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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但深层次是不是也有对土地归属的担心，以及讹诈和无赖的动机呢？”
耐心地听着栾实说着话，刘唐子示意超波停车，招呼齐天翔和栾实下车，指着不远处的几栋高楼说：“看看我们的新农村，土地问题之后还有住的问题，新农村建设在这里成了利益重新整合的口实，划庄并村看上去很美，让农民住上了高楼，享受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质量，可住进高楼的农民农具怎么存放？住的离承包田越来越远，下地怎么办？这些都没有细致的考虑和研究，一窝蜂地上，一窝蜂地搞，结果出力不讨好，还是走回了老路，把宅基地又还给了农民。其实这样做的目的不复杂，就是想利用农村的宅基地搞连片开发，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这种伤民伤财的蠢事还少吗？”说着话加重了语气说：“这几栋高楼，农民只住了不到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商品房和县城拆迁的过渡房，很多农民又搬回老村去住了，这样也方便下地干活，结果是新农村没农民，老村拆不了，回耕也成了一句空话。”
“其实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没有，剔除农民头上的盘剥者，让农民自己决定土地的归宿和归属，说来可能缺少觉悟，但却是能解决农村根本问题的出路，那就是农村合作社。其实这是很简单也很实用的一种方法，土地种什么，怎么种，靠单打独斗不是谷贱伤农，就是盲目种植，只有利用农村合作社的集中力量，解决一个很小区域农民头痛的种难、卖难的问题。农村合作社是服务性质的组织，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不盈利、不盘剥，完全自由、公平，以农民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这样形成的合作组织和由此建立的集体农庄是不是才真正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改革的初衷。”超波下了车，不失时机地插话说。
“你还别说，这还真是很新颖的想法呢。”齐天翔满意地看着超波夸奖着，回过头对刘唐子说：“这想法够大胆，说不定还真是农村今后的方向呢？”
“他们在乡镇派出所工作，天天接触这些事情，议论的也比较多，其实有一些乡镇已经开始尝试农村合作社这种模式了，只是没有成熟，还不敢对外说。”刘唐子欣赏地看着外甥，言语中不无夸奖的成分，“咱们是进村转转，还是回家吃手擀面。”
“不看了，回家吃饭，吃完饭回老家。”栾实扭头向车里走去，引得齐天翔和刘唐子都忍不住会心地笑了起来。
面包车调头回去，路上刘唐子又打开了话匣子，“说来也奇怪，每一任领导都要显示自己高出前任之处，这除了我们组织部门用人考察机制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官员自身的政绩冲动问题，以及个人的那么一点私利在里面，每年起几栋高楼，修几条街道，看上去确实很明显，很醒目，但城市的下水管网却年久失修，淤积严重，甚至几十年前的管网还在使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扩大的需要，一到雨季就成了水城，这些顾了面子、露了屁股的事情不是普遍的个例，该怎么解决，其实老百姓不需要这些面子工程，更不需要城市的日新月异，更不需要城市像个大工地，整体生活在建筑垃圾和烟尘之中，他们需要简单的生活，需要安全的生活，需要碧水蓝天，这些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也是必须提供的。”
“对于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过去讲管的太严，也在却是管的太松，似乎分灶吃饭就是谁也不管谁，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还有一个大家小家，大河小河的辩证关系问题，现在却只看经济增长数字，只看表面的政绩，只要有发展，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管，比如地方政府发债的问题，怎么管控，怎样防止投资冲动，特别是怎样防止投机和与民争利，这不是上级政府应该考虑和管控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哪些是要靠举债建设，哪些是要靠财政资金投入，不是应该有效界定吗？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政府举债投入，产生的效益能不能还上高额的本息，这不需要考量政府的举债行为和动机吗？政府靠债务发展和建设，本身就存在着发展的误区。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盲目地不顾实际地建设冲动，以及投机冲动，这样的先例一旦普遍化，上级不监管，同级管不着或不敢管，政府违约责任谁来承担？造成的危害谁来弥补。不管的后果除了未来的管不了，就是没法管了。”栾实忍不住又插起话来，不说他生气，说了更生气，“现在的某些官员，越来越像古代的能吏，捞钱和变相盘剥的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与民争利，伤民取利，似乎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某些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好像都是针对老百姓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使得很多孩子上不起学，医疗制度改革使人看不起病，住房制度改革使老百姓住不起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使养老成为老百姓的心病，似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针对老百姓，都是与百姓的利益对立起来的。更有甚者，政府借土地和各项惠民工程敛财，煤、电、暖、气、水，这些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和部门，涨价成了永恒的主题，煤价涨了，电价在涨，煤价落了，电价还在涨，价格联动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又是怎么实施的，这还不包括某些权力部门的乱罚款、乱检查、乱处理，这些乱政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老百姓不心存疑惑吗？政府成了挣钱的机构，除了税收，还要各种形式的投资投机挣钱，那么这些钱都到了那里，不该问一声吗？财政供养的政府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搞面子工程吗？中饱私囊吗？那么百姓是不是会说，要政府干什么，多一层盘剥得利者吗？”
“抑制政府投资投机冲动的同时，更要明确政府的定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管理，是服务，因此财政供养人员就要大幅的减少，解决这些问题近期可以采取合并、整合职能的办法解决，远期就可以大范围地缩减机构和人员了，廉洁高效的政府，首先应该是职能规范，分工明确的机构，其实说白了就是简单的扩省撤市升格县，原本中央之下省、地、市、县的架构，只是介于通讯、交通、管理手段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建国之初还在乡镇之上设立区级机构的，后来逐步取消了，原因很简单，管理方式上去了。可省、地、市县的架构却保留了下来，现在省派驻机构的行署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各市都设立了人大工作委员会，代行地方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架空了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管理权限，也就无形中使政令难以直接下达到基层组织，这是很吓人的现象，中央管不了地市，省委管不了县区，怎样体现举国一致、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当然隐患是有，分裂和颠覆的可能性没有，因为军队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分化，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和欠发达地区中西部，话语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经济渗透和控制不是不可能。因此裁撤地市一级机构刻不容缓，这样既可以减少机构庞大和冗员过多的问题，减少财政供养压力，也可以保证上下级的政令畅通，管理不出现梗阻。其实随着现在通讯、交通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地市一级机构还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部分县级市和重要的县都逐步省直管了，不是也架空了地市级政府了吗？部分县级市人大的决策和地市级人大决策冲突，不是人民利益打架吗？而且现在电话、手机、视频会议、网上办公，交通有高速公路、高铁、飞机，几个省的距离都一天打来回了，省到县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在机构裁撤的基础上，强化条块管理也是必须推行和实施的策略。就拿银行为例，现在的银行为什么那么牛，不给地方政府面子，一则是指标考核由上级行负责，地方政府没有发言权，二则银行自身发展所需，只有游离于政府管控之外，才能按照自身特点和规律发展。再比如地方政府，为什么老老实实听命于上级政府，除了考核机制外，帽子的发放也在人家手中，可以发给你，也可以随时摘走，人大能控制了吗？不能。职能部门的很多执法和管理职能，很多是与地方政府利益相违背的，也是有矛盾的，但在管理和地方利益面前，很多职能部门屈服了，尽管有国家赋予的法律法规在，但经费和帽子却在地方政府手中，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法大权大的问题，这就是地方保护的根源，执法部门不但不能公正透明执法，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原因何在，监督管理说到底还是帽子问题。拿走了任免权就拿走了决策权，管理到不到位，执法是不是合理适度，不是地方政府评判，而是事实评判，法律评判，这不但可以避免牛奶河没有污染，矿山开发不影响环境之类可笑事件的发生，也能真正为城管正名和松绑，否则实惠政府职能部门得了，难管难办的事情城管办，让城管得骂名。这样其他的好处暂且不论，就人员超编、临时工问题泛滥、三乱难除、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的问题就能引刃而解，罚没款项一律上缴，经费和编制上级部门决定，没有了按比例返还或超比例返还，谁还干吃力不讨好的事。人事经费都与地方政府脱钩，干部定期轮换，谁还卖你政府面子，上级只管钱、权、事，尽职者褒奖升迁，不尽职者责罚摘帽，违法违纪的交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处理，这样是不是能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真正在转变职能上、服务百姓上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栾实一口气说下来，很清晰，很流利，似乎也是经过了充分思考的想法。
“这想法大胆的有些出格，小心打你一个分裂政府的帽子。”刘唐子调侃地说，引发了车里人一阵哄笑。
“扯淡，乱政，乱象都不算分裂，我这肺腑之言算得上分裂。”栾实不服气地说。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这样的社会现实绝对不是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也不是我们人要给人们的福祉。”齐天翔深深地叹了口气，忧虑地说着，这一上午的心绪很乱，很复杂，也很矛盾，究竟为什么，自己也说不很清楚。
刘唐子老伴的手擀面的确很不错，而且不但有手擀面，还有很丰盛的菜肴和酒，但想着下午可能有的事情，都没有放开，好像都在赌着一口气似的，但却谁也没有挑破。
吃饭的时候，小王就开车过来了，毛病不大，很快就修好了。饭后栾实就回去了，上车时用力挥了挥拳头，像似鼓劲，又像是下决心，那一刻齐天翔突然感到心里一热，竟有了些许莫名的感动。
第四十二章 心仪往事
“天翔，你在哪儿打电话呢，你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偏头痛的毛病这几天好点没有？晚上休息的怎么样。”一连串的问话急促地传来，声音虽然依旧柔和绵软，但却显得急切，而且微微有些颤抖。
这也是齐天翔最爱听，也最听不够的声音。
“我很好，身体也好，都好，你放心。”小丽的声音让齐天翔微微觉得有些歉疚，这是他出来后第一次给小丽打电话。以往出门他们几乎是天天要通电话的，这是在学校时就形成的约定，每周至少通电话三次，通信一次，结婚后写信这节就免了，但电话却是每两天必须通一次，而且必须是齐天翔打给她，理由有二：第一，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不方便打扰。第二条理由就有些撒娇的成分了：男人就得主动给女人打电话，这是对女人的尊重。出来后，晚上吃饭前他给阎丽打了电话，报了平安，事情出来后这两天弄的焦头烂额的，而且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但却忽视了阎丽的担心，你想事情都传到沸沸扬扬了，阎丽能不知道吗？还是应该早些打打电话，以使阎丽的担心少一些。
“我这边很好，你不要担心，给爸也说一下，让他别担心。”片刻，齐天翔定定神，柔声说：“过几天，就是老爷子八十大寿了，估计我这边够呛，还得你和小亮回去了。”
“这你就不用管了，这几天我正准备这事呢。”闫丽柔柔地说：“原本想打电话跟你商量商量来着，可你一下去就忙得很，只好自己拿主意了”
结婚之前，齐天翔终于把闫丽带回了自己的老家。
得到小丽一家的首肯，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很多，结婚之前的日子，齐天翔把阎丽带回了老家，这个生他养他的河边小城。
对于回家看父母，小丽是充满了期待的，五四活动之后、尤其是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后的每个寒暑假，阎丽都吵着要回他家看看，丑媳妇也要见见公婆，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每次他都找借口婉言拒绝了。不是你也参加工作了，校团委是正常工作机构，不上班怎么行。或者是我这次不直接回家，要先到几个县市搞搞调查，等些日子才能回家，总之竭力回避这些事情，其中原因也实在说不清楚，或许是怕拉了回家，老父母一见欢喜中意，那结婚的事情就迫在眉睫了，不考虑都不行，或许是家里想让他毕业后回家工作，会让小丽选择一起回来，而与小丽接触不久，真没有把握小丽会放弃北京或河海省会城市河州，来西部偏远小城当教师。他还真怕就此失去小丽。
家里当然是想让他回去工作了，他可是小城这么多年来出的第一个硕士高材生，当年他以全市高考状元的成绩被首都政法大学录取，教育局可是敲锣打鼓地为他家送过喜报的，当时是全城轰动的。至今想来还仿佛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学什么的并不重要，只要是高学位就是人才，而只要是人才，政府部门当然也优先选择了，所以回到小城进机关是肯定的。小城的闭塞，在他们心目中，最大最荣耀的地方就是机关了，在哪里工作无疑就是跳龙门了。
他知道小丽是不会来小城工作的，不但是小丽，他也注定不会回来工作，导师希望的是他能硕博连读，而国家花费那么大精力财力是不会为小城培养一个小官僚的。
这样拖了很久，直到见了阎丽的家人，得到首肯后他才下决心带阎丽回家看望父母。
小城虽小但却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尽管地处中西部却得益于特殊时期的三线建设，国家有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工、机械、军工企业，整体从东北搬迁内地，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地广人稀的西部，开始了新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应该说国家的战略西移是非常高明之举，一方面解决了重要产业的战略转移，有效规避了因可能发生的战争给国民经济带来的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产业的大举内迁，缓解了东部，特别是重点区域的人口压力，此举不但解决了大批人员的吃饭问题，而且也给西部广大的土地带来了工业革命的生机，解决了西部土地荒芜、人员稀少、生产力低下的问题，也解决了西部发展的问题。产业转移带动人口转移，人口转移带动区域产业转移，区域产业转移带动了生产力方式的改变，可谓是一举多得。
齐天翔的父母就是产业转移从河海省过来的，工作在一个机械厂，是为国家保密工业生产相关精密零件的，厂子很大，光工人就有一万余人，带上家属足足有将近五万人，难怪有人戏称厂子的厂长是兵团司令，尽管是戏称，但机械厂的厂长的确是师职转业的高级干部，而且企业规格很高，隶属于国家二机部，生产和运输都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厂子始终是军队称呼，除了厂子一把手叫厂长，车间到班组都是团、营、连、排、班的编制和称呼，后来很久才有了主任、工长这样的叫法。
企业的规格很高，而且隶属国家部委，与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的关系，由于规格远远高于地方党委政府，并且没有接受地方党委领导的部署，很多事情是不必要与当地沟通的，相关的物质供应都有国家调拨，与地方交往很少，企业领导人上北京的次数比市委都多。
这是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个怪胎，企业行政化的缘由是企业的国有化，而早期企业的建立大多是接管、接收、改造而来，有直接接管的旧中国的官僚企业，有接收的外资遗留企业，有改造的私营企业，还有前苏联援助建设的企业，因为所有这些企业都有着军管过渡的痕迹，况且大多企业都是军队干部任职，所以免不了管理体制上的穿衣戴帽，什么规模的企业由什么级别的干部担任。另外，由于解放初期政府框架和工业体系同步建立，而战争的同步发展使得工业生产紧密关系到军队的建设发展，因此在干部配备和管理上都采取很高的规格，使得两条体系的建设企业规格高于政府规格，而且垂直和条块管理的长期延续，使得企业规格常常高于当地政府，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供给，使得企业对驻在地政府的依存度相对偏低，而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要依存企业解决城建、卫生、教育、就业、物资、供应等工作，因此政府、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