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代革命题材的京剧样板戏
1949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京剧现代化的尝试，《白毛女》是（1958
年）第一批现代京剧之一，它源自一出传统秧歌戏，文化大革命期
间，它的情节被编为一出同名芭蕾舞，并被列入几出“革命样板戏”
之列。“革命样板戏”这个名词是江青1967年11月12日提出的，
①她把这一时刻视作与文化部门在演出传统戏问题上作斗争的一个
胜利（虽然事后发现这场胜利付出了很大代价）。在1964年6—7
月间举行的现代题材京剧汇演中，彭真、陆定一坚持仍可上演历史
剧。陆定一主张上演那些“好的传统剧目，例如三国戏，水浒戏，
杨家将戏等。也不反对演出一些好的神话戏，例如大闹天宫、三打
白骨精等”。②在参加汇演的戏剧工作者出席的一个座谈会上，江青
的讲话却大异其趣：
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
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③
这里，陆定一和江青都提到了那些将鬼神拟人化的戏应否上演
的问题。1961年，吴晗曾从历史观点为上演鬼戏辩护。①
然而，这不单单是岌岌可危的鬼戏上演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神
话及传统道德的价值。在《矛盾论》（1937年）中，毛泽东曾分析
道：“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②吴晗曾引用
了这句话。对禁演传统戏的反抗加强了，这显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
持。《人民日报》1966年12月4日报道，江青对京剧现代化的尝试
由于缺少京剧团体的合作而长期受挫，到1966年，北京京剧一团、
中国京剧院及其他几个剧团并入军队并实行军事化管理后，情况才
得以改变。直至此时，拥有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顾问正式头衔的江
青，才得其门而入，着手实施她的京剧现代化计划。从意识形态观
点来说，这项工作极其重要，但也应该提提数量方面的问题。现代
话剧从来没有像京剧那样普及。1964年，中国有3000个专业剧团，
而据江青说，只有不到100家剧团在演现代戏，2800多个专演各种
传统戏。③
1967年11月被江青封为戏剧样板的五个现代题材的京剧剧目
是：《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
《海港》。其中没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头两个戏的剧本最
早完成于1958年，其他几个1964年以后就有了。④不过，在重新改
编后的剧本里，舞台上再现了毛主义的道德观，并试图制造一个毛
主义的新神话。
除《海港》外，它们的题材都涉及战争和反抗。新的毛式英雄
的确切形象应该怎样，并不是一下就明白了的，剧本经过了反复的
修改。《智取威虎山》剧本1967年有一版，1969年10月又出了一
个修改本，它没有提到前一个版本，这是一个独特现象，好像要有
意抹掉历史。《智取威虎山》的剧情取材于1957年出版的曲波的长
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是，在欢天喜地讨论这
出戏时，却完全对原小说置之不理，这也许可解释为对剧本历史的
一种否定态度。有一次还以诋毁的态度对1967年以前该剧本的历史
进行了讨论。在众多剧本的修改过程中，主要人物的形象都曾作了
美化，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为了增加可信度，杨子荣最初被描绘成
一个带有土匪习气的人，他哼着黄色小调，和他的对手座山雕的女
儿调情。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有人对此作了重新审议，并删
去了上述情节。杨子荣原来的形象被斥为“宣扬刘少奇反革命盲动
主义、冒险主义、军阀主义军事路线的活典型”。①重新塑造的杨子
荣这一角色，为仿造毛式英雄提供了榜样，并被赋予了清教徒式的
面目。
1963年开始宣传战士模范和工人模范，京剧样板戏中英雄人物
的道德风范从这些英雄模范中获得灵感。雷锋、欧阳海、王杰、麦
贤得是这些模范人物中的著名榜样，而他们又是从张思德的事迹中
得到了启发。在中国，模仿英雄人物的历史就同儒家学说那样源远
流长。纪念张思德就是制造毛式英雄的肇始，张思德因毛泽东1944
年发表的简短而重要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而名垂千古。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这篇文章是所谓的“老三篇”之一，并印行数百万册。
张思德是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经过长征，在
执行任务时负过伤。1944年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突然
倒塌而牺牲。他死于大火。
张思德能作为所有现实和文学作品中毛式英雄榜样的原因，在
于他为革命而尽职尽责，为革命而英勇牺牲。他在军事和生产战线
两方面都很出色，这是典型之处。在张思德身上，人们看到了从事
生产的游击战士和随时准备战斗的工人的形象，很重要的是，他没
有看到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他不过是从不间断的革命连环中的一环，
这场革命是永无止境的。1967年秋，以他的事迹为剧情，上演了一
出名叫《张思德》的戏，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京剧现代戏中的英雄人物，包括清教徒式的杨子荣，都与张思
德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与张思德一样，对毛泽东忠贞不渝，富有
纪律性和战斗精神，毫不利己，坚信共产党一定胜利，其中最有意
思的一个英雄人物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1970年发表在
《红旗》杂志上的该剧剧本是根据翁偶虹和阿甲的老剧本改编而成
的，以适应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铁路扳道工李玉和需将一份密电
码送到一支游击队手中，但未能完成任务，他的女儿继承了他的事
业，这样，革命工作没有中断。由这位扳道工的红灯所代表的革命
传统由父亲传给了女儿。他在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为使
革命继续进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出戏没有什么战斗场面，李
玉和在日本人的监禁下顽强反抗是本剧的主题。按京剧套路所要求
的传统方式，李玉和受刑后在舞台上跌跌撞撞，控制着自己的姿势，
他的身上血迹斑斑，而其精神却是不可战胜的。
为表现符合毛主义道德规范的英雄，京剧这个形式显然是提供
了受人欢迎的机会，它场面壮观，故而心理刻画虽大大减少但仍引
人入胜。在京剧场面里，有传统的唱段和音乐，有高度表达主题的
手势和动作，有武打动作以及舞台艺术。但是为了表现革命的理想
而回到传统的风格，颇有点自相矛盾。在道德标准上，毛主义和儒
家学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很多。儒家学说也树立楷模，也是教
训人的，毛主义和儒学都从空想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儒家理
想中的廉正的清官（如《海瑞罢官》所表现的）是从他们个人的义
务感和诚实感中汲取道德力量的，这与列宁的顺从思想是不相容的
——列宁将革命比喻成机器，人则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一
差异可能与当代远为发达的通讯系统有关（但不能完全这么解释），
如果没有无线电和电话，文化大革命也许不可能发生，这个假定似
乎是正确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毛式英雄与儒学以外的传统有关，例如侠客
传统，他们机灵、愚忠、扶弱济贫，这些品格在传奇小说均有描述。
一个不同点是，毛式英雄盼望共产主义社会，而侠客通常忠于被推
翻的朝代；另一个不同点是，如同詹姆斯J。Y。刘①所解释的那样，
侠客一般都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江湖英雄，自己认为怎么合适就
怎么干，无须征求他人意见，也不管当权者持何态度，而毛式英雄
符合列宁的比喻，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按最新的意识形态规定
来表现。作为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毛式英雄在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方
面是不成功的，京剧样板戏的观众们对于倾轧、敲诈、非法拘监、
自杀、暗杀太了解了，他们是不相信那些戏剧化的共产党员的行为
举止的。
① 参见D。W。福克玛：“毛主义的神话及其在新京剧中的体现”，《亚洲季刊》1972年第2
期，第341—361页。
② 陆定一：“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载《文化战线的一个大革命》，第
68页。
③ 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出席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文学》 1967年8月第8期，第120页。
① 吴晗：“神话剧是不是宣传迷信？”，《中国青年》1961年第15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1页。
③ 江青：“谈京剧革命”，第119页。
④ 参见赵聪：《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样板戏被拍成了电影，它们是文革期间制作的仅有
的几部电影，1966年前拍的电影几乎全被打入冷宫。见保罗克拉克：“70年代的电影业”，
载于邦尼S。麦克杜格尔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
第177—196页。
① 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赞扬杨子
荣等英雄形象的塑造”，《中国文学》1970年1月第1期，第62页。
① 詹姆斯J。Y。刘：《中国文史中之侠》。
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产生
1976年4月的清明节几乎是专门用来纪念当年1月逝世的周恩
来总理的。在北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献花圈、
发表讲演、朗诵诗歌，想以此来悼念总理，联想到“五四运动”，
这次自发的示威被冠以“四五运动”之名。但是，工人民兵、警察
被用来镇压这场示威，4月8日的《人民日报》称示威为反革命运动。
“四人帮”的这个定性直到两年多以后，即1978年11月21—22日，
才被揭发和推翻。此后，过去只能秘密流传的悼念周恩来的诗集，
得以正式出版。
只是在推翻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以后，文化气候才开始有了
决定性的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判、遭逮捕的作家恢复了名誉，
这又被看作是新的信号：新政治领导人赞成对文学艺术采取一项不
同的政策。
1978年公开平反的有：艾青（诗人，1957年遭批判，1958—1976
年被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周立波（小说家，1966年受迫害）、周
扬（文艺理论家，官员，1966—1967年坐牢）、刘白羽（短篇小说
作家，官员，1967年受批判）、夏衍（剧作家，官员，1965年受批
判）、欧阳山（小说家，1965年受批判）、王若望（评论家，短篇
小说家，1957年和1962年受批判、坐牢）。
1979年平反的有：陈荒煤（评论家，1966年遭迫害）、周而复
（小说家，1969年遭批判）、廖沫沙（杂文家，1966年遭批判）、
刘宾雁（短篇小说家，1957年受批判）、丁玲（小说家，1955、1957
年遭批判，1958—1970年被送到东北劳改，1970—1975年坐牢，1975
—1978年在人民公社）、王蒙（短篇小说家，1957年遭批判）、吴
强（小说家，1968年遭批判）、阳翰笙（剧作家，1966年遭批判）、
杨沫（小说家，1967年遭批判）。
对有些作家来说，平反来得太迟了。1978至1979年间，被宣布
平反的已故作家有：赵树理（小说家，1967年遭批判，1970年死于
狱中）、冯雪峰（评论家，诗人，1957年遭批判，1976年因长期患
病而死）、老舍（小说家，1966年遭批判，同年自杀或他杀）、柳
青（小说家，1967年被捕，约在1977年死于狱中）、罗广斌（小说
家，1966年遭批判，1967年自杀或他杀）、邵荃麟（文艺理论家、
评论家，1964年遭批判，1971年死于狱中）、陶铸（评论家、官员，
1966年被捕，1969年死于狱中）、邓拓（杂文家，1966年遭批判，
同年自杀或他杀）、田汉（剧作家，1964年遭批判，1966年被捕，
1968年死于狱中）、吴晗（剧作家、杂文家，1965年遭批判，1966
年被捕，1967年自杀）。
平反通常是无条件的。邓拓的《燕山夜话》（1961—1962）曾
于1966年5月遭到最残酷的批判，1979年，北京出版社重印了15
万多册。其他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也得以重新发行。最
后，胡风（1955年被捕）于1981年获得平反。同时，中国古典文学
作品及30年代的文学作品、欧洲文学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了。1978
年出版了巴尔扎克、高尔斯华绥、萨克雷、马克吐温、莎士比亚
作品的译本，这一势头在以后几年里继续发展。
在新作家中，刘心武是第一个尖锐地涉及文化大革命恶果的作
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引起了全国的瞩目，①它触及
了被文化大革命牺牲了的年轻人的犯罪及犯罪渗入他们正常生活的
后果，卢新华是另一位很快就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在小说《伤痕》
（1978年，也译作《伤口》）中，他按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后
剧烈变化的政治气氛，分析评价了一个所谓进步的女儿和她所谓修
正主义分子的母亲之间的关系。这篇小说获了奖，并被收入一短篇
小说集再次发行。②这部短篇小说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卢新华的小
说成了“伤痕文学”的典型，这是描写正直的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
受害的文学。这种暴露文学确实具有真诚的激情，但看来它们也服
务于一个政治目的：加强了旨在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后果的邓小平
派的力量。加入清算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队伍的作家还有：陈
国凯、茹志鹃、高晓声、王亚平。他们的作品也时常影射大跃进。
刘宾雁和王蒙是1956—1957年“百花齐放”期间活跃一时的作家，
现又重新登场，并异常活跃。
偶尔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夸大文化大革命的消极面是否明
智？1979年7月31日，李准在《人民日报》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
道德败坏和经济混乱情况的描写要有节制。王若望，这位反右运动
的受害者在谈到同一问题时则为揭露文化大革命的伤痕小说辩护。
周扬以全国文联副主席的身分支持王若望的观点。③周扬在度过了10
年牢狱生活后，已恢复了1966年以前的众多官衔，但是他的权威已
不能同文化大革命以前同日而语了，这不光是因为他老了，而且他
现在也希望与他过去在反右运动中反对过、甚至将他们投入监狱的
作家如刘宾雁（短篇小说家，1957年受批判）、丁玲、王若望等人
合作。在为王若望辩护时，他解释道，延安《讲话》提供了行动的
准则，但不能作教条的理解。与上海座谈会相反，他强调文学创作
的特殊性：“领导经济工作，不能违反经济规律……领导文艺工作，
也应当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否则，也会失败。”①虽然周扬没有详细
阐述“文艺规律”，但在党性与人物典型化的紧张关系中，他打算
把全部重点放在艺术创作，或者说“典型化”之上，这一点是很明
确的了。和周扬一样，其他评论家也都提到了“百花齐放”时期曾
经争论过的问题，旧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有时是被原来的同一个倡
导者——如果他们幸免于文化大革命之难的话。开明的评论家强调
艺术和宣传的不同，并倡导扩大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王若望
和秦兆阳是其中的两位。
1981年因剧本《苦恋》而引起的争论，在国内和国外都被认为
是对创作自由的一个考验。4月20日，《解放军报》指责作者白桦
否定爱国主义，对党的政策不满。白桦和刘宾雁曾是1979年第四次
文代会上最大胆的直言者中的两位，他们悲叹虚伪在增加，不敢相
信朋友，不敢保留日记。白桦还赞扬了独立思考的青年作家的勇气
和能力。②两年后，他的作品遭到了批判，在评价这广泛批判时，不
应忽视的是白桦是解放军文化部门的一名军官，这使他的案件特别
微妙。此外，人们从一开始就被告知，这场批判不是一场反对作家
的运动的开端。迟至1983年7月，《北京周报》突出报道了白桦在
继续从事创作，最近曾有他的一出戏在北京上演。对白桦的批判不
仅显示了创作自由的限度，而且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两难困境：
如何允许中国知识分子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而又不使这种自由打乱
以至完全破坏党所喜爱的意识形态结构。也许，这种两难困境只有
到共产党停止对文化生活的监督以至最终解除党对文学艺术新潮流
的责任之时才能摆脱。
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及他们在知识界的代理人日益担心中国知
识分子使用与“公开性”（glasnost）相类似的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