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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可靠的伙伴。特别是在1975年4月南越政府倒台后，这种倾向
更加明显了。虽然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期待这一结局，但这件事使他
们更加相信美国是消极被动的，它在战略上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
说，与美国发展亲密关系对北京来说虽然是重要的，但其价值已大
大降低了。
1976年1月周逝世、4月邓第二次下台后，中美关系突破的前
景黯淡无光了。为了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福特总统不愿意
为同中国和苏联建立密切关系而冒犯、疏远保守势力。任何进一步
削弱美国与台湾关系的行动都会严重损害福特与共和党右翼的关
系。为此，福特总统选择了不改变政策的方针。这种方针却遭到了
北京重新得势的左派的攻击。7月，副总理张春桥在会见来访的美国
参议院代表团时，全然不顾周和邓先前实施的外交政策，尖刻地指
责了美国对台的政策，甚至警告说中国很可能对台北动武。当两种
政治制度均面临继承人问题时，张春桥的讲话明显地反映了中美关
系的滑坡，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
1976年9月9日毛的逝世和10月份“四人帮”的被捕并没有立
即改变上述形势。新近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党和国家高级职位的华国
锋同时担任了中共党的主席和总理；但他缺乏决定外交政策的威望、
经验和政治权力。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变化太大了，不可能采取大胆
的战略行动。华当政期间，各派都在起作用；而在排除“四人帮”
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是包括叶剑英在内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在国内而不是国外；而中国刚刚从几个月前的
政治与天灾中恢复过来。推动中美和解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并没有多
大的变化，但新上台的领导难以作出决断。毛死后苏联断然拒绝中
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也表明了当时的形势：世界秩序静止不变。
1976年 11月，北京全然不了解的一位民主党人当选为总统；
这又引起了新的不稳定。虽然70年代中期中国与尼克松、福特政府
的关系愈来愈坏，但中国高级领导层对美国官员（特别是对基辛格）
是非常熟悉的。水门事件已使中国人开始研究美国的宪法程序；总
统选举也已使他们对选举进程的千变万化有了认识。由于两种制度
和解的缔造者们都已退出了舞台，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稳定、需
要重新调整的时期。
② 有关后一个问题的证据含糊不清。据一位参加了与中国人的讨论的美国人说，邓对基辛
格说 “美国欠中国一笔债”，因为尼克松在1972年时曾承诺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前
完成中 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11页。
①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4—71页。
② 1975年7月10日《纽约时报》。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 7页。一位奉命为周写传记的中国人断言，在
尼克松 访华期间，周的癌症就已十分严重了。作者们进一步声称，1966年以后，周就一
直因心脏 不好而被困扰。方钜成和姜桂侬：《周恩来传略》，第115—116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67、69页。
② 同上，第692页。
③ 同上，第697页。
④ 同上，第68、694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52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7—70页。
② 同上，第56、67页。
① 马奎斯蔡尔兹：“同周恩来谈话”，载《华盛顿邮报》，1973年5月26日
② 本章节周的评论出自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
日），《北京周报》1973年9月7日，第 22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763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0页。基辛格并未注明毛的那次谈话是在哪一天，但却暗
示是 在1975年底他几次会见这位主席中的一次。
通往正常化之路（1977—1979年）
新总统的当选既给北京带来了忧虑，也带来了希望。一方面，
吉米卡特总统不必背上最终困扰着尼克松和福特的国内政治负担；
另一方面，这位新总统对中国人还是一个未知数，因而，北京不得
不与基本上不相识的美国高级官员开展培养个人关系的艰苦工作。
与此同时，1976年是中国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周恩来、朱德、毛泽
东相继去世；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华国锋出人意料地出任总理和党
的主席；唐山大地震；“四人帮”的垮台，等等，反映了中国政治
与人事的巨大变化。中国需要喘息的时间。
不过，到这年夏末，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中国的政局已开
始趋于稳定。1977年8月，虽然名义上由华国锋主持了党的代表大
会，但是，邓小平的复出更引人注意，邓是在刚刚举行的十届三中
会全上恢复职务的。华为中美关系加了温，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现
存的军事威胁的消除如何使情况变得有利起来，华还引用列宁的话
提醒他的同事：“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利用敌人之间的
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
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
有条件的。”①
如果北京领导人曾希望卡特政府迅速行动，那么，他们的期望
很快成为泡影。尽管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优先考虑的重要政策。但是，
在新总统上任伊始的议事日程中，其他问题更为重要。一位参加过
这一时期有关中国问题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员说：1977年，卡特政府
“忽视了中国”。②确实，此时，美越关系的正常化是更优先考虑的
政策。当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显然是向中国人传达卡特政府
有意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国人强烈反对美国提出的在台
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以及万斯坚持的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主张。③
尽管国务卿重申了《上海公报》，并保证从台湾撤走美国的剩余部
队，但是，外交部长黄华却认为，这些保证只是应付中国再三主张
的实现全面外交关系的三个条件的外交辞令。④中国方面提出的三个
条件是：华盛顿停止承认台北为中国政府；废除美国—中华民国共
同防御条约；撤出美国在台湾的余留军事人员。同样，邓小平（在
万斯到达北京的前几个星期刚刚复职）指责美国采取的新立场从福
特政府的保证中退却了，卡特政府仿效“日本做法”，这种策略使
东京在正式承认北京的同时，与台北仍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关系。正
如万斯所说：“看来中国人并不准备认真谈判。”①
中国人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当卡特总统有
意将万斯之行说成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时，北京的高级官员（包括邓）
很快予以否认。在万斯访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发表了一些傲慢的
言论，对美国关心他们“台湾的老朋友”表示不满，声称两国关系
正常化后，仍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将“逼
使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台湾这么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的存在，
意味着国家统一“非用武力不可”。②看来，中国对他们在台湾问题
上所表现的灵活性特别生气。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邓“由于
新近复职，他的权力仍在巩固当中，因而不能贴出‘灵活’的标签
来，美国必须毫不含糊地切断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对中国这一原则，
他不能容忍有任何误解”。③
同样明显的，中国人很快又重新对福特当政期间首先发起的缓
和运动进行攻击，这意味着国务卿万斯是对苏联采取“姑息”政策
的拥护者之一。根据中国一份权威性的估价报告，苏美关系的改善，
既加强了苏联的力量，又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西方又出
现了类似30年代的绥靖主义思潮。……当代的绥靖主义者也像他们
的先辈一样，妄图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中国。……用二
十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这种虚妄的‘预见’来吓唬苏
联。……只要看一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拼命散布‘缓和’幻想，竭
力鼓励西方的绥靖思潮，就可以明白。”①
与同福特政府打交道的初期一样，北京决定在卡特政府制定外
交政策的竞争对手中选择已占优势的一方。1978年冬，中国曾两次
向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
为，“中国人求助于世界观与他们较为接近的官员”。②
邓十分了解布热津斯基与万斯明显的个性差异及政策倾向。华
盛顿政策制定者中间的分歧既反映了美国官方的不一致，也反映了
美国对中国与苏联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万斯国务卿认为，美国有必
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掌握平衡”。在万斯看来，与苏联搞好关
系，以及签署长期拖延的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美国外交政策
的基石。他认为，致力于与中国战略合作会激怒苏联，甚至有可能
使美苏关系更为紧张。③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特别是前
者）不同意万斯的观点。在国务卿看来，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认为
在关系正常化之前，各种“加强安全”措施（军事人员的交流，向
中国转让技术，通过第三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以及其他方式的
合作）只会警告而不会激怒莫斯科。由于苏联在第三世界不断取得
进展，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争辩说：“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向苏
联显示，他们的主张是不容易如愿以偿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④
围绕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与资本主
义世界保持更加密切的技术和经济联系。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
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了十年发展规划，包括建设120个大型
工业项目，估计需要投资6000亿美元，其中约600—700亿美元用
于购买进口的技术与设备。①尽管后来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目标大大超
出它的国力，但是，这项规划的目标意味着北京将向国外越来越多
地寻求它的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1978年2月，中国便开始与
日本签定了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其他方面的发展推动着中美关系的进程。美国在阻止苏联势力
渗入第三世界方面不断受挫，使布热津斯基更加积极地制定有关中
国的政策。与此同时，邓的权力也在不断巩固。中越关系的迅速恶
化又提供了行动的契机。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中
越关系几乎破裂。晚春时节，越南驱赶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并
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中国后来断绝了与越南的所有经济与技术联系。
7月末，中国发表声明说：“在越南当局每一个反华步骤后面，都有
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莫斯科需要的是，争霸东南
亚和亚洲的‘前哨’。……为了迂回包抄欧洲，孤立美国。”②美国
对苏联侵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顾虑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担
心联系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终于开
始形成，其中包括美国。
中国的政策假定美国实际上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温和力量：……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
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美国）当前
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苏联决定……
削弱和排挤美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势力。……③
同时，布热津斯基在与邓的讨论中坚持认为，在台湾问题上，
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这表明美国愿意就这一问题与中国进行
会谈，寻找一个中国可以接受的方案。卡特总统受国家安全顾问访
华成功的鼓舞，于6月份决定，到这年年底大力推进与中国全面的
外交关系。作为附加的结果，到10月中旬，他中止了使美越关系正
常化的所有计划，以便不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复杂化。虽然卡
特政府没有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人，但是，正式的通知似乎是多余
的，因为美国与河内的谈判已经失败，而与北京的会谈却已取得进
展。
中国已经取得重大的突破：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政策制
定过程中，美国人再三声明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准
备使自己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目标更为一致，替中国向美国的盟友
说情。作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它有意修改协定，向中国转让先进
技术，包括可能的武器销售和她的欧洲盟国拥有的相应设备。为了
进一步表明愿意为中国作出努力，布热津斯基还私下敦促东京尽早
批准拖延已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①，该条约中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
有使日本与中国的反苏战略保持较为密切的一致的含意，而许多日
本人不愿这么做。然而，中国发展的经济机会，华盛顿对条约明白
无误的偏爱以及苏联对日本外交的强硬态度，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
化的势头，同时邓也表明愿意听从劝告，无限期地拖延钓鱼岛问题
的解决，这一领土争端曾使中日关系恶化，并有可能使这年春季签
订的条约归于失败。中国向日本表示，中国不再恢复中苏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因而不把日本说成是敌手，也证明中国对日本确有诚意。
由于中国最终愿意接受最后文件中较为温和的语言，和平友好条约
终于于8月签定。②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与美国和日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中所作的
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尽管有旁证表明，邓似乎能说服他那些
疑心重重的同事，美国对华政策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很难断定
其他高级官员的不满和猜疑程度。例如，华国锋就十分不满美国继
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决定，尽管这是中国领导人缺乏灵活性的问题。
虽然邓的决策余地仍有限，但这也是中国谈判人员想要传递的信息，
即他们将不顾国内辩论的扩大。
中国最终愿意接受美国与台湾未来关系比较含糊的框架，其中
包括美国声称的它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与北京的公开抗议不
符）。美国不指望也没有得到中国人对这些协定的明确的赞同或认
可，但是某种程度的忍耐是外交惯例。况且在关系正常化最后会谈
的几个月前，卡特政府拒绝了台湾求购新式飞机的几次要求，限制
台湾只能购买编制内飞机的数目。卡特总统还向北京表示，保留继
续“向台湾出售严格选择过的、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的武器的权利”。
①
北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规定感到欣慰，虽然近期美国不会终
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美国的决定暗示，它准备向台湾出售的武
器是有质的限度的。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这一事实，并
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出售另外的武器，而只能出售所规定的武器。美
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打消了中国和平解决台湾的意图的宣布，
但双方默默的克制（中国人在其政策中声明并减少了针对台湾的军
事部署，美国人则诚心诚意地保证限制军事武器的出售）表明了中
美政策不言而喻却很重要的联系。中国人似乎想说服台北的领导人，
他们不可能从卡特政府那里得到广泛的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
国会取消其援助的。由于中国减少在福建省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对
台湾做出政治姿态，中国也期望美国尽早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在
12月中旬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华盛顿单方面声明，保留继续向台湾
有限度地出售防御武器的权利，这似乎是暂时保全面子的姿态，这
是美国提出的一年内暂停武器销售的结果。
邓曾说过，那个时期是对北京有利的时期。中国的克制态度，
呼吁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最终希望将台北带到谈判桌上。1978年
12月15日发表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的措词，又增加了
中国人的这一乐观思想。公报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明确承认中国地位的语言取代了《上
海公报》中的含糊词句，所有“与台湾的商业、文化、贸易以及其
他关系”都将“通过非官方途径进行”。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台湾宽宏大量和几乎仁慈的未来政策的
动机是不言而喻的。1979年1月1日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不再
承认台北政府的那一天，中国开始向台湾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湾占领的金门和马祖岛
海岸炮轰的结束，并保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