一一准备好。
太监自然是不可能没有命令直接来找这群人的，而即便有了命令贿赂的钱也必不可少。
御马监的太监们见这些人出售阔绰，给的极为大方，还有很多稀罕之物，也没有露出什么鄙夷之色，极为欣喜。
在来京城之前，陈健就告诉这些人，一定要学会贿赂，并且拿出了足够的贿赂的经费。
太监爱钱，除了钱之外他们估计也没什么能爱的东西，只不过未必非要是金银，一些稀罕的器物比如借用佩之宜阳事的鹿蜀为名的斑马皮，更是了不得的礼物。
陈健很确定万历皇帝也会喜欢斑马皮的，这是个好寓意。
因为大臣们总是给皇帝讲子孙越多越长寿的故事，皇帝对此而相当迷信极为相信，佩之宜子孙的鹿蜀皮又不是什么补药容易出事，取得又是《山海经》中的故事。
早在几年前沈一贯当阁老的时候，就整天忽悠万历，说是“多子多孙，方称全福”。
除了太祖和成祖外，剩下的皇帝大多短命。而沈一贯又说你看太祖有二十五个儿子一百二十一个孙子，成祖有四个儿子二十一个孙子，他们都活了六十多。
对于长寿这种事万历还是很在乎的，也可能是万历这时候生娃已经有些困难，所以沈一贯又打了补丁，说是不一定非要是儿子，孙子多也可以长寿，并且鼓励太子福王可劲生。
虽说都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比起的性命，终究还是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如果此时能够进献几张宜子孙的鹿蜀皮，皇帝必然欣喜，指不定还要规定儿子们晚上办事的时候一定要在斑马皮上面。
陈健搞得这些东西，可以说都特么是幸臣、太监们擅长的，然而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条捷径。
葡萄牙人文化水平不高，虽然在莫桑比克有殖民地，但估计没看过山海经，也完全搞不懂皇帝喜欢什么，更不可能琢磨着抓长颈鹿、斑马之类的东西做礼物。
荷兰人文化水平更次，拿欧洲那些处理外交的方式与大明交往，动不动就弄几条破船做武力威胁的样子，实则根本没这实力还惹人厌恶。
这一点上陈健还是占据极大优势的，几年前利玛窦觐见的时候也无非拿出些自鸣钟之类的玩意，陈健手中的好东西可比自鸣钟之类的多得多。
这件事也算是一个态度，群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从福建而来的两篇奏章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封是福建道御史方大美的请求蠲免救助。
“……这两年福建年年出灾祸。先是地震不平，又是狂风肆虐。”
“因此臣请求蠲免四样。福建的漕粮、条鞭、叠税、存留这四样都请求免除。”
“臣又请求两条救助，首先要救助那些无可依靠的人，其次要救助那些明年还要干活的人……”
到此为止，这是极为正常的一封奏章。但在这之后的内容，就和以往大为不同。
“这一次福建受灾，以泉州最为严重。但是较之数年前的大灾，泉州的死亡人数反而下降了。”
“一方面是因为那个自称极西之国的人运来了稻米，帮助平稳了米价，让一些奸商不能因大灾而得益。”
“另一方面，这些人教授了番薯种植的办法，而且运来了大量的番薯作为种子。”
“这两件事，都是卓有成效的。所以，臣有两条意见。”
“如今外出贸易的商船极多，而安南、暹罗等地俱产稻米。福建地稀而人广，灾祸又多，所以可以适当见面外运贸易的稻米的税银，并且将每石一分银的税费固定下来，不要要税监高寀等人滥收。如果可以强迫那些出去贸易的船都携带一些稻米，就可以保证福建等地的粮价。福建本身也不是鱼米之乡，并没有米贱伤农的危险。”
“而番薯之事，如今已有成效，亩产众多，可以充饥，味道甘美。泉州许多饥民以此为生而不死，这是十分适合推广的备灾粮。”
“那些极西之国的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番薯的推广本来有两大难处，但这些人所作的《番薯备荒法》却可以解决。”
“第一难处是插秧之法，难以长大，以致秧苗横生。这《番薯备荒法》中说，可以让人手持竹竿，每隔几天就将番薯的秧苗翻弄一遍。这样不能近土，也就不会扎根。”
“第二难处是在北方的贮藏，《番薯备荒法》中说，可以挖掘地窖以贮藏番薯，尤其是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天旱无雨，贮藏窖中不会腐烂。”
“大灾之后，种植米麦都来不及收成，唯有番薯却不用担心，三个月就可以收获，而且秧苗也可以充饥。”
“如今江南有冯夷肆虐、北方有旱魃为乱，若是能够在灾区推广，这正是彰显陛下仁心。”
“我已经命人在福建种植番薯作为种苗，请求同意在北方一些灾区推广，可以用海船运送过去……”
这篇奏章一到京城，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正所谓来得好不如来得巧，不久前叶向高刚刚陈述了此时全国南涝北旱的灾情，这时候这篇奏章自然是有了不同的效果。
另一封，也是从福建送来的。
先是说了一番倭寇的事，又说到倭寇这几年又在到处闹腾，海波未平实在是一件祸患。
“如今福建不止是倭寇，还有红夷、和兰、吕宋、倭寇这些人，而且又多出了个自称夏国的新夷，这些人到底应该怎么对待？是区别对待还是一视同仁？这是需要陛下定夺的。”
“以往的时候，水师有大船和快船。对付倭寇的时候，靠大船驱逐、靠快船追击，这本来是我们的长处。”
“但是现在倭寇却学我们的手段，他们的船也变大变快了。”
“有人说，这一定是因为国朝的奸民私通他们，才把这些技术传播过去的，所以请求严厉禁海。甚至希望将倭寇、和兰、吕宋、夏等国一并视之，因为倭寇也一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臣以为通倭的奸民之所以络绎不绝，禁绝不能，是有原因的。”
“如果想要彻底禁绝，只能是片帆不得入海，一定要渔者贾者及市籴者一切禁绝才行。”
“只是福建山地多而耕地少，很多人都是依赖出海贸易或是捕鱼为生的，这是他们的生命所系，所以没有办法断绝。”
“如果让乡里严厉地实行连坐法，只要发现出海的就连坐，的确是可以制止的，但是祸乱也是出现。”
“那些生在内地却漂流出海的人，本来已经犯了大忌，但是他们心系故土仰慕陛下的圣恩。一旦连坐禁海，这些漂流在大海上的人恐怕再也不会回来，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会去帮助倭寇，甚至加入倭寇。”
“福建靠大海为生的，在泉州和漳州有数万人。一旦禁绝大海实行连坐，这就是数万的倭寇，所以万万不能禁绝。”
“的确，有奸人私通倭寇，并且与倭寇进行贸易。但是除了倭寇之外，这些商人也前往吕宋等其余的地方。吕宋就是三宝太监当年下大洋的时候去过的地方，这都是有记载的。”
“每年从漳州前往吕宋的船有四十多艘，带回的军费银两有四万多，养活的人更多，这是有利的好事。”
“虽然吕宋之前有屠戮我子民的事发生，但是一方面是那些人咎由自取，另一方面吕宋酋长也送还了钱物并且知道天威的可怕。所以，对吕宋人和倭寇不能同等而视。”
“除了吕宋之外，如今又多出了一个极西之地的夏国。他们在泉州大灾的时候表现了仁义之心，实在是仰慕中华的文化，而且请求派遣一些精通圣人之言的生员前往夏国，以教化他们，这又是与吕宋、倭寇更不相同的。”
“如今他们请求朝贡，又请求在淡水停靠，遵守大明的法度，不敢靠近大明的海岸，所以我便允许他们暂时在那里停留，他们也表示不会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
“他们每年愿意提供三千两的白银作为租用停靠的费用，并且希望陛下能够派出官员去淡水，建立孔庙、教化生番。”
“如果能够与他们贸易，一方面他们会帮助我朝打击福建一带的倭寇，毕竟他们也不希望倭寇劫掠他们的船只。”
“另一方面，他们的国家距离这里三万里之遥，所运来的人也不过数百，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是与倭寇大大不同的。”
“再一个，他们的大炮和火器犀利，这也是我们可以购买用来防备和威慑四夷的。”
“在这些之外，还有一件事是臣必须告诉陛下的。”
“这夏国在日本国之西，距离日本国更近，而他们那里盛产硝石、钢铁、枪械、药物等倭寇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又是我们所禁止出售给倭寇的。”
“如果拒绝和他们贸易，并不会影响到他们跨越大海直接和倭寇贸易，这是我最害怕的地方。这样一来，恐怕当年的关白之事又要重演，朝鲜之乱再现。”
“我们拒绝和他们贸易，恐怕他们怨心四起，以致资助倭寇。就算他们不在我们的沿海，却可以将倭寇需要的货物从他们本国运过去，这是极为不妙的。”
“如果礼部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教化谕之，让他们不和日本国进行贸易，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功劳。”
……第一篇奏章只是关于救灾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但也算是帮了陈健一把。
而第二篇关于是否禁海、与夏国贸易的事，则是一件大事是礼部官员从未接触过的、真正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