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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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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中美关系的惊人转折,其根源已经人人
皆知。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
急剧恶化。这明显地引起了北京的关注:莫斯科是否正在将迄今为止的一系列小
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尤其是8月在新
疆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摩擦,谣言开始从东欧方面流传出来:苏联人已通知他们的
盟友,它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9月11日柯西金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的短暂会晤,在某种程度上
缓解了紧张局势,但很明显中国人仍然把危险看得十分严重。乌苏里江摩擦发生
的当天下午,北京的报纸就把它与1968年夏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进
行类比,苏联人用勃列日涅夫主义为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辩护,该主义主张
苏联可以推翻任何一个它不同意的共产党政府。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在新的环境里
如何实现国家安全的问题。
  有人认为,珍宝岛冲突是由中国人的一场伏击战挑起的。它是由林彪故意制
造的,以引起边境的关注,从而促使参加中共九大的代表们认识到英雄的人民解
放军的重要性,证明它现在在党内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①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
确,毛和周恩来从边境冲突中所汲取的教训正好相反:苏联在边境问题上将采取
更加强硬的路线,②而从边境冲突的情况看,如果苏联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人
民解放军将难以有效地保卫祖国。因此北京接受了尼克松政府的主动表示。对华
盛顿开放,使苏联不能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因而可以减少苏联侵略的危险性。
实际上,甚至在中美建立联系以前,尼克松就已经表明,莫斯科不能设想美国会
在苏联侵略面前保持善意的中立。③最初,中苏关系破裂的很重要原因,来自中
国人对苏美缓和的不满;苏联人和美国人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中国
人开始谴责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防止在中
国出现类似的修的修正主义。中国人以意识形态的原则为重,而不以现实政治为
然。所以毫不奇怪,中美关系的突破是需要中国人费番口舌作出解释的。④
  中美关系改善在林彪看来像苏德条约在亚洲的翻版,他对此十分厌恶。他可
能认为,如果中国确实不能单独顶住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进攻,那么与修正主义
的苏联达成妥协,不是比与帝国主义的美国达成妥协要好?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的
立场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他后来被斥责为“孤立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⑤反对与美国或苏联建立任何联系,⑥认为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保护它自己。毛告诉
尼克松和其他外国客人,林彪反对与美国建立联系。①
  如果毛的话真实可信,那么很容易理解他的动机。在中国被孤立、受到威胁
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权力就会大大膨胀。当国家处于危险状态时,由一位伟
大的革命元帅接毛的班,就无可争议了。而和平与外交艺术(周恩来的所属范畴)
的地位就会下降。
  对林彪不幸的是,毛感到必须用外交手段争取时间。10月7日,新华社发
表消息,中苏边界谈判即将举行。然而,毛仍然对苏联人存有戒心,10月中旬
政治局决定迅速提高警惕。1969年10月17日,显然是根据毛对国际形势的冷
静分析,林彪发布“一号通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城市
开始进行疏散。
  林彪当时在苏州休养,住在蒋介石夫人以前的别墅里。根据曾把林的命令给
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林彪秘书的回忆,国防部长所关注的是,因为苏联谈
判代表团的到来,中国放松警惕,苏联人可能正在准备一场突然袭击。在黄永胜
收到命令前两个小时,毛看来也收到了等待批阅的这份“一号通令”,他显然没
有撤销这个命令。后来林的命令遭到谴责,可能至少部分是因为苏联人、美国人
以及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反应,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担忧;这个明显的备战措施,
可能被苏联人用作在边境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借口。在林失宠以后,毛能够就
这个他自己引起的行动责怪林彪。①
  边界谈判于10月20日如期开始。同时,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在20年的敌
对和猜疑之后,双方都十分谨慎,亨利基辛格后来称这段时期的谨慎接触为“复
杂的小步舞曲”。②到1969年底,美国人明白,他们发出的信号和暗示产生了效
果。1970年,在林彪谋取国家主席的同时,中美联系升级,到1971年4月21
日当周恩来邀请基辛格访问北京时,③林彪和平夺权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他被
推上了一条更危险的道路。
 
“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决定武力夺权是由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的,
但促使他那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可能是庐山会议后毛发起的针对他的同党
的毫不宽恕的运动。1970—1971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林彪肯定已经明白,如
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就完了。毛的行动看起来像是挑衅性的,似乎他希望迫
使林彪采取鲁莽的行动。如果他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就会自取灭亡。
  全会以后批判陈伯达的运动采取以下几种形式:首先,陈伯达自我检讨,并
且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质,1970年11月至1971年4月逐
渐展开。同时,号召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向他们推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的六部著作和毛的五篇文章,要求他们通过学习,提高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的能力。事实上,毛是在打击林彪,因为,林彪过去不主张学习马列主义经典
著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也简化为背诵语录。叶剑英在福建、广东和广西调查了
陈伯达的材料,以确定他的罪行。陈的罪行为发动一场整风运动提供了借口,而
这场整风明显是用来削弱干部对林的忠诚的。①
  毛后来形容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②。
“抛石头”指铲除林彪的同盟。在庐山,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
作,他们应该向中央作检讨。全会结束那天,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机场,林彪与他
们三人及黄永胜合影留念,与他们及叶群商议对策,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
彪和黄永胜,为了应付周恩来的命令,作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的策略。③但是当
书面检查于下个月放在毛的案头时,他对批阅的每份检查都写下了不满意的批
语。1971年1月9日,军委召开有143名成员参加的会议,尽管毛一再严厉批
评,林的同党仍既不批判陈伯达,也不进行自我批评。毛对此极为不满,命令将
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作废。最后,在4月29日召开的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
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
主义和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①
  “掺沙子”,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九大当选的政
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张才千将军,于1971年4月7日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成
员,以抵消黄永胜和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的权力。毛已经采取了其他组织措施,
以保证对人事和宣传的控制。1970年11月6日,成立了中央组织和宣传组,直
接对政治局负责,领导和监督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理论杂志
《红旗》、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其他一系列机构。该小组组长为康生,
成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李德生将军。康生随后因病退出,李德
生于1971年1月担任新成立的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同僚
留下负责,接管了曾经被陈伯达所把持的宣传王国。②这样,从红卫兵运动结束
以来,他们实现了对一个主要的国家权力领域的控制。③
  “挖墙角”,指改组北京军区。在与他的国防部长紧张对抗不断升级时,毛
必须确保控制首都的部队对他而不是对林彪的忠诚。1970年12月16日,他提
议召开华北会议,讨论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什么允许陈伯达成为他们的太上皇,
既然中央没有授权于他。这种谴责也许有点道理——人们很容易把书生气十足的
陈伯达看成林彪的代理人,而不是某支部队的幕后操纵者——但华北局和华北军
区听从陈伯达的命令,可能仅仅反映了任何一位明智的党的干部都会表现出的,
对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常的尊重;很难想象会有人对陈伯达这样的高官的身
份提出疑问。不论毛本人如何蔑视规矩,任何一点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却都可
能被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宣布开始,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表面上
是要批判陈伯达及其在华北地区的追随者,但实际上,在长达一个月的会议期间,
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林彪的追随者,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
38军(它被认为忠于林彪)也被调出了北京地区。①
 
“571”:林彪的未遂政变
 
  根据后来的证言,林彪于1971年2月携夫人和儿子视察苏州期间,授意制
定政变计划。政变计划是以他儿子林立果为首、以空军为基地的几个较低级军官
具体负责制定。促使林彪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毛在最近的军委会议上谴责了林
彪同党的立场,以及北京军区的改组。林彪将对此作何反应?他显然认为以攻为
守是唯一出路。
  林彪夺权斗争,除了不合时宜,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权力。尽
管他身为国防部长,但他没有依靠负责解放军各部门的政治局盟友。根据1980
—1981年审判林彪那些幸存的支持者时出示的证据,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做了
什么坏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没有参与谋杀毛的任何阴谋活动。

  林立果在空军的正式职务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关键职位,所
有文件都要经过这里——同时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他担任这些职务,完全是由于
林彪的影响。根据他的上司吴法宪在1980年审判中的证词,从1970年7月6
日起,“空军的所有事情都向林立果报告,所有事情都得经他处理,听他的命令。”
③ 
  林立果建立了他的阴谋小集团(参见表5),定名为“联合舰队”,该小组
最初是吴法宪授权林立果成立的一个调研小组,绝大多数成员是人民解放军空军
的军官。林立果的“司令部”人员,除了他自己之外,全部来自控制华东的南京
军区。
  1971年2月,林立果带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于新野到杭州;而后又将另一
位副主任周宇驰自北京召到上海,从3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与他们及空4军政
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召开秘密会议,根据他父亲的命令,多次密谋。
  从他们讨论的情况看得出林氏家族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他们认为出击的时机
几乎成熟;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会使文职领导人得以巩固他们的地位;
毛正采取利用一派打一派的习惯做法,逐步用张春桥来抵消国防部长的权力。①
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似乎仍未排除。另一种可能
是被人抢班。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九届二中全会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些
密谋者仍然认为在未来三年内这是不可能的。但林立果至少明白这种前途的危险
性:“任何事情都难以预料。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任何人都可
能被赶下台”(实为“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译者)。于新野提出异议
说,林彪是毛个人选定的接班人,林立果提醒他刘少奇也曾享受同样的荣誉。②
  林彪的第三种选择是“提前”接班。他们考虑了两套方案:搞掉林彪的竞争
对手,主要是张春桥;搞掉毛泽东本人。密谋者们对后一套方案没有感到什么不
安,只是担心如何向全国解释,不产生消极影响。周宇驰建议,谋害毛泽东的罪
名可嫁祸于他人,甚至嫁祸江青,但他补充道,从政治上考虑,林“将为此付出
高昂的代价”。最后议定:争取和平(过渡)接班,作好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

  表5                      林彪集团:同党和同谋者
   
  林立果决定将政变计划定名为“571”,在汉语里“571”是“武装起义”的
谐音。毛的代号为“B…52”。在最初讨论时,政变计划仅仅是逮捕张春桥、姚文
元,谋害毛的计划似乎是那天晚上由周宇驰设计的,①可能是针对毛主席在南方
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短暂巡视,他主
要访问了武汉、长沙和南昌,接见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和福
建各省党、军负责人,②和他们进行了谈话,他把林彪的同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的行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与同刘少奇、彭德怀、高岗和其他被
打倒的领导人的斗争具有同样的性质。主席的任何其他行动,都没有他的这些讲
话如此深思熟虑,使得林彪惊恐不安。
  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着重谈了他的追随者在九届二中全
会上的表现,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突然袭击和地下活动”。
当他谈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时,谁都能明白他
实际上指的是谁。他最后提到林彪的名字时,更多的是悲哀而不是愤怒:“这次,
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人
呢?”③但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是不会被假象欺瞒的。
  毛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什么,林彪一家是十分清楚的。同样令
人感兴趣的是,主席在他的谈话中,明显表明了他进行这场针对他自己选定的接
班人的斗争的原因。一方面,他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送交部队党委批准
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他以前提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上了:“解
放军学全国人民”。④军队控制国家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促使毛做出了以上选择。
  主席一定明白他的谈话很快会传到林彪那里,他也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他
的谈话于9月6日被报告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李又分别告诉了总参谋长黄永胜、
后勤部长邱会作。黄永胜立即用保密电话通知了叶群,她当时正与林彪、林立果
在北戴河度假。两天后,林彪签发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
传达的命令办。”同日,林立果飞回北京,为谋害毛泽东进行最后安排。①
  从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讨论了在毛专列北上回京
途中谋害毛的一系列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
是用100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炸毁火车必经的桥梁;四是从
空中轰炸火车;或者,用手枪面对面谋害毛泽东,这样虽然缺少戏剧性效果,却
可能更可靠。②
  实践证明,所有这些计划都是无效的,当林彪的同伙正在估摸毛的行动时,
8月底主席在南昌听到风声,林彪可能正在筹划什么阴谋。③因此,在返回北京
途中,毛采取突然启程、缩短停站时间等策略,出人意料地迅速离开上海,于9
月11日开始返回北京,在阴谋者没有准备好以前,专列通过了他可能遭拦截的
各个地段。④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北京附近的丰台车站,毛借停车机会把在
京的军政高级官员找来,在车上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晚上毛乘坐的列车驶进北
京站,①南巡顺利结束。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改变行程是因为得到了有关阴谋
活动的情报,更不用说细节了。也许是长期游击战争中养成的求生本能,促使他
这样做的。不管他南巡的动机如何,这一行动促发了中国人现在所称的“九一
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
 
  当林立果获悉毛逃脱谋杀的消息时,他立即决定加速实施林彪和叶群此前设
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筹划谋杀计划的同时,
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决定9月13日早晨8时离开北戴河,南
逃广州,与林彪的高级军事盟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
林立果的密谋助手在那里会合。在北京安排妥当后,林立果乘坐一架英国制造的
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的机场所在地山海关。当时中国只有很少几架三叉戟,为
了让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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