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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悼会。
④ 关于张春桥对他个人所受挫折的反应，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 576页。
① 这些人作为激进者的同盟的恰当性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邓小平在毛死后重新掌权时坚 持要他们
辞职——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三人和纪登奎一起被称为“小四人帮”。
① 齐辛：“文化大革命”，第191—192页。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0页。
③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76—577页。
④ 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第8—9页。
⑤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2—586页。
⑥ 高皋和严家其：同上，第 581—582页。
①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86—597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 六十年》，
第652页；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60—164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98—599页。
①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15—136页。加赛德是一个会说汉语的英国外交官，他于1976年 1月来英
国驻北京大使馆，亲眼目睹了这一系列悲哀的事件。中国有关这些事情最完整和最 生动的描述或许是高皋
和严家其所著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第598—637页； 4月 4日到过广场的大致人数也来源于此书
的第611页。本文作者4月1—4日虽在北京，但文 中的叙述主要来源于前两种资料。
② 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17页。
③ 萧兰：《天安门诗抄》，第 29—30页，选的这一段只是这本诗集中的一小段，当时广场上张 贴着许多
类似的诗文。可参见两卷本的《革命诗抄》，后来童怀周选编成《天安门诗文集》出 版。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2页。
② 同上。
③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1页。
④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19页。
⑤ 对毛和他的“封建式”崇拜的最明显的动摇不能不提到秦始皇，人们常将主席与他相提并论： “中国
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引 自加赛德：《活跃起
来！》，第127页。
①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1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21页。
③ 同上，第622页。
④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1页，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29页。
⑤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29—131页。
⑥ 广播讲话内容见高和严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29—630页。
⑦ 同上，第633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提到有388人被捕。加赛德的《活跃起来！》，
第132页说约4000人在吴德讲话后仍留在广场，这也是估计数。并非警方记录。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第634—635页。加赛
德引用当代一些非共产党的报道，指出有100人被杀，《活跃起来！》，第132页。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2页。我尚未发现有任何中方的资料以证实邓的安全是
怎样保护的。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
④ “你办事，我放心”，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页。
①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68页。
② 同上，第567页。有关拥邓的群众运动的报道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41—659
页；对左倾分子骚动的分析见前引书第662—676页。
③ 有关毛在春节前后病情恶化的报道，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④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4—655页；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678—679页。9月上旬，江青再次来到大寨大队，这时突然接到北京来的急电，告知主席病情恶化，据说
她并未马上动身，而是继续与卫兵和身边的医护人员玩扑克；高和严，前引书，第691页。
① 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0—141页；引语的来源不甚清楚。加赛德也并未探讨邓提 到的“国
外庇护地”的含意。（本段引文无法核对——译者）
②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343页。以前，叶和聂都被授予元帅衔，但文革 前在林彪
的领导下，军衔都被取消。
③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脉络”，载1986年10月《党史通讯》。
④ 在毛弥留之际，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一个接一个地与毛作最后的告别；见范硕所著“暴风雨般 的十月—
—‘四人帮’覆灭记”，载《羊城晚报》1989年2月10日、2月19日，被翻译转 载在外国广播信息处：
《中国动态》第17页。
① 米洛万吉拉斯：《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剖析》，第42—47页。特里尔花了很大篇幅论述 江青的特
权生活，并将她与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皇后相比较；见《白骨精》第317—323 页。
②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页。
③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6页。根据文革后的有关报道，1976年4月 30日，毛的
确对华国锋说过“照过去方针办”；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 页。有人分析了这两种说
法的不同，认为“四人帮”的说法表明要遵循他们代表毛所提出的 某些政策，或者要按他们能在毛的文件
中找到文字根据的某些政策办；而华国锋的说法仅仅 是含糊的连续性。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
承》，第111—113页。
④ 各省报立即开始转载毛的临终嘱咐；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5页。
① 作为政治局常委，王这样做是否真的如后来所说的超越了他的权限，这一点仍不很明确。两 年前，王
就曾试图将上海的干部安插进中央和政府部门，到底取得多大进展，不甚清楚；见 仲侃：《康生评传》，第
316页。
② 《康生评传》，第334—335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3页。
③ 拉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1985）》，第385页。亲眼目睹9月18日葬礼的 叙述，见
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7—149页。9月下旬，一份声称是毛遗嘱的油印本流 入香港，根据该材料，
毛在6月份曾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让他们在其死后帮助江青 “举起红旗”。见丁望：《华主席》，第
112页。
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页。另一说法提到江青和毛远新曾强迫毛的秘书交出 一些文件，
只是在华国锋干预之后才归还；见丁望：《华主席》，第111页。
⑤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页。
⑥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5—666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 215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页。
③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4—345页。
① 文章是由梁效班子中的两个人写的，显然是在《光明日报》编辑的催促下写成的。作者之一 说，文章
是事先并未与“四人帮”商讨而仓促成稿的。尽管如此，它却足以使政治局委员之 一的陈锡联立即从唐山
返回北京与叶剑英进行磋商。
② 对于“四人帮”被捕时具体情况的描写没有一致的说法。根据范文“‘四人帮’覆灭记”第 21页的描
写，（可能是由华国锋）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校 订和研究在天安门广场
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议案。王洪文、张春桥作为政治局常委理当出 席，他俩于上午8时来到中南海的怀仁
堂。而姚文元则以他是全国头号宣传家，如果毛选出 版前需作最后修改或修饰，显然需要他去执行，以此
为借口也邀请他出席。当他们每人到达 后，华国锋向他们宣布：中央认为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
决定调查你们的问题。调 查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意译）。于是汪东兴的手下押走了他们。与此同时，
江青和毛远 新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被捕。
空 位 期
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清洗后不久，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宁和
稳定。必须重新向党、军队和人民保证：动荡的年代已经结束，国
家正处于坚定而温和的领导之下。必须使人们有继往开来这样一种
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
优先要解决的是那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成领导层分裂
的问题，即：“毛之后，谁接班？”幸存的领导人叶剑英和李先念
可能认为，仅仅3年时间，由于死的死，被打倒的被打倒，政治局
委员已从十大任命的25人减至16人，再在政治局剩余的成员之间
进行新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不论才干如何，华国锋披着合法的外
衣，并拥有任职权。他是主席选定的，他占着职位，并且领导组成
了反“四人帮”的阵营。9月7日（原文有误，应为10月7日——
译者）中央发布了由华国锋继承毛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的消息。由于华国锋还保留着总理职位，他就正式成为毛泽东
和周恩来二人的接班人。由于身兼这两个人的职位，他似乎已处于
坚不可摧的地位。然而，他将发现，职位固然带来了威望和特权，
但权力却要有更深的根基。
在就新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政治局还须摧毁国内激进
派的基地。幸运的是，上海竟然是一只纸老虎。由于失去了全国性
的领导人，“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举棋不定，竟然被一些极易
识破的计谋引诱到北京，从而彻底崩溃，丝毫也未能实施他们要战
斗到底的威胁。结果是，只有持续一周的轻微武装抵抗。政治局派
出两位候补委员苏振华和倪志福去控制那里的局势；许世友取代了
不可靠的丁盛，重新临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以便为政治家们提
供必要的军事支援。①上海问题解决后，就该由华国锋在全国行使他
的领导权了。
华国锋的困境
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其标志
是毛和周传给他的互相矛盾的遗产。一方面，毫无疑问，毛希望文
化大革命的目标和成果能够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损害选定
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那个人的地位，并在实际上否定那个使华国锋从
相对默默无闻达到今日显赫名声的整个时期。华国锋合法地位的唯
一根据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确保只有他控制着毛的遗
产。10月8日，中央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在华国锋的指导
下编辑出版。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决定
违背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历时已27年的准则，即不仿效苏
联形式，不以修墓和重新给城市和街道命名的做法来表达对领导人
的尊敬。①华国锋毫不怀疑毛对自己的持续影响力；他，可能还有他
的那些文革受益者的同事们，试图把毛对这个国家的持续影响力镌
刻入大理石中。
华国锋的护身符是毛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句不时重复的话。
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表述毛主席纪念堂
的象征意义：毛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与此相适应，华国锋批准了汪
东兴提出的似乎为毛泽东思想具体定调的准则，即“凡是毛主席作
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
地遵循”。他们的的目的是阻止对毛泽东晚年的行为提出质疑，这
有助于众所周知的“凡是派”成员上台。②况且，对毛个人崇拜的维
护为对华国锋本人个人崇拜的产生提供了依据和正当的理由，如果
这位名气不大的接班人想在党和人民中间树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做
法是极为需要的。③
但是，华国锋和“凡是派”想披上毛的保护衣这种尝试已经受
到在中国南方的邓小平的保护人的挑战。在致华国锋的一封信中，
许世友和韦国清质问，对毛泽东的缺点只是不提是否可取，而这些
缺点是人皆共知的；信中说，毛对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支持缺少合
法性，接班人的合法性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确定；信中明白
地暗示，如果毛强加在邓身上的错误定论不撤销的话，他们将在中
央全会上对华国锋提出挑战。①
华国锋进行了反击。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肯定了
文化大革命以来反复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准则，坚持认为天安门
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声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正确的。
在努力为继续执行左倾政策辩护时，华国锋甚至谴责“四人帮”是
极右分子（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也曾使用过这一策略）。
华国锋开始受到党内老同志的责难，著名的有陈云。几十年前
直到文化大革命，陈云就是政治局常委和该机构的前辈。陈云和另
一名批评者王震把重点集中在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天安门事
件的评价和第二次恢复邓小平的名誉和要求。他们宣称，这是大家
的一致要求。华国锋可能会感到惊讶，这难道是叶剑英许诺的老干
部对他的支持，作为对他领导反“四人帮”斗争的回报？无论如何，
华国锋拒绝了陈云和王震的要求，甚至不许把他们的发言打印在会
议记录中。②
这次工作会议的材料中没有提到叶剑英或李先念加入了老同志
批评华国锋立场的行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感情很复杂。
对一名像叶剑英这样的政治局常委来说，在一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官
员面前正式批评这个精英会萃的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是非同寻常
的。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怀有某种程度的忠诚，
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华国锋既是毛泽东也是他们封授的。叶剑英
和李先念毫无疑义地支持1975年期间邓小平所做的一切事情，但在
1977年，他们对邓小平的复出抱着矛盾的心理。如果邓小平不复出，
他们作为政界元老控制中国的政局，指导华国锋；如果邓小平复出
的话，他们至少得把部分角色让与邓小平。而邓小平将对他们采取
何种态度呢？他会不会觉得他们像周恩来一样，为了在文化大革命
中生存下去而做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事、说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
的话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像宽恕死者一样宽恕生者吗？
然而，叶剑英和李先念正确地估计了党和军队中感情的力量，
意识到，毛泽东逝世后，坚持反对邓的复出将是困难的。他们大概
也知道，邓小平可能比华国锋更有能力驾驭文化大革命后的转变，
而这种转变是众望所归。几年来左倾分子煽动起来的政治混乱、宗
派斗争和无纪律状态再次对经济造成损害。罢工、蓄意破坏和铁路
交通再次瘫痪被广为报道。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大大低于
预期目标，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
后3年，即1974—1976年期间，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为：钢2800万
吨，工业产值1000亿元，国家收入400亿元。①华国锋号召实现“大
治”，但事实上只有邓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忠告过华国锋，抵
制邓对他来说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最好的做法是让邓保证，
他将既往不咎。1977年4月10日，邓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批评“两
个凡是”，并提出使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随
后，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他，其中一位可能是办公
厅主任汪东兴。汪试图在文革受益者们即“凡是派”同意邓小平复
出之前与邓达成一项妥协。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想与他们妥协，
并指出，如果“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恢复自
己的名誉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即使毛泽本人也从未说过
他讲过的话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和列宁也没有。①
邓的这封信从未发表过，因此无法确定当时的传闻，即在这封
信还是以往的通信中，邓是不是表示过，他愿意拥护华国锋继续做
党的领导人。②
这样的某种保证似乎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