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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样板戏为我们塑造的一批女性形象，没一个“反面人物”，一律的光彩夺目。吴琼华、柯湘、江水英、方海珍、阿庆嫂、李铁梅、小常宝……个个都不是男人的传统文化所规定的角色。撇开因剧情需要套在她们头上的政治信念不说，就很符合女性主义者的定义（好在女性主义者们也并无统一的政治信念）。
作为一种典型的女性文化，样板戏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男人。男人们见了柯湘、李铁梅、阿庆嫂一类的女人，大抵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念的。只有喜儿（白毛女）例外。土财主黄世仁对她进行性骚扰，结果被捉起枪毙掉了。
而样板戏的男人形象，不是脂粉味很浓，便是孩子气十足。或者更确切些说，与女性（尤其是动辄“批判之”、“炸毁它”的“女性主义者”）相比，看不出什么“性差”来。明眸皓齿，皮肤白皙光铴，红扑扑的娃娃脸，感情细腻缠绵，泪花闪闪，见了长辈及当官的即作娇憨状、扭捏状、羞涩状、绕膝承欢状……凡此种种，不仅不恶心，反而成了审美男性的标准。
然而在对男性的精神阉割上，中国传统戏曲也并非没有担当过十分吃重的角色，而坐视革命样板戏专美于后。京剧为“北派”戏剧的代表，其最大的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派”戏剧的代表越剧则恰恰相反，是女人扮男人。不论哪种扮法，都为削减男人的雄性荷尔蒙作出了重大贡献。
鲁迅曾描述国民沉湎于梅兰芳式的表演：男人看到的是“扮女人”，女人看到的是“男人扮”。其实例并不尽然。男人对于女人的细致入微地诠释和惟妙惟肖地模仿，自有其魅力与趣味，甚至亦不妨有它的艺术价值。问题是，“男人能够扮女人”，并且“男人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更够味）”这一事实，在积弱与病态的文化背景下，早已超出一般的观赏意义，为大众所接受、认同、着迷，以致竞相效尤、推波助澜、蔚为风尚。所谓“戏台小社会，社会大戏台”，真是一点不假。四位男扮女妆的专家——“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得以“雄踞”国剧艺术的峰巅。
女人扮男人，虽远不及男人扮女人的成就辉煌，但也可圈可点，别有一种风韵。除少数挂须的老生之外，大多为儒雅白净的相公。他（她）们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既男又女，雌雄莫辨；而且成天与豪门的小姐、丫环混在一起，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汗巾子上一把诗一把血一把泪一把鼻涕的，卿卿我我凄凄惨惨切切。偏偏又是这种孱弱的软蛋能够金榜题名，做上大官儿衣锦还乡。久而久之，民间逐渐形成一种概念：他（她）们即为男人出息的典范，——“大丈夫”当如是耳！
一般人念叨着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只是被人们强调得够多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女性文化自有它不可摇撼的地位，尤其是世俗文化。可以说越世俗，女性的色彩越浓。即以最受国人尊重、影响覆盖面最广的神——观音菩萨而论，就是一位女同志。其实“她”以前在印度本是个男的。侨居中国后，为了增强在民众中的亲和力，以适应普渡众生的需要，毅然做了变性手术。果然深入人心。解救苦难，求生贵子，祈保平安……总之事无巨细都去找她。民间的烧香拜菩萨，显然比“临事抱佛脚”更为盛行。
她的老师释迦牟尼先生，几经反思，才算悟出“青胜于蓝”的道理，只好也向她靠拢。虽久经香火熏烤，却日见细皮嫩肉、眉清目秀、体态丰腴，还翘起了兰花指，终于以一副“男人女相”，进驻中国老百姓的心灵。当然比起他那位彻底女性化的弟子，犹逊一筹。
女性在中国神话中的位置，并不因“重男轻女”而稍减，是很奇怪但又无法否认的一件事实。有人（例如童文）为“某些现代知识分子”忘记并且难以接受“我们共同的母亲——女娲”而愤愤不平。但她们却“忘记”了做一项调查，在“
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到底是不记得“女娲补天造人”的多呢，还是不记得据说由三国时的文人发明的“盘古开天地”的多？她们同时还“忘记”了，如果没有包括《封神榜》和《红楼梦》的作者在内的“文人的发明”和记载，作为同样是“
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又到哪里去搜寻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的”那个“子宫”呢？
恰恰是，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未能“脱离我们的子宫”。女性们在强大的夫权及父权压迫下，几千年来顽强地坚守着她们建造的另一种体系，形成男子社会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她们一直没中断过积极的地下活动——在帷帐后、在枕头边、在锅台旁，尽一切可能施展和渗透她们治家治国的影响和权力。当制衡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她们就索性发动“政变”，走到前台直接支配甚至取代男子的地位。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佼佼者如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分别出现在中国最强盛的三个王朝（汉、唐、清）的初期、中期和末期，主宰政局都多达数十年。所谓“牝鸡司晨”的功过，自有学者们评说。女人是不是“祸水”，本文也无兴趣去探讨。这里想说明的只是，女性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既非姿色亦非名位，而是她们的“子宫”。
道理很简单，姿色会衰退，名位则干脆掌握在男人手中。只有“子宫”才永远属于她们自己。无论出于理性抑或本性，她们都应该而且也确实倾尽全能去增强它的张力与韧性，夸大“子宫”的独创神话与孕育意义，无限制地扩展它的空间与时间的包容量（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好像也不能免俗），以达到网罗一切的目的。
这是“父系社会”取代更为原始的“母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失去乐园的女性所作的抵抗和报复。只要男权还存在一天，这种抵抗和报复就不会消亡。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中国旧式家族体制和社会形态的缩影。如果这种说法不错，我们看到的正好是一幅女性化社会的完备图景。贾府的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得围绕和凭借着女性的操纵来运作。从它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和手握实权的王熙凤，到各山头派系的代表人物，以及在“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间互相走动的老少亲戚，乃至维系贾府基本生活方式的大大小小的老妈子和丫环们，清一色都是女性。男人却个个愚蠢可笑，丑态百出。不是被女人所支配，就是为女色所诱惑，不是惧内，就是畏母。
贾氏家族固然以“荣国公”和“宁国公”这两个由男人世袭的爵位为栋梁，但实际上它们早已摇摇欲坠。之所以尚能维持暂时的表面的繁荣，靠的还是一个女人——元妃。如果没她在宫里撑着，所谓“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倾刻即可土崩瓦解。后来元妃一死，果然便被抄了个底朝天。
有论者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这一形象，代表了中国男性“阳刚的堕沉”。不知他们是不记得还是忽略了，其实打从娘胎里起，他就没有“阳刚”
过。他住着大观园，成天混迹于闺房，吃吃胭脂，耍耍脾气，斗斗心眼，看不出跟那些钗裙粉黛们有什么区别。他的毛病倒并不在于怎么的女里女气，而是“长不大”。换句话说，也就是始终走不出“子宫”，总离不开姐姐妹妹的簇拥、疼爱，离不开众多丫环的陪伴、伺候，离不开母亲和祖母的呵护、娇纵。他能够这么“不像个男人”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个男人。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地看一看，传统式的中国男人究竟是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成长的，以至于他们当中的觉醒者都不得不自认“阴盛阳衰”、疲弱无能，自认“孬种”、“尿脬”、无奈和无赖？
他们从一生下来就被规定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且是处于长辈及朋辈监视督察下的这种工具。性交只是生殖的需要。从传统伦理到中医学说，都把“房中之乐”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脏事、丑事。纵欲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阳萎则是道行最高深的表现。
他们的童年不外乎这两个极端——祖母式的呵护或严父式的管束。倘若二者兼备，效果便更佳。他们得既擅长发嗲、撒娇甚至撒泼，又善于假扮少年老成、乖巧内秀，目的自然是为了讨“大人”们的一个夸赞。
他们规定了女人的生活圈子，自己又被这种圈子所规定。他们必须习惯和周旋于姑嫂、婆媳、妯娌（以前还有妻妾）之间的矛盾纷争，或多或少学会像女人那样嚼舌头、管闲事、包打听、使心计、挑是非，并把这一套照搬到“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中去。
他们必须尊崇祖制，尊重活着的或是死去的长辈。无论自己年纪多大、地位多高、知识多丰富、成就多辉煌，在长辈面前“永远只是孩子”。他们俯首，他们跪拜，他们匍匐在老人或权贵脚下，模仿蜷缩在子宫里的模样，以示自己的软弱、柔顺。强悍、锋芒毕露为人忌恨；表面的谦和受人推重。
他们虚伪，假惺惺的；他们阴柔，深藏不露（谁露了就不是好汉）；他们“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他们缺乏逻辑训练，而擅长“形象思维”，他们常依赖于直觉；他们猜疑，“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不敢大胆展现真实个性，宁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
他们拉关系，讲义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不想靠自己。他们的宗派往往建立在女性化的情感基础上，而不是凭借理性的纽带来维系。他们把好朋友称作“哥们”，——大家亲亲热热，情同手足，以便一道重温共享同一个“子宫”的情谊。
中国王权的悠久、神圣与至高无上，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但中国的君王，却藏在深“闺”人未识，整日与人数庞大的太监和后宫为伍。举目四望，只有自己一个男人。耳濡目染，尽是莺声燕语和扭捏女态。不用说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局限，那些后妃宫女们的见识抱负、修养情趣，自然不可与现代女性主义者相提并论。她们对于“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整体上显然不会产生什么良性影响。
后宫政治（或称“内眷政治”）和太监政治（或称“褓姆政治”），正是这种病态的女性化环境的必然产物。
一个民族的阴盛阳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正如精神和肉体的阳萎，是男人的悲哀，同样也是女人的悲哀。走出“子宫”，脱离幼态人格，更不止是男人才要完成的任务。在软性的市民文化流行的今天，光是恨恨地骂几声“操你妈”，也丝毫无济无事——顺便提一下，这句国骂，现在越来越流行于时髦女郎之口。可见“操”本是虚的，“你妈”才是实的。中国的女性化，从这里亦可见一斑。
细说南北
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北之争。这种争，在大分裂时代，是对峙，乃至战争；在大一统时代，则主要为文化的竞争与冲突。
〃南党北党〃与〃京派海派〃
清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曾向顺治皇帝说明南人北人的差别：〃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南人文章做得好，行为却不一定如其文章一样好；北人文章做得不怎么样，为人却稍善。他建议开科取士：〃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地道的北人，讲出这番看去不偏不倚的话，以显出自己超然于当时甚为激烈的〃南党北党〃之争。三年以后，冯铨的政治对手、南党盟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名夏，因为讲错一句话被检举揭发，处以绞刑。
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固然是一种不错的用人政策，但到底是取〃优于文而行不符〃的南人，还是取〃短于文而行或善〃的北人呢？冯铨没说。1646年，他受命主持清朝入关后第二届科举考试，373名新科进士中，北人就占了365名。显然在他的心目中，〃行或善〃要比〃优于文〃强多了。既如此，又何必开科取士，进行道德考察就可以了。
北人的〃行或善〃，也值得推敲。即以冯铨本人为例，行迹就大为不善。他在明朝做官，投靠、谄事阉宦势力，栽赃残害东林党人，主持编纂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成为大太监魏忠贤的两大帮凶之一。清军入关，他应召进京为官，带头响应剃发令，全家都改穿满服，还向多尔衮表白：〃一心可以事二君，二心不可事一君〃。有才无德，恰好成了冯铨自己的最大特点，为后人嘲笑。康熙皇帝恶其名声太臭，下诏削去他的谥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曾有〃京派〃与〃海派〃的讨论，鲁迅因作《北人与南人》一文：〃北人的鄙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里，也是被征服者。〃作为〃海派〃也是南人的鲁迅，对北人优越感的挖苦简直是入骨三分，不过现在看来有嫌偏狭。其实南人的鄙视北人，在中国也是有传统的，可谓是相互鄙视。东晋时，南方士族瞧不起南渡来的北方士族，言谈文字中常有不敬之语，把北人叫作〃伧鬼〃。
岂止南北，各地居民那种对外乡人的鄙视、嘲笑甚至作弄，我们今天都往往能感受得到。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史之久，南北间的差异成因太复杂了。以北方文化的代表北京为例，它属于外族的历史比中原更长，早在残唐五代的第三代后晋，即作为云燕十六州之一部分划归了契丹，先后经辽、金、元诸朝统治，直到明初收复，前后凡四百三十二年。当初是划出去的，又不是被征服，并且刚做过大唐帝国的子民，文化远较统治民族发达，要优越也只是对契丹人优越，怎么会反过来对留在国内的汉人感觉优越呢。
古今南北谈
古往今来，对于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南风北俗之间的异同，不知有多少人作过观察、辨别和评述。《隋书·儒林传》：〃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说的儒学，其所含意趣，似乎在其他文化领域也相当符合。北方是儒的故乡，南方是道的家园。北人守传统，南人重义解。道家要比儒家高深，儒家则比道家博杂。故欲经世者应仕于北，欲出世者宜避于南。自古皆然。
清初学者顾炎武讥评天下学子，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北人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亭林先生是江苏人，任职过南明，又北游诸省二十年，对当时南北两边的情况感触之深，加之难以释怀的亡国之恨，遂有此评。
民国时，南社成员胡朴安曾辑《北京（车酋）轩录》，其中首篇《社会丛谈》由北京人的爱吃葱蒜、穿红绿、听京戏，谈到北人的弱点：〃盖北方人民，感觉迟钝，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愉快。其感觉迟钝之原因，若医科学解说之，则北方空气干燥，种种电力，传达较迟，是为一大原因。且因感觉迟钝，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愈弱，五官本能，因以益钝，是又一原因。以感觉迟钝故，遂至脑筋简单，学说不易输入，文化因以不进步，是人群进化之障碍。〃从味觉、视觉、听觉的迟钝与灵敏入手，一下找到北人难以进化的原因，似乎还有医科学的根据。令人大开眼界。
这本书的第二篇《八埠艳语》，说了一段南妓和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动：
〃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应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抱外无他酬酢。〃妓女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向来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不知从何时起，南北妓女有了如此大的差别。北宋名妓李师师是洛阳人，靖康之乱后逃到湖湘，从此北方再无名妓。明末四大名妓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都是江南人。清末民初京师名妓赛金花、小凤仙也都来自江浙，不仅凭床笫之技而终能载入史册。
明人黄瑜从中医的医理，谈南人与北人的体质：〃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设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坐视而不药耶？而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肤理紧密，一旦病疫，当汗则闭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难治。〃（《双槐岁抄》）黄瑜说的南人，主要指岭海之人，亦即岭南广东人。食槟榔之俗并不限于广东，北面的湖南人也喜食槟榔，有著名民歌《采槟榔》，虽然那里不种槟榔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