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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几乎是世界纪录的四倍。①
一到首都，毛就召集了有中央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
加的会议，会上毛要求撤销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不懂，
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学校的
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
行，省委也不行。”②北京市委立即宣布从该市所有大中学校撤出工
作组，并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③
但是北京市委的迅速投降并未使毛平静下来。他开始为召开中
央全会做准备。这次全会是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将批准已经采取
的措施，并使他关于在中国发动一场反修革命的长远目标的设想合
法化。会议在8月初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可
能刚过半数——这反映出党内分歧很深，会议召开得也很仓促。与
会者不仅有非中央委员的党的干部、而且有“来自北京高等院校的
革命师生代表”，④此外，林彪明显加强了军队对首都地区重要设施
的控制——因而使他加紧了在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宣布的
对这个城市的控制。即使如此，毛自己后来也承认他得到与会代表
支持的人数刚刚超过半数。⑤
这次人数不齐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三个主要方面作出了决定。
人事方面：同意提升七个毛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
抵制他或没有正确理解其意图的则被降级。全会批准了5月政治局
会议关于免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职务的决定，以及
将彭和陆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刘少奇由于对“五十天”运动的错
误处理，被免除了党的副主席职务，并在党的排列顺序中由第二位
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代替刘成为第二把手，并且成为党唯一的副主
席，从而取代了刘成为毛的接班人。新的文革小组领导人陈伯达和
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与文革小组关系越来
越密切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被指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中
央书记处书记，全盘负责政治和法律事务，这个位置以前由彭真占
据。
新进政治局的人不全是林彪或江青的亲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作
出的其他人事决定似乎反映出毛、林和文革小组与党和军方的妥协。
一些与江青、陈伯达或林彪没有密切联系但富有经验的党和军队的
干部，也被补进文革小组。四个资深的省级领导人——陶铸（新任
宣传部部长）、李雪峰（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刘澜
涛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三位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徐向前
和聂荣臻——也被增选进政治局，也许这是一种平衡林彪日益增长
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面，刘少奇作了正式政治报告，但他的报告在林5月
作的关于政变的谈话和毛8月下旬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友
好的信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这两份材料分发给了大会代表。①全会
公报回顾了60年代初的重大问题，肯定了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观点，
间接批评了跟刘少奇走的一些人。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方针（体现在1963年5月的“前十条”和1965年1月的“二十三
条”中）被说成是处理农村组织问题的正确方针。全会赞扬毛对培
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心和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阶级斗
争的理论。全会也赞同他提出的向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
军学习的号召。
最后，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十六条”表达了毛对这
场运动的观点，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是
要：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
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
层建筑。
主要方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
和干部”，决定声言，即使这些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成
功的关键在于“党是否敢于发动群众”，无论是抵制、还是试图控
制这场运动都是不妥当的。
“十六条”反映出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十六条”对
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乱可容忍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十分含糊不清。
另一方面，决定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会出“乱子”，但决定又用毛
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革命“不能那样雅
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决定也提出了
运动的总目标：“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
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因而决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对
参加革命的大、中学生的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陶铸的提议，决定也包括了一些明显
意在限制文化大革命行为的条款。①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的可能性，禁止使用强迫和暴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使普通科学
家、技术人员、干部以及乡村的党政机关，免于卷入整个运动。决
定坚持文化大革命不能妨碍经济生产，并且规定即使“资产阶级的
学术‘权威’”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批判，但未经党委的批
准不能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他们。
即便如此，十一中全会的基调与这些正式要求防止出现偏向的
警告仍有明显差距。甚至在大会期间，毛写了一张“大字报”，张
贴在中央全会会议厅外面，他在大字报里指责“某些领导同志”—
—很明显，这指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五十天”里“站在反
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派出工作组去学校和政府机关。①十一中全
会通过决定，撤销了三个政治局委员（总共有21个政治局委员）的
职务，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标志着十一中全会的深刻意义：毛泽东
个人发动的对党的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全面进攻合法了，为了进攻就
需要在更高程度上发动群众和进行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① 有关毛与他的同事们在60年代初的冲突，参见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革命：政策
进程的动力》；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7章；罗德里克麦
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剑
桥中国史》第14卷中的章节。
② 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页。
③ 帕里斯H。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修订本），第131页。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3—195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02页。
②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文件”，1967年5月18日，
《北京周报》1967年5月19日，第10—12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
“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1967年11月6日，《北京周报》1967年11月10日，
第9—11页。最近出版的材料说明，后一篇文章是在陈伯达与姚文元的监督下起草的，见
孙敦П啵骸 吨泄膊忱方惨濉罚ㄏ挛某啤独方惨濉罚戮恚�268页。
① 关于人民解放军在60年代初期的情况，见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作 用”，载《太平洋事务》第39卷第3—4期（1966—1967年秋季号和冬季号），第269
—289 页；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12章；埃里斯乔菲：“林彪领导下的人
民解放 军：政治干预的前奏”，载约翰M。H。林德贝克编：《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
第343— 374页；埃里斯乔菲：《党与军队：中国军官的职业化与政治控制（1949—1964）》。
① 关于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安：《中国政治》，第6章；约翰吉廷斯：“‘向解政
军 学习’运动”，载于《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哈丁：《组织中国》，第
217— 223页；拉尔夫L。鲍威尔：“经济中的政委：中国的向解放军学习运动”，载《亚洲
概 览》第5卷第3期（1965年3月），第125—138页。
②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1967年12月16日）引自约翰吉廷斯：“从文化大革命着党与军
队的 关系”，载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党的领导与革命力量》，第395页。
③ 肯尼思利伯撒示：《中共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第238—239页。
④ 高英茂编：《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321—322页。
① 罗斯特里尔：《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第154页。
② 关于江青在此时期的作用及其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关系，见默尔戈德曼：《中国的知识
分子： 建议和异议》第3章；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21—322页。
③ 上海的与北京的之间的区别，参见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3章。
① 洛厄尔迪特默：“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基础：‘四人帮’垮台的理论和分析”，载《世界
政 治》第31卷第1期（1978年10月），第42页。
① 关于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见约翰加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
约 翰威尔逊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第235—286页；唐纳德J。芒罗：“共
产 党中国的平均主义思想与教育真相”，见林德贝克：“中国”，第256—301页。
① 中国学生的分类参照李洪勇（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史坦利罗
森： 《红卫兵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
② 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29—139页。
① 马克J。布里奇、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革
后情 况的分析》。
① 有关罗瑞卿的情况，参见哈里哈丁、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
中的 政治斗争》；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载
《中国 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
① 哈丁、格托夫：《清洗罗瑞卿》，第10页。
②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北京周报》第
20期 （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③ 罗瑞卿：“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当代背景材料》
第770 期（1965年9月14日），第1—20页。
① 见前引书；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② 关于罗的命运，见安：《中国政治》，第203—204页；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8
—249 页。
① 关于吴晗事件，见安：《中国政治》，第195—213页；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5
章； 杰克格雷、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危机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与文化大革命》，
第4 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章；詹姆斯R。普西：《吴晗：借古讽今》。
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年9月—1966年12月）”，《联合出版物研究署》，
第42 期，第349页；《共产党中国译文集：政治和社会学情报》（1967年8月25日），第
3页。
③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①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文 件集（1966—1967年）》，第7—12页。
①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周报》第10卷第23
期 （1967年6月2日），第10—16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382页。
① 安：《中国政治》，第207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6—247页；《大事记》第10—11页。
③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8—249页；高：《林彪》，第326—345页；《人民日报》，
1978 年5月18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8年5月24日，E2…11。
① “中共中央通知”，见《文化大革命文件集》，《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
6 日），第2—6页。关于江青的作用，见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20页。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47页。
② 北大的事件见《红旗》第19期（1980年10月），第32—36页。
① 关于“五十天”，见安：《中国政治》第9章；琼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第1
章； 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批评的政治》，第78—94页。哈
丁：《组 织中国》，第225—229页。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0页。
② 合肥电台，1966年7月16日消息。
③ “大事记”，第25页。
① 安：《中国政治》，第218页。
②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安：《中国政治》，第5章；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
毛、党 和农民问题（1962—1966）》；哈丁：《组织中国》，第7章。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49—152页。
②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26—30页。
③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0页。
④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5—257页。
⑤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7—458页。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1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① 《人民日报》，1986年1月5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6年1月24日，第
12— 22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17页。
权威的垮台
红卫兵的出现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
“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
想。这样，全会就把毛思想中从60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在
一起：第一，党本身要对中国从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
第二，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则是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尤其
是年轻人——反对之。
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设想出一个群众参加
的机制。这个机制仅存在几个星期。计划是：在基层单位，从工厂
和公社到大学和政府机关，建立由群众推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模式，革委会成员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接
受选举人的批评，可随时被撤换。简言之，他们在由其组成的机构
中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文化革命委员会不会取代党委和行政机
构。相反，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多少有点矛盾地把它们说成是“保持
我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桥梁”。一方面，这些委员会被看成是
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
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决定又强调他们将仍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之下”。
从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想具有
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会的战斗力。一开始就规定革委
会接受党的领导，使得地方党委有可能与之合作，或者通过确保群
众“推选”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成为委员会成员而控制它们。规定委
员会由推选产生。实际上保证了至少在大学，委员会代表了日益分
化的学生团体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革命委员会为高干子女
所操纵，这不仅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学生中建立最大的
单个组织，而且因为上级党委有可能赞成其同僚的大学生子女成为
群众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只关心他们自己各
个单位的问题，而不是毛主义者有意作为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中心
的更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
但是另一种群众参加的方式却是立即可行的，这就是红卫兵。
就在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之前，毛泽东给清华大
学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复信，很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
一中全会决定连红卫兵的名字提都没提，但会议大厅里却有红卫兵
的代表。与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红卫兵肯定会超出只关心基层团
体事务的范围，向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和批判高级领导人的方向发展。
而文化革命委员会似乎有可能落入党的机构的控制之下，红卫兵可
能更乐意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①
因此，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之内，北京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