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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的配合，更难攻破，射速奇快，当年郑成功用佛郎机攻打荷兰人的热兰遮城，2500发炮弹的火力集中射击打得拥有长炮（红夷炮）的荷兰人很快举白旗投降。但是佛郎机也有缺点，即后膛和炮管间的缝隙有公差难于克服，故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远射程。
远程重炮——红夷大炮：《明史》记载：“万历中，通判华光大奏其父所制神异火器，命下兵部。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砲，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 明末引进西方技术制造的红夷大炮号称将军炮，带有炮耳和瞄准具，可调节射程，炮身寿命长，大型者重1。6吨，射程可以达到1。9公里。红夷大炮作为一种射程远的长炮，因装药填弹的过程稍显复杂，射击速度慢。与佛郞机各有长短，故引进了红夷大炮后，明军火炮体系就比较成熟了。明军在宁远击伤后金努尔哈赤的即为红夷大炮。
为解决火炮不能连发的问题，明朝人研究出子母铳：母铳是炮筒，子铳为炮弹，子铳口径小于母铳，在战斗前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并封好，战斗时把子铳塞进母铳，点火发射，拉出子铳并塞入下一个子铳，以形成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明军普通佛郎机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全部发射。在入朝抗倭战争中，明军曾装备新型武器百出佛郎机，每炮十个子铳。
明军辽东铁骑所用武器之三眼铳，全长约120厘米，有三个枪管，枪头突出，全枪由纯铁打造，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发起冲锋时，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齐射，三轮即冲垮敌军。现存北京军事博物馆。
明代后期的军事技术家还创制了“神火飞鸦”与球形带双翼的“飞空击贼震天雷”两种“有翼式火箭”。这两种火箭分别在鸦形与球形体内装满火药，有火药线通出，并与起飞火箭火药筒中的火药相串联；发射时先点燃起飞火箭的火药线，使火箭飞至敌方，并将鸦身与球体内的火药引爆，杀伤和焚烧敌军的人马，是破阵攻城的利器。可说是后来的导弹之鼻祖。足见当时人智慧之不低。
明朝水军上也装备有火炮，如虎蹲炮等大型火炮。以上部分先进的武器在入朝抗倭战争中曾普遍使用，给日军以致使打击。在此次战争中，明朝水军甚至使用了水雷——明代水雷，是以木箱为外壳，中间放置火药，根据海水浮力，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以固定其位置，并保持漂浮于海面之下，以便隐蔽及定位。
以上只是明代火器之一部分，未能全列于此。事实上中国装备火器的军队编制出现很早，也很健全。当时火器胜蛮力已经初见成效。赵士祯说：“一经用车用锐，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态其驰聘，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是虏人长技尽为我所掩。我则因而出中国之长技以制之。”
明朝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明朝时的西班牙人门多萨曾记载：
他们得知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这可能是船长阿特列达看到的那种，他在一封致国王肥列普的信中向他报告有关这个国家的秘密，其中说，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使用各种武器，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他们用来修理船只的沥青在该国十分丰富，用他们的话叫做漆，是由石灰，鱼油，以及他们称为油麻的膏制成；它很坚固，防蛀，因此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船耐用两倍。……他们船内的泵和我们的大不相同，要好得多，它是有很多片组成，有一个抽水的轮子，按在船内侧，他们用它很轻易地把船内的水抽干，因为只需要一个人转动轮子，一刻钟内可以抽干一艘大船，哪怕裂缝很大。
门多萨的另一个记载则从侧面表明了当时明朝军队装备火器数量之多和普遍程度：
同一天当他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老远看见一对士兵整齐的迎面而来，起初这使得他们惊讶和害怕，直到来人走近，他们被告知，这是泉州长官兴泉道的卫队长，奉他之命率400执矛子和火枪并且全副披挂的士兵来迎接他们。
明军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末对西洋先进火器技术的引进主要为两方面，即从澳门购买西洋大炮和对西洋大炮的仿制，包括招募和聘请西方炮手和武器专家进行培训。
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长期的交往中，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不仅接受了天主教，而且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西洋火器是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法宝。徐光启指出，中国传统火器曾经占据过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火器技术是不断发展的，“每变而愈烈”，西洋火器已经后来居上，“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兵器至于大炮，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逾之。”所以，“此器习，而古来兵器十九为土苴，古来兵法十五为阵言矣。”他提出只有向掌握这种技术的西人学习，“造我器尽如彼器，精我法尽如彼法，练我人尽如彼人”，才能打败后金。李之藻也说，西洋火器是“无敌于天下之神物”，“除凶雪耻”全赖于此。通过学习，徐光启不仅成为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军事技术家，而且他还结交了一批对火器精研很深的传教士，如毕方济、龙华民、汤若望等，联络了一批有志报国的官员同道，如李之藻、孙元化、张焘、王征等，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坚的学习和传播西洋火器的群体，为明末引进和仿制西洋火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努尔哈赤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今人多知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的《几何原理》，却鲜知其亦有一系列论兵之作，如《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他主张使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徐光启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
徐光启建议，为对付后金军队，须在北京附近、关内和关外三个地方，集中训练精兵两万，由孙元化负责联络、调配和统一指挥。当时在孙元化手下已有一批经过训练，善于使用西方火器的枪炮手。因而，这是一支符合徐光启理想，用先进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部队，也是徐光启的希望所在。
后来，明朝军队之所以在对付后金骑兵的时候有困难，则是由于大多数军队战术和装备结合差，是训练和指挥的问题，包括其它复杂原因（包括军人携带火器叛变，中国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等）。
徐光启逝去后，中国再也找不到这样精通火炮的专家了，所以只得聘请精通炮术的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强其为之”，在皇宫旁设立铸炮厂，并命一批太监跟班学习铸炮技术，不久即铸成二十门西洋火炮，经试射，性能良好。接着又造了五百门各型西洋火炮，炮重自一百斤至一千二百斤。由于造炮成绩优异，崇祯特赐金匾两块，以示嘉奖。之后，继续由汤若望指导和协助太监造炮。
李世澜认为：从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开始，它代表着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的开端，由此引起了中国传统军事技术的变革，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2。明朝军队的战争战术
在战争战术方面，明朝军队也颇有创造。明朝初期使用的火铳是洪武火铳，射程不远，且不能持续发射，难以形成持续的杀伤力。将领沐英在云南使用火铳对付象（即大象）兵，创造出了先进的火器战法。即：根据敌军大象兵打前阵的特点，将火铳兵列队为三行，敌象兵前进后，第一行首先发射火铳，然后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在二三行发射时，第一列就可以从容装好子弹，形成完备而持续的强大火力（置火铳为三行，列阵中……前行退后，次行继之；又不退，次行退后，三行继之）。这种开创性的战术克服了当时火铳的局限性，三行轮流开火，没有丝毫停歇。凭借此法，沐英彻底平定了云南境内的叛乱。百年之后，普鲁士国王菲特列二世经过长期钻研，发明了与之类似的三线战法，其排兵布阵方法与沐英的三行火器法如出一辙，并借此战法称雄欧洲。
明成祖朱棣在远征漠北时，由于蒙古骑兵极快的速度，三行火器法也难以抵御。于是朱棣通过对先进武器的利用、战术的科学分析和战斗细节过程的认真编排，命令军队使用了新的战法。在遭遇或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士兵立刻向战斗阵型前列靠拢，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齐射蒙古前骑。神机营射击完毕后立刻撤退至两翼，然后由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最后由五军营的步兵对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其布阵原则：“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锋疏则达，阵密则固”。明成祖提出的“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步卒次之”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
三百多年后，拿破仑开始使用与朱棣时代的明军类似的战法：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正是凭借这套战法以及变化利用，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其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
在南方沿海抗倭战争中，著名抗倭名将俞大猷“审度地势，匠心独创，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万骑于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万历年间，发生在朝鲜碧蹄馆的遭遇战就很能说明问题，2000人的辽东铁骑消灭了2000多同样从事前哨侦察的日本精锐尖兵。之后被丰臣秀吉手下最精锐的小西行长第一军35000人围攻，明军防御时则又体现出了车阵的威力。当时血战一天阵地仍然很巩固，李如松亲自带领近卫1000余人，和最近的一支1000余人的军队来驰援，日军望风而退，整个战役日本军队损兵达7000人。
当时有欧洲人在见识了明朝军事状况后记载：
大约有2万手持长矛和火枪的士兵集合在一起，他们动作很熟练，鼓声或号角声一响就马上排成战阵，再一响列成方阵，再一响，火枪手从阵里出来，武勇和有序地放枪，顷刻间再返回原地站立；这操练完，长矛手前进并整齐一致地进行袭击，以至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超过了全世界采用的战阵；而如果他们的士气和斗志也跟他们的武艺和人数一样，即他们征服全世界的疆域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的这种操练进行了4个钟头，西班牙得知同天同一时刻全国都在进行操演，尽管并无敌人的消息。
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成功获得“龙熕炮”后专门设计了一种炮船安置此炮，这种炮船后被称为“龙熕船”。其上前后各安置一门龙熕炮，主炮炮弹重24斤，射程4至5里。海战时运用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手所用的类似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100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满清的1793年，“纳尔逊战法”都还没有出现。
3。满清时代的军事倒退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本能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当满清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统治者对火炮的重视日减。经过康雍乾三世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满清后，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即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禁止清军使用此种新式火枪，仅留下二支自己把玩。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位，分送各营操练，皇帝却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雍正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收至北京。
“康熙中前期，戴梓曾建议制造连珠鸟铳，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最后一次向朝廷建议制造新型火器的历史记载；康熙在攻打噶尔丹前，下令让戴梓制造子母炮，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最后一次下令制造新型火器。所以，按史书，在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确实就不再发展新型火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从火器水平看，则更清楚。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乾隆时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这种射程甚至低于弓箭）。在《啸亭杂录》中记载，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到乾隆三十年，七八十年过去了，火器的射程反而下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清朝火器制造业的退步的明证。还有更可笑的，在嘉庆元年，白莲教起兵进攻荆州，守军没有足够的火器，十分惊慌，这时，他们在城内挖出数十门大炮，虽然都已经锈蚀，但仍视为宝物，用来守城，战胜了白莲教的进攻；这些炮是康熙十三年，即一百二十年前和吴三桂打仗时铸造的。这件事记载在《啸亭杂录》中。……这又是清军火器停滞的一个例证。”
1799年（嘉庆四年）曾改造160门明朝的“神枢炮”，并改名为“得胜炮”，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还不如旧炮。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献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普通火炮装备……
清朝出于民族专制的私心，不准汉人练习武功，严格限制火器发展，从而维持了游牧民族长于骑马射箭的军事优势。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攻城战斗中被明朝边防军的红衣大炮炸死，这充当了满清限制火器的托词。对火器的限制，使得中国在明朝末年依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火器一度裹足不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浙江慈溪守城军民击败英法联军，所依仗的居然是当年吴三桂埋藏地下沉睡200余年的大炮。
鸦片战争时满清军队对英军使用的“榴霰弹”“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
到了道、咸之交，中国军队连明末的水准均有所不逮，无怪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再后来，精通洋务和军械的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武器专家丁拱振及其同僚都不知道明朝打死努儿哈赤的开花弹为何物。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直到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才从陕西凤翔县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此时左宗棠仍然无知，竟不知这些开花弹是中国人自创的。
在军事著作方面，满清禁毁了明代的《军器图说》（两种同名）、《军中遗稿》等书。《军器图说》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毕懋康撰写的，这本书“罗列各种火器，图文并茂，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书中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