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制。由于粮食进口大幅度减少，按说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和摄入体内
的热量会受到很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农业基本上
未受主要发生在城市的动乱的干扰。
有一项变化值得注意：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的对外贸易从
6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摆脱苏联和东欧，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当然美国除外）。1970年，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
的53％，而1965年只占39％，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额则从1965年
的30％降至1970年的20％。这时，中国进口的工业品和技术的大
部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均来自日本和西欧。结果出现了较大的贸
易逆差，差额部分由与香港和不发达的非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顺差
来弥补。此外，中国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在1970年末也开始有了明
显的增加。 1970年，中苏贸易额减至 4700万美元，但次年又回
升到14500万美元。中国与东欧的贸易没有像中苏贸易那样大幅度
下降。
鉴于苏联军队的集结（将在下文述及）和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
的政治后果，中苏贸易在1971年就能恢复正常确实是出人意料的。
原因似乎是，中国对莫斯科及其东欧仆从国愿意提供的东西——主
要是民用飞机和机器零件——非常需要，而对俄国人的政治和军事
侵略进行惩罚的能力却严重不足。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北京
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怪诞举措——的总方向是一致的。但其绝对
贸易额是如此之小，可以说这个阶段中国的外贸主要是象征性的而
非实质性的。只是到后来，中国才把外贸当成了一种主要的政策手
段。
① 赖斯：《毛的道路》，第24和25章。
② 欣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第4卷，第425和439号文件；《每季大事
和文 献》，《中国季刊》第34—37期的有关部分。
① 亨利 S。阿尔宾斯基：“越南危机中中国和苏联的政策”，《澳大利亚季刊》第 40卷，
第 1 期（1968年3月），第65—74页；陈庆：“河内与北京：政策与关系概述”，《亚洲概
览》第 12卷，第9期（1972年9月），第807—817页；G。P。施德潘德：“中国与越南”，《国
际 问题研究》第12卷，第4期（1973年10—12月），第568—581页；伊什沃C。欧嘉：
《中国对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的变化模式（1964—1971）》，第23页；D。R。萨德萨： “中
国与越南的和平”，《中国报告》第5卷，第3期（1969年5—6月），第13—18页；布 里
安肖：“中国与北越：两条革命道路”，《时事》第9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 1
—12页；向乃光（音）：“河内与北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事务》第1卷，第4期（1964
年12月），第9—21页；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北京与河内：革命伙伴关系剖析”《国际
问 题杂志》，第24卷，第1期（1968/1969年冬季号），第65—85页；姚孟贤（音）：“中
国共 产党人与越南战争”，《问题与研究》第1卷，第9期（1965年6月），第1—13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19页。
③ 1967至1968年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的作者的观察。
④ 参阅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的讲话：“中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武
装 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北京周报》第34期，附录，第3—8页。
① 参阅三篇连载文章，见《共产党人》，第6期（4月），第102—113页；第7期（5月），
第 103—114页；第8期（5月），第95—108页；第9期（6月），第93—108页；第10
期 （7月），第90—99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2期（1968年4—6月），第189—190页；第35
期 （1968年7—9月），第193—194页；第36期（1969年10—12月），第172—173页；
第37 期（1969年1—3月），第165—166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3期（1969年 1—3月），第 178页。
④ 《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8日，第1版；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29—137
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96页。
② 《人民日报》，1968年4月5日，第1版；1968年2月28日，第1版；李季银（音）：
《日本 面对中国：战后政治和经济关系》，第49、163、188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1968
年 7—9月），第195页。
④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2期（1967年 10—12月），第 225页。
① 卡罗尔贝尔：“朝鲜与均势”，《政治季刊》，第25卷，第1期（1954年1—3月），第
17— 29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北朝鲜与大国”，见威廉J。邦兹、金泳昆（音）编：
《远 东事务中的两个朝鲜》，第19—59页；金日平（音）：“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关系的演
变”， 《亚洲研究杂志》第13卷，第4期（1970年12月），第59—78页；罗伊UT金：
“中 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亚洲概览》第8期（1968年8月），第17—25页；约瑟夫C库
恩： “北朝鲜：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48
—58页； 金钟（音）：《夹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平壤：北朝鲜卷入中苏争端（1958—1975）》。
① 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与世界秩序》，第99—105页。
② AH。尤萨克和R。E。巴特萨维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贸易”，见美国国会（第92 届）
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估》，第335—337页。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年初，北京决定把长期存在的中苏边界争端推向战争。如
果不做出这个关键性的决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发
展可能只会造成不幸但危害不大的畸变。中国为什么决定发动一次
局部战争（尤其是在中国国力尚弱的时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
谜。1969年3月2日乌苏里江珍宝岛上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至今
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①下文试作一些综合分析，尽管主要的
事实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边界事件的发生，大大改变了中国外
交政策的方向和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整体格
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①
中苏边界争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和俄国签订第一批
条约的17世纪。②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中苏之间无边界争
端，直到50年代末苏共和中共发生争吵，边界问题才再次凸现出来。
因此，边界问题不是造成北京和莫斯科不和的原因，但边界却常常
是表现中苏分歧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与边界有关的特殊问题造成
了中苏关系的紧张，如在某些不动产的确切位置和所属权方面的分
歧；与缔结边界条约的历史过程有关的问题；关于履约的分歧；边
界地区的管理问题，包括界河航行、岛屿和江岸的归属权等争议问
题。③
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军事同盟解体以前，上
述问题常被有意淡化，或者也比较容易解决。中苏分裂之后，此类
遗留问题再次凸现，成为中苏之间主要的分歧问题。1966年左右军
事化倾向的加剧，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边界问题了。这使
中苏两国的关系更趋紧张。这些分歧迟早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唤
醒潜藏的种族、历史和本能的互相提防和担忧。
1960年以来，边界事件日趋增多。俄国人声称，从1962年夏开
始，中国“蓄意挑衅”的次数逐年增加。到1967年，边界形势已相
当严峻。不但有报道说1967年1月双方在乌苏里江发生了一次冲突，
而且俄国人还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疯狂的挑衅行为进行了公开
指责。1967年12月7—9日和23日，以及1968年1月末在黑龙江
和乌苏里江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边界事件虽然在1969年3月2日发
生武装冲突以前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俄国人逐渐掌握了一种不用武
力解决边界纠纷的办法。在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中俄国人就使用了
这种办法。①
这好像证实了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指责只始于1967
年1月23日“入侵”珍宝岛。中国人指责俄国人“撞我渔船，抢我
渔网，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我渔民，甚至绑架我渔民”，打伤中国边
防战士，抢劫武器弹药，侵犯中国领空。后来，中国还指责苏联的
坦克、装甲车和汽艇侵入中国领土领水，“强行驱逐我国居民，捣
毁房屋，捣坏生产和生活用具”。②这些互相指责当时还不过是对边
界某些地段的划分存有分歧和发现边界是表现紧张关系的主要窗口
的两个不友好国家之间发生的一些普通事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双方都越来越严肃地看待对方的行动。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
的夺权活动开始后，中苏双方也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活动。为什
么会这样呢？
长期以来，中苏双方在边界部署的军队数量大体相当：中国人
在东北边界占优势，俄国人在新疆边界占上风。苏军武器和后勤供
应较占优势。1959年以前，中国人对这种状况既不担心，亦未提出
挑战，俄国人也不仗势欺人。6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分裂
后，双方军队的部署仍保持防御性态势。由于边界事件在1959年至
1969年间每年都有增加，双方可能都相应地加强了边防部队。但在
1967年以前，双方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也未改变传统
的军事部署。然而，从1965年末开始，苏军进入了更高的战备状态，
配备了更多更好的武器，部队人数也有所增加。苏联还与蒙古签订
了一项新的防务协定，获得了在蒙古驻军和保持基地的权利。①
中国方面没有采取相似的行动。1965年中，中国人正在进行军
事战略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权力斗争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到
了清洗。由于林彪竭力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军队的素质，致使军队
丧失了战斗力。此外，越南战争使中国人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南
方。因此，中国人对苏军的所有军事动作都未作出相应的反应。②
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而生的边界事件层出不穷，这在苏联人
看来成了越来越不祥的征兆。他们增加了边防军的数量，因而引起
了陈毅的公开指责。③苏联军事集结最重要的步骤是在蒙古领土上部
署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到1967年11月，几个师的苏联军队已部
署在蒙古的永久性基地上。
这一大规模的集结打破了双方的军事平衡。中国人竭力调整军
事部署，从福州军区抽调了几个师到中蒙边界。北京还开始高度重
视边疆各省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性。④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在考虑
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1969年3月1日深夜，大约300名身着白色伪装的中国边防军
和正规军从中国一侧的岸边越过乌苏里江上的冰层来到珍宝岛，在
一片树林中挖好掩体，架好通往指挥部的电话线，在草垫子上潜伏
下来。⑤3月2日清晨，珍宝岛以南的苏联哨所里值勤的哨兵向上级
报告了江岸上中国人的活动情况。上午11时左右，二三十名中国人
边向珍宝岛前进边高呼毛主义的口号。苏联指挥官斯特列尔尼科夫
率部分人员乘两辆装甲运输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驶向珍宝岛。
抵达该岛后，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几个人走下车来，像往常一样警告
正在逼近的中国人。俄国人按照平常应付此类情况的办法，把自动
步枪挎在胸前，挽起胳膊阻止中国人通过。这时双方发生了争执。
中国人列队前行，看上去没带武器。但当他们走到离俄国人约20英
尺时，第一排的人突然散开到两旁，第二排的人迅速从大衣底下抽
出手提机关枪向俄国人开了火。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另外六人当场毙
命。与此同时，埋伏在俄国人右侧散兵坑中的300名中国人也开了
火，打了俄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迫击炮、机枪和反坦克火箭筒也从
中国一侧的江岸上吼叫起来。后来，中国人向俄国人发起冲锋，双
方展开了肉搏战。最后，苏联人被击败了。（据俄国人说）中国人
带走了19名俘虏并很快加以杀害。他们还带走了苏军的武器装备（后
来进行了展览）。
珍宝岛以北苏联哨所的指挥官布别宁看到发生了战斗，即率部
赶往出事地点。他乘坐一辆装甲车来到中国军队的右侧，迫使他们
分散了火力。但他也进入了中国人为斯特列尔尼科夫准备的伏击圈。
布别宁的装甲车被击中，他受伤后晕了过去。醒来后他设法爬进另
一辆装甲车，继续指挥战斗。此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后来，
俄国人占了上风，一度曾包围了中国人，最后迫使剩下的50—60名
中国人退回了乌苏里江岸。
3月15日的战斗有些不同。①双方的准备都很充分，投入的兵力
较多，损失更大，战斗持续的时间更长。双方都是有备而来。与3
月2日的冲突不同，说不清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3月15日的冲突的。
3月14日深夜，俄国的一个侦察小队潜伏在珍宝岛，引诱中国人发
动正面攻击。中国人说苏方在凌晨4点左右向该岛和江湾派了“许
多”坦克，袭击了中国的巡逻兵。不知道袭击中国的巡逻兵何以需
要如此多的部队。俄国人说他们的两辆装甲车在凌晨巡逻时发现了
一队中国人，据说他们是第一天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上的。无论起因
如何，战斗在上午打响了，中方江岸上的迫击炮和大炮吼叫了起来。
中国此次投入的兵力超过了一个团（约2000人）。他们冲过冰
层攻占了珍宝岛的一小部分。当俄国人看到中国人冲过来，即从装
甲运输车中以机枪扫射，试图阻止他们前进，但当他们发现中国人
较多时，即撤退了回去。（俄国人报道说中苏兵力是十比一）。中
国人的炮火不但轰向苏联军队，而且轰向乌苏里江主航道以东冰面，
试图阻止苏军重型车辆的运动。俄国人采取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运
用的战术，先让中国人靠近，然后以大量坦克、装甲车和装甲运输
车发起反击。下午1点，苏军大炮形成猛烈的阻击火网，向中国江
岸上的阵地纵深处猛轰，最远达到了四英里。苏军共发动了三次反
攻，三次都攻破了中国人的阵地。前两次反攻因弹药耗尽而退回，
但第三次反攻击溃了中国人，迫使他们带着伤员和尸体撤回了江岸。
晚7时，持续九个多小时的战斗终告结束。苏方损失约60人（包括
边界哨所的指挥官）；中方损失800人，双方的数字可能都包括死
者和伤者。
1969年3月边界事件的原因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且缺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
料，所以不可能对中国人在1969年3月2日打响第一枪的原因作出
最后的结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中国的地方
局势；中国首都的政治斗争；外交政策方面的动机。①
就地方局势而言，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中国边界地区的地方
指挥官可能有在边界形势特别紧张时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授予较
大军事单位的指挥官以自由处置之权，是守卫漫长国境线的一种合
理的管理办法。考虑到地方政治形势变幻莫测，特别是1969年初军
队开始在全国行使权力，很可能有性急的指挥官擅自行动。但是，
中方的行动实际上（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这说
明行动是受上级控制的。
第二，3月2日发生的事也可能是偶尔在珍宝岛上相遇的普通巡
逻兵之间的局部性冲突。这似乎与一年前中国和印度的冲突相同。
如果真是这样，苏联人就会声称中了中国人的埋伏，以此掩盖其作
战失利的事实，中国人则会闭口不言，希望不要招致俄国人的报复。
这实际上是根据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很难被驳倒。它认为此类事
件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终于于3月2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了。然而，
俄国人提供的战斗过程的详细程度，以及他们表现出的极大的义愤，
又不能不使人相信，这次事件确实是经过周密策划的。
第三，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沈阳军区、珍宝岛当地的中国
指挥官以及他们在北京的上级领导之间可能存在意见分歧和通信不
灵的情况。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可能想对林彪显示自己的重要性，
或者是地方指挥官想对陈显示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军队通常不会
这么做。军队是从上到下指挥系统十分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