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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无法保卫本国的领土，使之免受中国人在珍宝岛上发动的那种
突然袭击，将迫使莫斯科承认，迄今由苏联控制的主航道中国一侧
的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还将使中国人像过去的许多年中一样，继
续在苏联领土上四处活动，因此（在新的紧张环境中）而使发生军
事冲突或宣传战的可能性大增。
不过，中国人毕竟稍稍开启了恢复谈判的大门。苏联人看重这
一点，所以没有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在1969年6月13日给中国
的照会中，①苏联在拒绝中国五项条件的同时，对两国在边界问题上
的分歧作了详细的阐述，建议双方在两三个月内举行会谈，达成一
项明确的协议。苏联的这种克制态度在照会中表现得很清楚：
苏联方面赞成下述各点：〈1〉对边界线上没有争议的地段，双方申明一致意见，并
以条约文本为基础，经共同协商，就边界线的勘定达成一项谅解；〈2〉对发生了自然变迁
的地段，双方可以根据已有的条约，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
线进行划分；〈3〉双方签署共同认可的文件，把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
关于条约，苏联坚持的是“信守公约原则”，而对边界线的勘
定，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变迁部分和对已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
上。中国对条约坚持“情势不变原则”，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
件，但对边界的划分，也同样注重已发生的自然变迁——当然是有
利于中国的——变迁。①
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它们源于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
同立场，更源于俄国人的军事优势），谈判并未马上恢复就不足为
奇了。由于中国人拖延策略，且不愿与苏联人面对面进行谈判，莫
斯科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让问题继续悬而不决，或者迫使其有所
进展。由于1969年春末夏初边界事件仍持续不断（这显示了自由放
任政策的危险性），也由于边境河流航行谈判已表明中国人可以被
推到谈判桌边，所以莫斯科决定通过集结军队、蓄意扩大边界冲突、
威胁使用更严厉的暴力手段和要求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谈
判，以迫使北京就范。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1969年夏，但直到9月
初，中国人仍不屈服。就在这个时候，胡志明逝世了。他在遗嘱中
特别要求俄国人和中国人了结他们的分歧，他在河内的葬礼可为中
苏双方代表提供一个中立的会面场所。莫斯科马上提出了这样的一
个建议，但是北京不愿在整个夏季都遭受军事打击和核威胁以及中
国国内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与苏联会谈。所以，由周恩来率领的
中国代表团在碰到参加葬礼的苏联代表团之前，就从河内回国了。①
然而，俄国人还是给北京送去了明确的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
柯西金在从河内回国途中（他的飞机已降落在苏联的塔吉克共和
国），接到了莫斯科要他前往北京与周恩来会晤的电报。9月11日，
这两位政治家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②曾竭力避免与俄国人见面的中
国领导人明确表露了他们的不快：会晤只持续了不到三个半小时，
而且是不顾苏联人的反对在北京机场而不是在市内举行的。此举与
过去几个世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蓄意侮慢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二
人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苏联一直寻求的目标：恢复边界谈判，停止边
界冲突。虽然双方都未正式公布机场协议的内容，但据半官方消息
透露，柯西金提出了下述建议：③
1。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
2。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3。在边界地区的某些地点建立非军事区。
4。恢复边界谈判，以已有条约和边界现状为谈判的基础，对边界线进行调整。
5。恢复边界居民的迁移活动，特别是苏联工人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黑龙江沿岸地区
的迁移活动。
对苏联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胜利，因为苏联对要谈的问题和谈
判的基础作了详细的阐述。不过，前三点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它
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在何处建立非军事区及非
军事区面积的大小问题将使双方产生争议，中国人将利用这些问题
阻止或拖延有关边界问题的实质性会谈。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终于
同意恢复谈判作为消除苏联的威胁的一种手段，而这也正是俄国人
所希望的。
9月11日机场会晤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有益的变化：苏联人
停止了对中国人的抨击；①边界事件未再发生；②贸易谈判得以恢复；
③此外，两国都在采取步骤互派文化大革命初期召回本国的大使。不
过，中国人还在拖时间。恢复谈判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人们甚至
不清楚中国人在北京是否同意了柯西金的建议。况且，即使达成了
一项协议，双方的解释也会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除9月11日发
表了一份简短的无具体内容的公报之外，④没有迹象表明双方达成了
协议，甚至没有就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身为新闻记者的苏联间谍维克多路易斯于9月17日在伦敦《新
闻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出了苏联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
军事行动的暗示性恫吓。文章特别提到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内涵—
—断言苏联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也提到
了对罗布泊核基地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是双方未达成协议的证
据之一。证据之二是中国人在东京会见了当时的全苏工会主席谢列
平。①谢列平说：“中国人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看上去是积极的”
以及“我们希望谈判……得以恢复”。这表明中国人尚未接受苏联
的建议，甚至在9月30日尚未给予莫斯科正式的答复。据驻莫斯科
的外交官报告，北京甚至在10月1日的国庆节之后仍未作出答复。
②
这时轮到中国人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恢复谈
判了。他们分别于9月18日和10月6日向俄国人递交了正式信件
（在此期间，苏联显然作过答复，但内容一直未披露），③最后又于
10月7日和8日公开发表了重要声明。在10月7日的声明中，中国
宣布两国政府已同意恢复1964年中断的边界谈判。声明还说，中苏
两国将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谈判（高于莫斯科最初提出的谈判级
别）。声明还明确指出，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俄国或苏联
违背“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所造成的。对此，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交换的中国地图上（未公开出版）有详细的
标示。10月8日的声明驳斥了苏联6月13日的照会。④不过，在声
明的最后，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
北京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而言，前三项原则
与上文述及的中国政府在5月24日的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
后两项原则重复了柯西金9月建议的许多内容。这首次表明，中国
人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不过，这些原
则也显现出了中苏之间的两点重要分歧。
第一，中国人想以重新划定两国边界全部走向的新条约代替过
去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与他们在1964年的立场没有区别，但
与苏联的建议相去甚远。苏联建议对现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但
不同意在新条约签订之前取消所有旧条约并承认其“不平等”的性
质。第二，中国重申了原来的主张：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
撤出一切有争议的地区，如中国人所说的俄国人违反“不平等”条
约而占据的那些地区。苏联人显然不可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它威
胁到了伯力和其它重要地区的安全。
然而，苏联对中国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69年 10月 20
日，谈判终于开始了。这样，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两国
又同意——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了。对中
国来说，谈判的恢复至少可以部分地减轻苏联的军事压力。现在看
来，1969年北京显然根本不打算达成任何妥协性的协议，即不符合
它所阐述过的诸项“原则”的协议。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于10月
19日抵达北京，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另有成员七名。
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也另有成员七名。①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77—1183页。
① 弗农阿斯帕图里安：“七十年代的苏联、美国和中国”，《概览》第19卷，第2期（1973
年春季号），第103—122页；威廉E。格里菲思编：《世界与大国三角关系》；迈克尔塔
图：《大国三角关系：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罗纳德J亚利姆：“三极与世界政治”，
《世界事务年鉴》第28卷，第23—42期；托马斯W。鲁宾逊：“缓和与中苏美三角关系”，
见德拉W。谢尔登编：《缓和面面观》，第50—83页；托马斯W。鲁宾逊：“战略三角关系
中的美国政策”，见理查德A。梅兰森编：《既非冷战也非缓和？》，第112—133页。
② 安泰顺（音）：《中苏领土争端》。
③ 同上，第58—90页。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1—1183页。
② 新华社消息，1969年3月3日；《人民日报》，1969年3月4日；新华社关于边界冲突
的纪录片的报道，1969年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1969
年5月24日新华社电讯，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69年5月26日，A1…10；《打
倒新沙皇！》，《人民日报》1969年3月3日，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373期（1969
年3月11日），第17—19页。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3—1185页。
② 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第12—15页。中国人显然知道
苏联在集结军队，还因此指责了莫斯科，参阅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5—1187页。
③ 《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6期，第136页；《国际共产主义译丛》第852期（1966年6
月23日），第13—14页。
④ 江一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1968）”，《祖国》第59期（1969年2月），第20—36页。
⑤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 1187—1189页。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9—1190页。
① 此处参考了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90—1194页及所引用的有关材料。
① 关于林彪失败和死亡的文字材料虽然很多，但有许多是不可信的。这些资料还充满矛盾，
使用的时候应特别注意甄别，参阅姚明乐：《林彪的密谋与死亡》。这本书基本上是伪造的。
较为可信的是高英茂：《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另可参阅鲁宾逊：《林彪的政治
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威廉W。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第11章，“战
略与战术”。
① 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① 6月10—11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1969年6月11日；《纽约时报》，1969年6月
12日；《真理报》，1969年6月12日；7月8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7月8日；《纽约
时报》，7月8日；《真理报》，7月8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消息，7月10日；外国广播信息
处：《苏联动态》，7月14日，A30…32；7月20日的事件，见《真理报》，9月11日；8月
13日的事件，见《真理报》，8月13日；《纽约时报》，8月14，15，16日；《基督教科学
箴言报》，1969年8月14日；《苏联动态》，8月15日，A1…4；《消息报》及苏联其他报刊，
8月16日；《苏联动态》，1974年2月28日，C2…3。
②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5期（1969年6月12日），第24页；新华社消息，1969
年8月19日；《纽约时报》，1969年9月9日。
③ 中共军队历来把先发制人的进攻当作一种实用战术（而不是总体战略）来加以运用，参
阅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
① 塔斯社消息，《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3月30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69年4月16日，第3—5页；《苏联动态》，1969年4月1日。
② 《苏联动态》， 1969年4月14日。
③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周报》，第18期（1969年
4月30日），第33页。
④ 同上。
⑤ 《真理报》，1969年5月3日；《消息报》，1969年5月5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
摘》，1969年5月21日，第22页）。
⑥ 《中国动态》，1969年5月12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17期（1969年5月16日），
第21—22页。中国的照会指责苏联上年未参加会谈，认为中国这次同意参加新一轮会谈是
作了宽宏大量的让步。
⑦ 《苏联动态》，1969年5月23日。中国人于6月6日作了答复，见《中国动态》，6月
9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6期（1969年6月13日），第22—23页。
① 《苏联动态》，1969年7月14日；《纽约时报》，1969年7月14日。
② 《纽约时报》，8月9日，（苏联的声明）；8月12日（中国的声明）。
③ 这次会议的讲话和文件的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9，16，23，
30日；《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的重要讲话，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69年7月2日，第3—17页；讲话摘要，见《纽约时报》，1969年6月8日。
①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日，第12页。
② 《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6月18日，第1—4版。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69年8月6日，第14—24页；《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
③ 《共产党人》第11期（1969年7月），第3—16页（引文在第4页）。（译文见《当代
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9月3日，第3—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见《中国动态》，1969年5月26日；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26期（1969年5月29日），第23—36页。
① 《真理报》，1969年6月14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9日，第9
—13页）。这是苏联回复中国5月2日的声明和6月6日的抗议（《中国动态》，1969年6
月9日）的一份照会。
① 信守公约原则是“有义务执行公约的国际法原则”，意指签约各方必须守信履约。与之
相对的是情势不变原则。国际法中的这个原则是指，当事人只有在“情势不变”，即环境无
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才守信履约。
① 《纽约时报》，1969年9月12、13日。
② 同上。显然，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充当了调解人。罗总理扬杰
奥尔盖毛雷尔奉命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然后前往北京，在柯西金抵达北京前数小时会
晤了周恩来。
③ 《世界报》（巴黎），1974年11月10—11日。后来，周恩来讲了他对机场会晤的意义
的理解（双方未签署文字协议）。在周看来，双方达成了如下共识：〈1〉在通过谈判彻底解
决边界争端之前，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2〉双方尽量避免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并撤走边
界线附近的军队；〈3〉双方通过协商“重新划定边界线”，周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见《纽约时报》，1973年11月24日（周与C。L。舒尔茨伯格的会谈）；《共同社消息》，1973
年1月28日（周与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会谈）。关于机场谅解的执行，周和柯西金的看法不
伺。第一，周认为，只有在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重视之后，谈判才能够开始并持续下去，
才能最终获得结果。第二，双方对“现状”一词的解释不同。柯西金认为“现状”指的是
双方都不再侵犯边界，而周认为它不但指不侵犯边界，而且意味着边界地区的军事平衡不
发生重大变化。第三，双方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柯西金显然认为它指的是双方
军队均撤出某些已发生冲突或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地段。周（可能知道柯西金的解释，也可
能不知道）认为它指的仅是苏联军队撤出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即中国提出主权要求的那些
苏联领土。这些分歧是双方难以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① 《纽约时报》，1969年9月17日。
② 同上，1969年9月19日。
③ 1969年9月2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格斯霍尔由河内返国途中
拜会勃列日涅夫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告诉霍尔，柯西金向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其一与边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