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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天变成了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于是，北京人民利用这一机会来悼念中共
最伟大的英雄并借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3月19日，北京牛街小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摆
上了第一只花圈。4天后，一个自安徽来的人放上了第二只，并附有悼词。这两
只花圈很快就被警察移走了。首都公安局的首脑隐晦地发出了信号：“花圈背后
有严重的阶级斗争”。3月25日拂晓，一所中学送来了一只花圈，没过多久，
一些工人送来了纪念匾。3月30日，出现了第一个人民解放军的花圈。这些纪
念物没有再被移走，首都人民深受鼓舞。②
3月30日以后，纪念碑下的花圈越来越多，与北京市政府的命令背道而驰。
一队又一队，一个单位又一个单位，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广场，送来了花圈、悼词，
还朗诵着他人的悼词。清明节即4月4日这一天，刚好是星期天，大约有200
万人到过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部分全部被花圈所覆盖，在它的周围， 花圈摆了一
圈又一圈。大多数花圈都是自制的，上面扎有寄托哀思的白纸花，周恩来的像片
贴在中央，旁边挂着两根丝带，写有悼念的文字。许多花圈上还别有颂词和诗歌，
还有一些则张贴在纪念碑上。正是这些悼文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挤在一起，
急于了解别人是否也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情感。①
有些纯粹是悼念总理的：
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
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他富有全中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他的坟。他把
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谁？他是谁？
他是总理！是我们最敬爱的总理！②
怀有这样的情感当时非常普遍，但人们最热心诵读的还是攻击“四人帮”的
诗篇。其中有些比较隐晦，有些则一目了然：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若有人反总理，
如同狂犬吠日
——梦想！③
面对这些口诛笔伐，“四人帮”暂时认识到了现实。他们与政治局里的文革
受益者们合谋采取强硬手段。本来，政治局在4月1日的会议上已经认定南京事
件是分裂分子和邓小平的支持者制造的。根据这一否定性的判断，北京的警察在
4月2日和3日开始采取行动，企图阻止悼念者，搬走花圈。①
4月4日晚，当清明节即将到来时，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形势。
政治局主要成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一些老革命家以及支持他们的许世友将
军都未参加，②邓小平当然也不可能参加了。“四人帮”和文革受益者们完全控
制了会议。华国锋谴责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挑动者，说有些诗是对主席的直接攻
击，很多是攻击党中央的，很恶毒。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则认为这是一次有计
划的行动，并说1974—1975年邓小平就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说，“性
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③江青问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是否有保障，
为什么还不将对手们抓起来。④
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和文革受益者们继续合作的基础变得更为牢固了，
双方都感到了威胁，他们的主张遭到人们唾弃。如果华国锋的论断是正确的，即
毛泽东本人也成了一些悼念诗文攻击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他们分享权力的基石已
经动摇。⑤毛尚在世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么他死后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样大规
模的、前所未有的支持周恩来的高潮至少也说明人们不再把毛当成指引未来的、
独一无二的、神一般的领袖了。另外还有一条道路，他们选中了这条路，即他们
也反对毛选中的接班人。人们对周的敬意表明他们想要邓小平来接替他的职务，
那天晚上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清楚，邓小平重握大权就等于是他们的灾难。
这样，就有必要迅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毛远新将会议结论向他的伯父作
了汇报，并且得到了毛的认可，于是，警察很快就开始行动。至4月5日凌晨4
时，广场上的花圈和诗文全被清除了；滞留广场看诗文和守护花圈的人被逮捕。
①5时左右，王洪文来到天安门广场，就白天如何行动对警察作了指示。②
当局采取行动的消息迅速传开，人们开始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向广场汇集，这
时的行动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但是有一群人——10个中学生于早上6点钟来
到广场准备敬献花圈，没料到他们的去路被挡住了，纪念碑周围站满了军人和民
兵，说纪念碑要清理。③一个8时左右到达广场的外国人说，广场上有一万人，
冲着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④下令群众解散却又
不解释为什么移走花圈，这激怒了在场的人们。警方的一辆面包车被掀翻，车里
的人因说人群是被“阶级敌人”利用误入歧途而被迫道歉。一个激进分子（可能
是清华大学的旁听生）在一旁指责送花圈是悼念“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他很快
就被揪了出来并且被迫离开。午后不久，有好几辆警车被焚毁，一个警察指挥部
遭到袭击并被付之一炬。⑤
下午6时30分，吴德通过广场上的喇叭发出呼吁，要求群众离开广场。⑥
大多数人散去了，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只剩下几百人还滞留在广场。⑦到了晚上
9点35分，广场上的灯光突然全部打开，一片通明，扩音器里播放着军乐，集
结在天安门后故宫里的工人民兵、公安人员和卫戍部队突然出现在广场，他们手
持棍棒开始殴打群众。至9时45分，大打出手的场面结束了，受伤的群众被带
走受审问。①
当晚召集的会议上，政治局作出结论，认为这一“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4月7日，主席听了毛远新关于此事的报告之后，下令将《人民日报》关于整个
事件的报道和吴德当时的讲话一起发表。邓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党
籍，以观后效。不知邓当时还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就在当天，他被人民解放军神
秘地转移到了南方某安全地。他在政治局里的盟友许世友和韦国清控制着那里的
驻军。②
4月7日，毛作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决策：命令立即将华国锋提拔到总理
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上。③或许是因为形势太危险不能再耽搁，或者是华已
经受住了毛的考验；无论如何，毛最后决定了他的接班人。3个星期后即4月30
日晚上，毛听了这位新的第一副主席汇报全国形势后，对他说：“你办事，我放
心”。④这句话后来被华当成护身符。实际上，华的生存能力并不见得比前三任
接班人强，只是毛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了。
毛的逝世
对于大多数迷信、讲究传统的中国人来说，1976年是充满凶兆的一年。周
恩来于1月去逝，接着，89岁高龄的老革命家朱德于7月逝世，在早年艰苦的
环境中，正是由于他对毛的忠诚才确保了军队服从党的领导。过了3个星期，华
北煤城——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达24。2万多人，重伤16。4万人。①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一方面是由于极左分子煽动反对邓小平引起的，另一方
面则是公众对邓遭清洗感到愤怒引起的。铁路运输再次发生堵塞；钢产量在1976
年的头5个月比预定指标少了123万吨；化肥、棉纱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
也迅速下降，导致国民财政收入减少了20亿元。年度计划的各项指标不得不重
新修改。②
在自然灾害、政治动乱和经济崩溃同时发生的时刻，精英们也逐渐认识到毛
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结。③在邓被撤职却还未彻底垮台的形势下，“四人帮”这样
做很明显是合情合理的；巩固与政治局中文革受益者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结成的联
盟，以确保安全渡过前面几周的危险风暴。但是，在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
他们攻击华国锋，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很显然，他们已决定必要时动用军事
力量，与文革受益者们对抗。8月，随着毛的生命日近尾声，他们自1967年以
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上海民兵开始进入戒备状态。④
将军们也开始动起来了。王震将军劝说身为政治局成员的老帅叶剑英与“四
人帮”作斗争。叶的老友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将军也经常与他联系。叶还与其他
政治局成员，包括华国锋及其他遭“四人帮”冷遇的文革受益者们一起磋商。叶
又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作好了战斗准备：
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着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
这四个人毁灭，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
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
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
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①
但是叶还要等一等。他对王震说，毛没死就采取行动不恰当，②他以“投鼠
忌器”③这一成语来解释为什么要再拖一段时间，意即他不愿毛还在世时，就把
他的妻子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这样会使毛受辱。毛于9月9日午夜过后10分钟
去世，叶剑英准备行动了。④
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
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过在广东另建一个
中央的计划，邓小平下台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区里，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
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教训：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应另找一个安全据点。他们
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江青及其同党过于得意忘形了。由于毛的支持，他们扶摇直上，很快地、轻
而易举地攫取了大权；在毛的默许下，他们目空一切，大发淫威。他们每个人都
滥用特权——中共曾发动一场革命来消灭的东西。但是，正如米洛万吉拉斯所
说，特权是官僚独裁制度的派生物，不可避免。①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些人就可
能是宫廷里的一个阴谋集团，利用与皇上的亲密关系，高高在上，却不知圈外的
权力现实。
与宫廷阴谋集团不同的是，“四人帮”在上海有相当大的权力基础，他们本
可到上海暂时退避一段时间的。然而相反，他们显然以为与毛关系密切，是政治
局常委，又控制了新闻媒介，这些加在一起足可以使他们具备夺取首都的权力的
条件。因此，他们倾全力于夺权目标上。毛刚死，江青在黎明前召开的政治局会
议上对毛的丧事安排并不关心，而急于马上将邓小平开除出党。②
“四人帮”的行动计划似乎是三管齐下：坚持他们继承毛思想的权利；控制
党中央；准备武装对抗。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各主要新闻机构很快就大肆宣扬据
说是毛的临终嘱咐的重要意义：“按既定方针办”。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背叛
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③显
然，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任何逆转反邓运动方向、或（这更可怕了）否定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通过新闻界，“四人帮”制造了对他们有利的政治气氛，这可以动摇下层干
部对首都力量平衡的判断，④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真正接管了权力。毛死后不久，
“四人帮”就想方设法维持他们对省级机构的控制。王洪文在中南海设立了自己
的值班室，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各省委下达指示，要求凡有重大问题都要与他
商量。①9月12日起，“四人帮”组织人马发表文章，向政治局施加压力，要求
任命江青为毛的接班人。②在毛的追悼会上，拍下了许多别有用心的照片并公开
发行，使人们以为江青就是毛的接班人。③
“四人帮”篡权的步伐更紧了。9月19日，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华国
锋、王洪文、叶剑英和张春桥——召开紧急会议，她和毛远新要参加，但不让叶
剑英参加。会上，江提议授权毛远新整理他伯父的各种文件，目的是要找或者至
少要“发现”毛的最后遗嘱，以利于江青夺权。最后通过表决决定由中央办公厅
封存毛的所有文件。④
9月29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江青和张春桥企图强行讨论江青今后的作用
问题，他们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意见（即毛远新应当返回辽宁的本职岗位），
提出反建议——授权毛远新为下一次中央全会准备政治工作报告。⑤然而“四人
帮”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毛远新只好返回辽宁，领导权的问题暂被搁置了。
⑥
“四人帮”的第三项措施是准备武力对抗。上海民兵（约10万之众）都发
放了武器，并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建立了秘密联系。
王洪文及其同党在与下属们的谈话中都充满了火药味。①
10月2日，毛远新引起一阵恐慌。他命令＇（沈阳部队）——译者＇一个装
甲师开往北京；沈阳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立即命令该师停止前进，
返回原地。②尽管文化大革命变化万端，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军事指挥系统
的忠诚丝毫未变，“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根本打不进去。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对“四人帮”搞军事政变也许有些夸大其辞。
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他们也应该想到以上海的民兵是无法与占绝对优势的人民解
放军相抗衡的。上海可能成为他们最后的堡垒，但绝对成不了延安式的走向胜利
的跳板。实际上，江青及其同党们一直呆在北京，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他们是
在自欺欺人，以为即使毛死后，政治也不会有反常现象，斗争仍将按文化大革命
制订的规则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是靠文化大革命规则爬到顶峰的。但是，他们
的庇护者死了，而与他们作斗争的是一批为建立新中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
些人革命时就没有尊重过任何规则，需要时能迅速无情地采取行动。
或迟或早，这样的行动都将发生，原因就如邓小平在他南方藏身之地所说的。
叶剑英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
务，他必须担当一关键角色。叶发现华有些犹豫不决，华原打算通过召开中央全
会来解决与“四人帮”的争端，但是看到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对抗，
又得到叶的承诺——如果他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叶和其他老同志将支持他——之
后，华认识到，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已不合时宜。③
紧随着江青与王洪文的挑衅性的讲话之后，《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了
一篇意识形态上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文章，根据一种说法，正是这篇文章最终导致
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①由于“四人帮”要其追随者们 10月 9日听好消
息，人们普遍担心他们正在策划某种行动。颇为吃惊的叶剑英急忙隐蔽了起来。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西山召开了
政治局会议（未叫“四人帮”参加）。会上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
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汪东兴和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负责具
体执行。10月6日逮捕了“四人帮”，当江青在住处被捕时，她身边的服务员
朝她吐口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②
① 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接班人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北京的交接班”，《纽
约书评》第35卷第2期（1988年2月18日），第21—22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毛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并
在追悼会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却反对他。有关的描写，请参见张玉凤写
的11篇文章：“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1988年12月26日至1989年1月6的《光明日报》。这是
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② 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有
关邓小平居留江西期间更详细的描述，参见裘之倬：。“邓小平在1969—1972年”，载《新华文摘》1988年
第4期，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