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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后哭哭啼啼把这个想法禀告给高宗皇帝时，高宗皇帝马上同意，并说：“建寺祈福，是前朝惯例，先帝也曾为战死疆场的爱将在各地建寺，为他们祈福。可是建寺来不及了，必须采取简捷便利的方法，马上立佛寺一所，这个办法就是废宅为寺。”高宗皇帝马上诏令朝廷管理佛教的部门祠部在京师长安选宅，并要求尽快延请高僧大德。就这样，祠部找到了长安延康坊的隋尚书令杨素的旧宅，禀报高宗皇帝和武后，高宗皇帝敕命此为西明寺。杨素之宅在隋时为其子杨玄感所有，杨玄感被诛后，被隋炀帝没收入官，隋亡后被高祖皇帝赐予万春公主。贞观年间，该宅又被太宗皇帝赐予濮恭王李泰，李泰死后，无人居住。
就在旧宅立寺工程还没有完工的时候，太子李弘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这次，武后倒是诚心实意地感谢佛祖的保佑，她破例拖着沉重的孕身，亲自来到还没有完工的西明寺，拈香拜佛，诵经祈祷了一番。这西明寺建成后，成了长安城中一盛大的佛法道场，高宗皇帝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秋，敕命随驾从东都洛阳归来的玄奘法师，暂不回玉华寺，而栖居该寺。后来，著名高僧道宣、圆测、圆照、慧琳、道世等，都曾在此寺住锡。
在香烟缭绕的佛事活动中，在为王皇后、萧淑妃以及韩国夫人的追福超度中，在为太子李弘的建寺祈福中，在为佛光王李显的满月剃度的梵呗声中，武后突然间感到京师长安的沉重。这个沉重是她与王皇后萧淑妃你死我活争斗的结果，也是使韩国夫人永远消失的结果，也是太子李弘染疾久久不愈使她几乎失望的结果，更是她担心佛光王李显作为皇子复杂命运的结果。她想离开长安一段时间，到一个新的地方摆脱或卸下这个沉重。
高宗皇帝决定远离长安，到洛阳去修养一段时间，因为这几年发生的事，如同睡梦一般，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也想跳出这个梦，使自己清醒。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春节刚刚过罢，高宗皇帝和武后便从长安出发了。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浩大举动，高宗皇帝和武后的休养，成了整个朝廷的一次大迁徙，文武百官随驾，后宫嫔妃及宫女们随驾，八百里路整整走了半个月，终于抵达了隋炀帝迁都洛阳时修建的洛阳宫。
洛阳宫依山傍水而建，风景秀丽。所有来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特别是武后，她一住进洛阳宫，便立刻轻松了，晚上觉也睡得好了，再也不做恶梦了。高宗皇帝除觉得这里不是祖父和父亲建立王朝的地方，但对这里有父亲太宗皇帝驰骋疆场的遗迹，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慰藉外，这里的气候和环境确实比滞重古拙的长安令人心神宁静。高宗皇帝在这里感觉到清醒多了。于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和皇后武则天，不断地往返于长安、洛阳两地。他想通过这样的往返来调节自己的心境，不愿意那种滞重的环境一直围绕着自己。而武后却把洛阳看作自己的新的天地，因为在这里不会再有恶梦，她在这里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李旦和她无比宝贝也是惟一生存的小女儿太平公主，而且还心满意足地死在了这里。此为后话。
实际上，哪里都不是平静的港湾。武后摆平了后宫，立即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为她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连歇息的机会都没有。事情还是由她突然间萌发的菩萨心肠引起的。
在伊水之滨的洛阳宫中，春天就要来了，武后观赏着春花初绽的大地，在万物复苏的浓郁气氛中，突然间有了一种宽厚慈仁的想法，她要发菩萨心肠，要以皇后的身份给高宗皇帝上一份奏表，这是她的第一份奏表，一定要体现仁慈宽厚母仪天下的姿态，这便是请高宗皇帝褒赏曾极力反对过自己升妃为后的两位宰相韩瑗和来济。史家评述这份奏表时认为，这是武后分化敌党笼络人心的手段。
武后的这份奏表，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诸史纷纭，莫衷一是。但韩瑗和来济无疑感到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在这个女人，无论是菩萨心肠还是蛇蝎心肠，都是在戏弄他们，都是在折磨他们，都是在拿他们的政治生涯开玩笑。若从之，就会被即使现在是善良之心将来肯定是狼子野心的阴险女人所利用；若不从之，则会给她留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柄。韩瑗和来济感到心悸，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决定辞职不干了。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输在这个女人手中，他们想通过一件事来试一试这个女人的真正用心。
当时，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褚遂良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但长孙无忌、韩瑗和来济等反武派仍然在朝中任职，长孙无忌仍为太尉，韩瑗仍为侍中，来济仍为中书令，职位均未变动。而以许敬宗为首的拥武派却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冀的政治权力，他们迫切希望取代长孙无忌等人而掌握实权。对此，武后是很清楚的，高宗皇帝也是十分清楚的。就在这个时候，被贬潭州的褚遂良上表为自己的被贬申辩，他罗列了自己过去立储君、受遗诏、处众事的功劳，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就在这时，韩瑗和来济决定乘机为褚遂良鸣冤叫屈，来试探高宗皇帝和武后的态度，特别是要试探武后上表要求皇帝褒奖他们二人的真正用意。
这时的武后突然间收起菩萨的面孔，丢掉了和善与慈悲，换上了恶魔的面孔，恢复了她的本性。她发现彻底击垮反武派的时机已经到来。史载，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武则天面授许敬宗和李义府向高宗皇帝诬告韩瑗和来济与远贬南方的褚遂良图谋不轨，捕风捉影地说韩、来二人安排褚遂良由潭州都督改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意在里应外合搞政变。高宗皇帝听到这样的弹劾，觉得反武派有些过分了，而且还想搞垮自己的统治，不觉满胸忿怒，随即将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崖县）、来济贬到台州（今浙江临海）任都督，并规定他们终生不得返回京城。唐朝规定，地方长官每年定期朝集，在年节前入京朝贺、贡献特产、汇报政务。现在给他们二人加重这一处分，无疑是表明他们二人再没有指望调回京城复职了。与此同时，褚遂良再次被远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心情沮丧，一蹶不振，第二年便怨忿而死，享年六十三岁。
希冀立地成佛的武后，并没有就此放下屠刀，她要翦除长孙无忌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此事仍由李义府、许敬宗二人去办。他们二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朋党案，把高宗皇帝的舅舅佐命元勋长孙无忌牵扯了进来。他们先是指控两名小官有朋党集团嫌疑，然后扩大事态说有后台，编造了假口供，由许敬宗煞有其事地向高宗皇帝报告，并提出了长孙无忌谋反的理由，犹豫不决的高宗皇帝虽然最初不相信这耸人听闻的案件，但在武后的威逼下，未经传讯审问，违心地把舅舅削去官爵，发兵立即遣送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只是仍按一品朝官的待遇供给这位长辈饮食生活。与长孙无忌有关系的官员、家属、子弟、亲戚大多受到株连，或流放，或被杀，彻底摧毁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武派。长孙无忌被流放蜀地三个月后，又被逼令自缢，大概活了六十多岁。
在这场武后操纵的政治斗争中，直接得利的人自然就是拥武派了。许敬宗很快就被任命为宰相，并且在宰相的位置上一直干了十三年。李义府当初是凭科举考试升为中书舍人的，但他善于见风使舵，凭空捏造，人格相当低下。武后对他们二人的青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不同。对许敬宗，主要是看重他的经历和行政管理经验，因为他历仕隋、李密、唐，担任过太宗皇帝的秦府大学士、著作郎和中书舍人等，有稳定政局的能力和经验。对李义府，主要是把他作为一个打手来用，他也确实在其中发挥了打手的作用。史书称李义府笑中有刀，貌状温恭，口蜜腹剑，还喜好女色、穷奢极侈、卖官失次、乱判狱案等，因引起朝野内外怨恨，高宗皇帝不得已曾一度将他贬到京外，但又很快被武后召回，还提拔为宰相。因为武后需要这样一个打手宰相。
与此同时，武后还做了一件她认为很重要的事，当然这也是在幕后操纵的。这便是将太宗皇帝组织编修的《氏族志》，修改为《姓氏录》。太宗皇帝当初编修《氏族志》的目的，是想打破魏晋时期形成的门第阀阅血统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将李氏皇族定为第一等，长孙皇后及外戚定为第二等，原来的望族大族如崔、卢、郑、王等降为三等。但《氏族志》仍未跳出原来的巢臼，所列九等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仍有许多旧士族，特别是武氏家族因社会地位不高被排除在外，并成为武则天争夺皇后位置时的一大障碍。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所以，当长孙无忌等反武派被彻底摧垮后，武后便指使许敬宗等人上书高宗皇帝，列举了《氏族志》的许多缺点和遗漏，要求重新修定《氏族志》，高宗皇帝诏准。具体修定的官员，秉承武后的旨意，在修定过程中贯穿了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要在理论上打倒门阀士族，让士民百姓永载史册。因修定后的稿子与原志相差甚远，在武后的建议下，高宗皇帝诏准定名为《姓氏录》。这新的《姓氏录》共二百卷，由高宗皇帝亲自作序，武后家族自然被安排在第一等的序列中，而且还把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也列入新志的范围内，受到了中层官吏的拥护。这一结果，自然受到了旧士族门阀的纷纷抵制，为此朝廷下令收焚天下《氏族志》，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姓氏录》。
无论武后的真正动机如何，史家一致认为《姓氏录》的编定和颁发，对当时门第观念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武后看来，这一切都是佛法，都是她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将要降临的自我的初步试探，这个自我便是武后已经选择的佛祖或菩萨的化身。或许在这个时候，这个自我还是潜在的，或者是无意识的，但武后的一切作为，正在使这个潜在的或无意识的自我逐渐显现了出来。她那唯我独尊的姿态，统揽全局的能力，得心应手的伎俩，都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可以比拟的。这一点，高宗皇帝体会最为深刻。和自己同床而卧的这个女人，不像刚接回皇宫时那样了，那时他们相亲相爱，相互间从不隐瞒什么，她甚至不隐瞒对爱欲的需求和对皇后尊位的渴望。但是，现在她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却失去了往日的坦诚，凡是她有什么想法，都是通过许敬宗、李义府之流的嘴里说出，使她自己的想法变成了朝臣的想法。高宗皇帝觉得这是一种高明之处，是玩弄权术的高明和自我表现的高明，这也是一种能量的扩张和权力欲的扩张。同时，高宗皇帝也感到了一种威胁，皇后同朝廷始终保持着一种密切、牢固、稳定的关系，这能不是威胁吗？但是，高宗皇帝又觉得，这种威胁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处理政事的才智，又恰恰是自己缺乏的，因而这种威胁未免不是好事。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高宗皇帝既不反对也不明确表示支持武后的种种做法。
但是，阴差阳错，偏偏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的身体欠安，主要是头晕和目眩，使他不能正常处理朝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请武后参与朝政的处理。这正是武后求之不得的，她非常激动，喜欢在政治的大舞台上尽情地表演。她也决不会放弃这个企盼已久的机会，即使是让她坐在幕后。
她开始手握权柄，处理政事得心应手。她天性聪敏，才智过人，很快便在处理政务方面显出了非凡的才华，她不仅对事情判断准确，而且办事干练迅速果断，很快便使高宗皇帝在繁忙的朝政中解脱了出来，他变成了坐在自己身后帘幕中的武后的传声筒。他从朝臣们的钦佩中，从武后果断干脆的风格中，从朝廷突然充满活力的气氛中，肯定了这种处理政事的形式。只要她坐在帘幕后，高宗皇帝才觉得很踏实。
一旦坐在了皇帝宝座的帘幕后，武后肯定要坐出来，只是她还要为自己能够坐出来进一步创造条件，她还要进一步树立自己乐善好施母仪天下的形象。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已当上皇后并掌握朝权的武则天，为了迎合她好大喜功、标新立异的个性需要，为了维系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为了推崇佛教，迫不及待地怂恿高宗皇帝举行一场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迎奉法门寺佛骨活动。在这场活动中，她显得异常活跃，十分引人注目。
这是武后从政不久的一次活动。她要通过这次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条件，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活动，不仅与佛教有关，而且还是唐代刚刚兴起的舍利供养与崇拜这个佛教信仰的热点。当朝皇后与佛教信仰热点的联系，既表现了皇后的崇佛，又推动了这个佛教信仰热点的不断升温，也使法门寺开始显赫，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
佛舍利的供养与崇拜，是佛教在其早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舍利是梵语音译，又译设利罗，意为身骨，通常指佛祖释迦牟尼火葬后，遗留下来的固体物。又可分为三种：一是骨舍利，白色；二是发舍利，黑色；三是肉舍利，红色。据传，佛祖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有八个国家的信徒各分得一份佛的舍利，他们将舍利带回国后建塔封存供养。另外，有些信徒又将盛装佛舍利的瓶子、火化佛祖释迦牟尼后剩下的灰炭，以及佛祖释迦牟尼生前遗留下的头发、指甲等也建塔收藏供养。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对佛舍利的供养又衍生出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中的记载。记载说阿育王“放下屠刀”后，曾派人到一些有关的地方掘取当年埋入佛塔塔基下的佛舍利，收集了大量佛舍利后，阿育王发神力役使鬼神到各地分送舍利，在各地共修建了四万八千座宝塔供养。《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大约于魏晋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被译为汉文。西晋以后的中国佛教徒逐渐相信了阿育王役使鬼神分发佛舍利及修塔供养的传说，开始在中国搜寻阿育王遗塔。南北朝时，有僧人称于临淄（今山东淄博）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也有人称于蒲坂（今山西运城）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更有人称洛阳（今河南洛阳）也存有阿育王寺塔遗址。
隋文帝在位时，他推动了佛舍利供养与崇拜之风的进一步发展。他曾在全国各地广建佛舍利塔，在扶风（今陕西扶风）的凤泉寺也建了一座。凤泉寺东南二十余里，有一成实寺，内存古塔一座，即传为阿育王所建。隋末，成实寺改名宝昌寺。隋文帝广建佛舍利塔时，因扶风宝昌寺已有古塔，就没有再在此修建舍利塔，只是在凤泉寺另建了一座。但在当时佛教信徒的心目中，扶风宝昌寺寺塔中藏有佛舍利，且是阿育王役使鬼神所建。宝昌寺虽在当时没有再建佛舍利塔，但也参加了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佛舍利供养与崇拜活动。据载，该寺在这次活动中，主持僧人请人画了一张陕州祥瑞图，张挂于佛堂，也出现了与佛舍利一样的祥瑞之兆。
在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初，宝昌寺的住持和尚普贤，慨叹寺院即将废败，就具状上表朝廷，请求朝廷出资相助修缮寺院。这时的唐高祖李渊还未正式称帝，以唐国公、大丞相的身份大权在握，他看到普贤的上表后，建议将宝昌寺改为法门寺，并给予了适当的安慰和资助。唐初，法琳和尚在其《破邪论》中说道：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佛身，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红白，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每有光明神验。佛灭度后四百余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送舍利，使鬼神造四万八千塔，今洛阳、彭城、扶风、临淄等地，皆有其塔，并屡有神异。法琳和尚的上述说法，表明唐代初年，阿育王分送佛舍利的传说已普遍流行，且扶风法门寺塔即是其中之一，佛教信徒普遍相信该寺塔中珍藏有佛舍利。
唐高祖李渊更名宝昌寺为法门寺这一因缘，以及法门寺真身宝塔下珍藏有佛舍利这一普遍信仰，说明法门寺在唐王朝皇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初，身为秦王的李世民，曾率兵路过法门寺，不但进行了礼瞻，还为该寺度僧十八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