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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十二事》的出台，从天后武则天的角度来看，其出发点固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拉拢中下层官吏，特别是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培育基础，但从客观上来看，她能抓住时代潮流，适时改变封建国家的国防战略方针，提出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大政方针和具有纲领性的行政意见，应该是她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卓越政治才能的体现。
这是一个政治家成熟的表现。
史载天后武则天提出《建言十二事》后，曾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春日，亲率百官到洛阳邙山南麓祭祀蚕神，以示天后对农桑的重视。据传，她在按《建言十二事》中“南北中尚禁淫巧”的要求，使皇宫中少府监所属的南、北、中尚署管辖的官坊停止生产淫巧之物的同时，还禁止皇子、诸王及嫔妃在皇宫中使用高档奢侈物品，她本人也身着七破间裙，以示节俭。
高宗皇帝看到天后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后，非常满意，他不再计较武则天个人能力是否超过自己这些无法说清楚的事了，他为自己能有如此干练、睿智、果断的皇后感到高兴，也为太子李弘能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高兴。高宗皇帝没有犹豫，马上下令朝廷迅速执行《建言十二事》提出的各项主张。
这反映了天后的实力与影响已发展到全面张罗国家大事了。
天后武则天并没有忘记佛教。
虽然天后已经意识到了佛教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势力越来越大，并且大有独尊天下的趋势，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压抑，这便是她提高《老子》地位的基本原因。但是，她与佛教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压抑佛教是一个政治家的作为，但作为一个忠实的佛教信徒，或在佛门中生活过几年的人，打内心里来说还是无法剪断与佛教的种种联系或种种因缘的。不仅如此，天后武则天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要想成为万众宾服的皇后，根本离不开佛教；要实现自己生命之路的顶峰，更离不开佛教。佛教是信徒的精神支柱，佛教也是政治家手中的一张牌。
早在正式被称为天后之前，身为皇后的武则天为了自己信仰的方便和宫内皇子、诸王以及嫔妃们崇信的方便，就在宫内扩大了太宗皇帝时就设置的内道场。她延请高僧大德主持内道场的法事活动，每当皇族喜庆之日，如生子、成婚、过生日等，或者是殡葬之期，都要使高僧大德在内道场作法事。内道场的法事活动庄严气派，使当时的佛门僧众都向往到内道场去主持法事活动。主持内道场的高僧大德，同时还遵皇帝和皇后的吩咐，出宫去主持以皇帝、皇后、皇子或诸王嫔妃名义进行的法事活动。这些高僧大德，实际上是帝王与宗教的联系人，他们能从宫中传递出皇族宗教生活的完整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又是皇族成员宗教信仰的代言人。
这时，皇宫内道场的僧尼智运、真莹等人，奉命发起了武则天被称为天后之后的一场佛教功德事业，这便是在洛阳龙门雕造万佛窟。万佛窟内共雕造佛像一万五千余尊，各壁主尊分别为弥勒佛、观音菩萨及阿育王（优填王）。各壁题记分别祝愿天皇、天后、皇子、诸王子等“万劫千生，无亏供养”、“桑田碧海，永固归依”、“愿救法界苍生无始罪障，今生疾厄皆得消灭”、“愿无始恶，业罪消灭，法界四生，永断恶僧”、“从今生至成佛以来普作菩提，眷属誓相度脱”。万佛洞的造像布局与题记内容表明，这是继龙门惠简洞弥勒佛造像和奉先寺大卢舍那佛造像之后，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的又一项佛教功德事业，其间亦充分体现了天后武则天崇佛的真正目的。
如果把天后武则天这个时候的崇佛及利用佛教仅仅看作是追福、建寺、造窟、写经、度僧、施舍等，则还不够充分。天后武则天崇佛和利用佛教是一种无意识的意念，或者是潜意识的身心活动，因为她对佛法的理解比一般信徒更为深刻，佛教已融化到了她的血液之中，一切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她的崇佛，不需专门刻意去追求，不需再吃斋念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因缘造就的。
这一点，天后武则天自己也非常清楚。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她再不需要张扬，再不需要诵经念佛，再不需要焚香祈祷了。她觉得佛教就在自己心中，一切都是随缘而动的，其中不需要做作，都是佛意所使然。从她当上皇后到高宗皇帝去世，在她的催促下，高宗皇帝频繁改元，大致共用了十三个年号，这和高祖皇帝、太宗皇帝在位期间只用一个年号完全不同。在武则天看来，改换年号是摒弃传统，是在不断创造新的标记，这也就是随缘。
永徽是高宗皇帝登基时用的年号，和武则天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但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自己被从感业寺接回宫中，她即施展巧慧争宠，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冬十月，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为庶人，自己荣登皇后宝座，次年废皇太子李忠为梁王，立自己生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显庆年号即由此而来。显者，示也；庆者，可贺也。这也不正应了“身宠君尊，当世显扬”的古语吗？这就是随缘。麟德年号的颁行，主要是由于太子李弘地位的完全确立。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太子李弘已经12岁了，在她的要求下，高宗皇帝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就在这时，河东绛州（今山西绛州）有麟现于介山，长安含元殿前亦有麟的脚印出现，故使高宗皇帝改元麟德，为“母以子贵，子以母显”张扬。这也不是随缘吗？在武则天与高宗皇帝的频繁改元中，始终闪现的是武则天的身影，而她本人也能够在这频繁改元中得到心理上的巨大满足，或者说有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在她看来，这种满足和成就感，是她本人应该享受和领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造就。有因必有缘，自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什么方式播下的因，就必然要有结果，频繁的改元就是对这种结果的显现和张扬。所以，这一切都是随缘而动。
可以发现，天后武则天对佛家的因缘关系的认识，颇有独特之处。这便是她用因缘关系来证明自己一切作为的合理性。其实，她根本无须来证明，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为这种证明与其说是给天下人看的，倒不如说是调节和平衡自己内心的需要。天后武则天就是在这种需要不需要中继续她的因缘。
这些年来，她虽然参与朝政，但都是通过高宗皇帝和朝廷才能合法化的行使权力。并不能以皇后或天后的名义与高宗皇帝或大臣分权，更不能在名义上控制外廷。原先拥戴她为皇后的那班人马，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又要广布自己的因缘了。这就是必须重新物色一批新的亲信力量。高宗皇帝按照旧例集中大量学者汇编前朝史料和整理儒家经典，给了她启发，自己为什么不能照此组织为自己服务的学者班子呢？于是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起，武后便随缘而动，组织了听命于自己的学者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大都担任记载实录言行的左右史或著作郎。武后以修撰为名，将他们召入宫禁之中，并特许他们由皇宫北门出入。当时皇宫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为朝廷办事的地方，北边为后宫内苑，一般人是不允许出入北门的。武后特许这些人可以从北门出入，故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后让这些人编撰了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制定了臣民行为规范的《百僚新诫》，恢复整理出了儒家礼仪说教的《乐书》，还编写了科技方面的《兆人本业》，以及整理注疏了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等，这些书在当时朝野影响非常大，有些书甚至被确定为科举的必读书。武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这些北门学士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实质上这些北门学士是武后的写作班子，开始时他们替武后起草奏章，研讨政策，批复文牍，后来就逐渐起到了中书门下宰相的作用。随着武后的权力逐渐扩张，这些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几个还正式荣升为宰相。他们在以后武则天执掌政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种培植心腹亲信，为自己政治活动建立基础的行为，在天后武则天看来，也是随对于崇信佛家因缘说教的天后武则天来说，太子李弘的病逝，使她显得非常无奈。
太子李弘在父皇母后的呵护下已经成年了，他曾十分胜任地在监国期间管理各项政务，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拥戴，被公认为放心的接班人。高宗皇帝患病期间，曾多次说待太子磨练得差不多时，就将皇位禅让给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暮春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随天皇天后在洛阳合壁宫休养时，突然死在了宫中天后武则天的居所绮云殿。对此，诸史纷纭，多认为太子李弘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理由是天后武则天把太子李弘当作自己临朝称帝的直接障碍，且又知道高宗皇帝要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故先行一步，将太子鸩杀。为了给这一结论寻找根据，诸史还多认为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的关系一直较紧张等。
其实，这是一桩历史谜案。
太子李弘与母后的关系的确有些紧张，因为在腐儒顽愚的儒家经师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李弘，对崇信佛教的母后过于残酷的做法多有不满，但生性懦弱内向的性格，使他把这些不满完全隐藏在内心，从不表露出来。天后武则天对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这个儿子，一直比较满意，她也能或多或少地觉察到长大后的太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不满，但她并不在意，她企盼太子能真正长成一个有资格接班的人，她对太子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因为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太子能顺利登基吗？这一想法与天后武则天想做人间弥勒并不矛盾。想成为弥勒佛的化身，拯救天下众生，只是她长期崇信佛教而悟出的人生目的与生命的意义，她由才人而为尼姑，由尼姑而为昭仪，由昭仪而为皇后，由皇后而为天后，这一切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她领悟到的人生目的与生命意义。但是，弥勒佛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是她长期宫廷生活和参与朝政争斗的精神动力。而且越是有所建树，有所作为，她就越觉得自己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就是人间的弥勒佛了。但在现实中，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大的企望。被称为天后之后，她觉得现实中的自己已经登上了生命发展的最高峰，已经做到了有史以来一个皇后所能做到和享有的一切了。所以，理想中的弥勒佛和现实中的天后，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武则天已经觉得二者已相差无几了，她必须顺从帝王传位与继位的规则，起码在这个时候，她还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她对太子李弘，这个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长子，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记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时，她与高宗皇帝驾幸洛阳，留太子李弘在京师长安监国处理朝政。一天，李弘到后宫散步，发现了幽禁在后宫的他的两个异母姐姐，即萧淑妃生的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这两个公主都已经是30多岁的老姑娘了，还没有出嫁。太子李弘对此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耳濡目染了母亲如何残酷的对待废皇后王氏和萧淑妃的，他不满母亲的这种残无人道的做法。为此，他满怀同情地奏请高宗皇帝，允许二位公主姐姐出嫁，免受不公平的待遇。当武后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儿子的书呆子气。幽禁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武后认为是报应，是她们为生母萧淑妃在消孽，是武后与萧淑妃恩怨所结的必然。太子李弘他就不明白这一点，同情也罢，怜悯也罢，这并不是他所能管的事，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监国处理政事上，根本不可以或不用操心母辈们后宫里的事。武后没有和儿子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觉得这孩子善良有余而狠毒不够，必须再经过磨练才能挑起肩负社稷的重任。两位公主的命运当然也是因缘所定，武后随即就将她们二人嫁给了两位无名的禁军卫士。
在那个十恶不赦的贺兰敏之搅乱了太子李弘纳妃的事之后，武后又为儿子找到了新的妃子，这个儿媳便是高门士族出身的禁军大将裴居道的女儿。高宗皇帝和武后本人对这个大家闺秀的儿媳妇非常满意，觉得在配婚生子传宗接代方面再不用为儿子担忧了。但太子与裴妃成婚一年半过去了，裴妃却未能怀孕生子，武后非常着急，命太医全面检查了太子的身体，太医检查的结果使武后更为不安了，他们说太子身体有沉疴旧疾，不但生育有问题，就连生命也难说能维持多久。
太子李弘终于死了。但绝不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按史籍资料分析，太子李弘似乎是患了肺痨疾病，遇风寒后又急性发作而永诀人世的。当时，太医们还费了很大的功夫去抢救治疗，但终究无效。太子李弘过早地去世，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都没有预料到，尤其是这位嫡长子没有留下一颗龙种，岂不是要断子绝孙吗？作为母亲，天后武则天悲痛难胜，写下了《一切道经序》，来悼念自己这位早逝的长子，高宗皇帝更采取了一个不平常的举动，他下诏向朝廷宣布，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太子真的当过皇帝似的。
如果说太子李弘病逝是因缘所致，天后武则天是根本不赞同的，但她又是很无奈的，只能默默地面对这个现实，把悲痛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只能“心缠积悼，痛结心慈”，默默地诵经念佛来超度自己的儿子。
史载，太子李弘病逝后，高宗皇帝在如此沉重地打击下，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说实话，高宗皇帝已经是心力憔悴难负重任了。他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李弘身上，想让他磨练一番后，将皇帝位禅让给他，谁知他一病而逝，使自己的希望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萌发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自己先行退位，使天后武则天摄政，待新太子议立并培养一番后，再还政于太子，使其正式登基即位。这个想法中是否掺和了天后武则天的意见，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宗皇帝的这一奇怪的想法中，起码体现了对天后武则天的绝对信任，以及对她为政能力的充分肯定。
高宗皇帝破天荒地提出让天后武则天摄政，并将此事正式交付宰相们讨论。这时在相位上的有张文瓘、戴至德、李敬玄、刘仁轨等多人，他们对高宗皇帝要使天后武则天摄政一事都噤若寒蝉，不敢置喙，唯有中书令郝处俊固谏以为不可，他慷慨陈词地对高宗皇帝说：“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李唐王朝的天下是高祖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并不是你高宗一个人的天下，你若使天后摄政，就是把天下交给了别人。
宰相之外，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进言呼吁，力劝高宗皇帝“处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