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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大批依恋其特权的高级干部，因此，党是产生资产阶级或具有
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的温床。①
我已经强调了1959年庐山中央全会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成为日
益强调阶级斗争的转折点。毛指责彭及其盟友是混入中国共产党内
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②毛声明，庐山的这场斗争
已经是阶级斗争了，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
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而且预言，这种斗争
“至少还要延续二十年”③（结果是毛几乎全力促使这种斗争发生）。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
误”时，邓力群指出了毛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的另一根源：“事实
上，1958年以后，毛基本上没有注意经济工作，这就影响了毛对阶
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④不应望文生义地认为上述说法意味着
毛此后对与经济有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兴趣。毕竟，正是在1960年
他写了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读书笔记，而且现在据说他主持
起草了1961年3月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六十条”。①所以，邓力
群的观点是，毛虽然还不断地谈到经济制度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
但他对经济学或者经济现实并没有多少认真的兴趣。从这个意义讲，
邓的结论无疑是有道理的。
从1959年以来，毛越来越坚信，不仅是他，还有刘少奇及其他
同志长期以来斥责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并不仅仅是“工
作作风”中的缺点所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共产党及其干部中阶级性
质的最初变化，他对苏联情况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看法。
他在1960年就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阶级以后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
团”问题作了评论。虽然这些评论出现在他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材的读书笔记中，但这显然也是想应用于中国。
今天的中国确有一些学者认为，毛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分
析的主要目的是制造一个武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那些不同意
他观点的人。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毫无疑问，毛对赫鲁晓夫的俄
国深感厌恶，在他看来，它所具有的一切都已停滞不前了。事实上，
毛还追溯了苏联体制弊端的最初根源。他断言，十月革命之后，苏
联没有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结果，出现了对沙皇
时代等级制度的怀恋，多数党员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没有提
升的机会。②他还指出，苏联没有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自由；因而也
就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革命一直比较彻
底。③毛最严重关切的仍是这种有害倾向可能会在中国生根的危险。
这时，毛已经看到，中国干部中被这种毒素感染的人是两个特点造
成的。在他以后的有关思想中，这两种特点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一
方面，他们依恋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即“资产阶级权利观念”所
带来的特权；与此同时，他们的行动又像封建地主一样。毛说：“人
这种动物很有趣”，“稍有一点优越条件就觉得了不起”。①
1962年1月，在一篇主要强调必须继续与旧的反动阶级（地主
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讲话中，毛说他们“仍妄图复辟”。明确
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②1962年
8月，在十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中央委员会预备会议上，毛宣布：“《中
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由毛亲自编辑）一书中一段按语讲资产
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改过……
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③
就实际情况看，资产阶级可以“新生”这一说法留下一个有争
议的问题，即毛指的是旧的资产阶级可以再生，还是说资产阶级的
幽灵或本质能够以一种新的形式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条件而获得新
生，这是我们关心的中心问题。他可能是指第二种情况，即德热拉
斯和其他人所称的“新阶级”——尽管毛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然而，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究竟仅仅是孤立的个人，他们因滥
用职权而腐化堕落呢，还是所有干部都因其拥有的权力和特权而倾
向于成为这种人物呢，关于这一点，毛在60年代中期似乎还难以作
出判断。
60年代初，他强调金钱的腐蚀作用和用钱换来的好处，看来是
倾向于第一个方面。于是，在继续承认物质刺激在中国现阶段是必
要的同时，他又认为，物质刺激应当服从于政治思想领域的“精神
鼓励”，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①
在1962年1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把“五种坏
分子”和这些受到怀疑的个人的社会根源联系起来。他说：“人民
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
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
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②
在1962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
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亲自修改了概括他思想的全会公报。③
就像五年前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庐山的争论一样，这一次标志
着进一步转向大搞“阶级斗争”的政策。但是，正在成为斗争对象
的这些阶级的性质和地位基本上仍是模棱两可。在1962年1月的讲
话中，毛曾提到“这些阶级和坏人”。换句话说，尽管毛说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代表”地主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但他们未
必都来自这些阶级。从1962年夏到1963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在此期间，毛的两段话特别强调了党内离
异倾向的阶级根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强调通过教育继续进行改
造的重要性。
8月9日，毛在北戴河的谈话中指出：
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
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
地富子弟，有马克思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
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①
1963年5月，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指示（即“前
十条”）公布前夕，毛对党的阶级构成作了完全不同的分析，但还
是用极为类似的措辞谈到了“改造”问题：
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
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
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
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
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
题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做更多的工作。
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②
显然，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于毛来说，尽管客观的社
会出身仍很重要，但通过政治教育对整个阶级进行个人改造也同样
是一个关键的方面。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毛在1963年比1962
年更强调“改造”，即主观标准。
1964年5月，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毛在听取四位副
总理汇报工作时宣布：
一定要很好的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
城市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做时要作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
身都不是工人阶级。③
在一条未注明日期，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写于1964年下半年的关
于划分阶级的指示中，毛明确论述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关
系：
划分阶级有必要……这两个，（客观的）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
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
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
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
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①
可以认为，在毛的晚年，仍然在能动的和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中
共存的某些对立面开始分离了，从而释放出最终导致其思想和行动
走向毁灭道路的能量。在几个决定性的、相互关联的方面，以前的
统一体是从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解体的。毛越来越把领导
者及其特权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看作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人
民内部矛盾。由此，从这一洞察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被看
成是一个包括所有享有特权的当权者在内的实体的中国共产党，不
能简单地在与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净化，而必须彻底打碎，
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除了党或党内特权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之外，毛泽东思想结构在
60年代开始发生的极为复杂的分解或解体过程，还涉及其他一些倾
向。我已经以相当篇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相互作用，
也曾探讨了苏联模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苏冲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一
分为二”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历史背景。1963年10月26日，周扬
在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战斗
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正巧是在毛70寿辰之日（1963年12月26
日）公开发表的。很明显，它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报告中，
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分析了从马克思时代至当时的工人运动
史。①
事实上，毛本人早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会议上就使用过
这一表达方式。尽管他当时强调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
而是这样一些事实：所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充满”了
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他得出结论：“一分为二，
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②
紧接着周扬1963年的讲话发表后，毛本人对“一分为二”这一
口号的运用首先唤起了在中共党内进行反“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
要求。换句话，这意味着号召进行阶级斗争（正如《剑桥中国史》
第14卷第10章论述的那样，这也是为了清除和迫害杨献珍及其他
提出相反提法——“合二为一”的人）。
毛宣称，这一原理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并由此得
出结论，说电子也像原子最终要被分裂。但他首先相信的是，不论
现在还是将来，社会范畴和政治力量都会不断地发生分裂。③
归根结底，毛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冲突当然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
义应当采用何种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但文化领域也
是一个重要的战场。60年代初期，毛认为，文学和哲学的某些发展
不仅是种种不良倾向的表现，而且已成为通过上层建筑机构向社会
主义根基发动进攻的武器。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第一次以
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这一忧虑，并同时发出阶级斗争的号召，
这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
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①
这一论述的明显含义是：在被夺取政权13年以后，“反革命阶
级”依然在中国进行活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阻止他们的
破坏活动，有必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经常性的斗争。正是在这
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成为庞然大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呈现出萌芽状态。由于这一时期毛的阶级概念有些含糊
不清，这一理论的发展显然进一步表明他强调的重点是上层建筑和
主观力量，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毛的思想的特征。
正如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的号召导致了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一样，这一论述也推动了文艺批判运动，鼓励了江青去发
动京剧改革。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里，我已对这些政
策及其后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里只需简要地提及毛继续火上浇
油的两条指示就足够了。1963年12月，毛抱怨艺术、文学和戏剧的
许多部门仍由“死人”统治。他宣称，“社会和经济基础已经改变
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
个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
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他
的判断更加严酷了，他说，中国作家协会“15年以来，基本上（着
重点是毛加的）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跌
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他们将会变成另一个裴多芬
俱乐部。①换言之，他们将会变成彻底的反革命，并将作为反革命受
到处置。
与此同时，从1963年到1964年，毛愈来愈怀疑知识分子在革
命和发展中的作用。毛并没有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发展到像“四
人帮”那样以“臭老九”来丑化他们的地步，他转向了比大跃进时
期更为极端的教育政策。他在1964年2月说，“书不能读得太多，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会
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②
毛之所以向艺术、文学、哲学和教育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间
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发动进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
子（尽管他可以编造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他们是剥削群众的），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斗争的乌托邦，没能全心全意地执行他的
指示。
1964年夏，毛尖刻地指责了全党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
他说，“现在几包烟就能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
③
这里提到基层干部表明，在刘少奇制定“修改了的后十条”前
不久，毛并非完全不同意刘的观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针对基
层，也要针对较高的领导层。无论如何，毛更担心的是享有特权的
城市精英的态度和行为。1964年6月，在一次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
的谈话中，毛说道：
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
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
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①
正如我们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所讨论的，毛泽东
与刘少奇的最后冲突是在1964年12月发生的。当时，毛对那些他
认为歪曲并篡改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定战略的东西感到
不满，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三条指示。毛后来声称，刘拒绝接受这
一指示。在这段时期，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新资产阶级”的讲话，
这些讲话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新资产阶级中，权力而不是金钱
成为决定性因素。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阶级成分与工资差别问题显然是毛特
别关心的问题，但即使在这时，他对此仍表现出一种宽松和幽默的
态度，而这在“四人帮”那些沉闷和狂热的理论家的文章中是很少
见的。毛说：“吃多和占多是件相当复杂的事。”“像我们这样的
大人物，有汽车，有带暖气的房子，有司机。我只挣430元，我雇
不起秘书，但我必须雇。”②
在理解这段话时，我们不能不参考毛在1964年早些时候所说的
这样一句话：“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③人
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对毛来说，除了“工人”、“贫农”、“革命
烈士后代”等等外，还有另一种成分，那就是统治者。至于那些与
他的地位，与这位以前的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许他们继续
迷恋其特权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讨论中，他再一次谴责了干
部中那些主要关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资额的“当权派”，并同意给其
中的“极端恶劣分子”戴上“新资产阶级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