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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论语言「主忠信」，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子夏闻「绘事后素」，而曰「礼后乎」；朱子云「礼以忠信为质」，引记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证之；老氏直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指归几于相似。然论语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曰：「克己复礼为仁。」中庸于礼，以「知天」言之。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重学重礼如是，忠信又不足言，何也？
曰：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即仪文度数，亦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至于人情之漓，犹饰于貌，非因饰貌而情漓也，其人情渐漓而徒以饰貌为礼也，非恶其饰貌，恶其情漓耳。礼以治其俭陋，使化于文；丧以治其哀戚，使远于直情而径行。情漓者驰骛于奢与易，不若俭戚之于礼，虽不足，犹近乎制礼所起也，故以答林放问礼之本。「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言质美者进之于礼，无饰貌情漓之弊，忠信乃其人之质美，犹曰「茍非其人，道不虚行」也。至若老氏，因俗失而欲并礼去之，意在还淳反朴，究之不能必天下尽归淳仆，其生而淳朴者，直情径行；流于恶薄者，肆行无忌，是同人于禽兽，率天下而乱者也。君子行礼，其为忠信之人固不待言；而不知礼，则事事爽其条理，不足以为君子。林放问「礼之本」，子夏言「礼后」，皆重礼而非轻礼也。诗言「素以为绚」，「素」以喻其人之娴于仪容；上云「巧笑情」、「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谓「绚」；喻意深远，故子夏疑之。「绘事后素」者，郑康成云：「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文。」【何平叔景褔殿赋所谓「班间布白，疏密有章」，盖古人昼绘定法。】其注考工记「凡昼缋之事后素功」云﹕「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是素功后施，始五采成章烂然，貌既美而又娴于仪容，乃为诚美，「素以为绚」之喻昭然矣。子夏触于此言，不特于诗无疑，而更知凡美质皆宜进之以礼，斯君子所贵。若谓子夏后礼而先忠信则见于礼，亦如老氏之仅仅指饰貌情漓者所为，与林放以饰貌情漓为俗失者，意指悬殊，孔子安得许之？忠信由于质美，圣贤论行，固以忠信为重，然如其质而见之行事，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行之差谬，不能知之，徒自期于心无愧者，其人忠信而不好学，往往出于此，此可以见学与礼之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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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二条
诚，实也。据中庸言之，所实者，智仁勇也；实之者，仁也，义也，礼也。由血气心知而语于智仁勇，非血气心知之外别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伦日用而语于仁，语于礼义，舍人伦日用，无所谓仁，所谓义，所谓礼也。血气心知者，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人伦日用，皆血气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谓道。」全乎智仁勇者，其于人伦日用，行之而天下睹其仁，睹其礼义，善无以加焉，「自诚明」者也；学以讲明人伦日用，务求尽夫仁，尽失礼义，则其智仁勇所至。将日增益以于圣人之德之盛，「自明诚」者也。质言之，曰人伦日用；精言之，曰仁，曰义，曰礼。所谓「明善」，明此者也；所谓「诚身」，诚此者也。质言之，曰血气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谓「致曲」，致此者也；所谓「有诚」，有此者也。言乎其尽道，莫大于仁，而兼及义，兼及礼；言乎其能尽道，莫大于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胜数，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德性之美不可胜数，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
问：中庸言：「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出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朱子云：「所知所行，谓达道也。」今据上文云「君臣也，父子也」之属，但举其事，即称之曰「达道」；以智仁勇行之，而后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然则所谓知之行之，宜承智仁勇之能尽道而言。中庸既「云所以行之者三」，又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程子、朱子以「诚」当其所谓「一」；下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亦谓「不诚则皆为虚文」。在中庸，前后皆言诚矣，此何以不言「所以行之者诚也」！
曰：智也者，言乎其不蔽也；仁也者，言乎其不私也；勇也者，言乎其自强也；非不蔽不私加以自强，不可语于智仁勇。既以智仁勇行之，即诚也。使智仁勇不得为诚，则是不智不仁不勇，又安得曰智仁勇！下云「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既若此，亦即诚也。使「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为虚文，则是未尝「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为虚文，则是未尝「去谗」，未尝「远色」，未尝﹁贱货贵德」也；又安得言之！其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人之才质不齐，而行达道之必以智仁勇，修身之必以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劝贤之必以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则无不同也。孟子答公孙丑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言不因巧拙而有二法也；告滕世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不因人之圣智不若尧、舜、文王而有二道也。盖才质不齐，有生知安行，有学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强行。其生知安行者，足乎智，足乎仁，足乎勇者也；其学知利行者，（知）〔智〕仁勇之少逊焉者也；困知勉强行者，智仁勇不足者也。中庸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则智仁勇可自少而加多，以至乎其极，道责于身，舍是三者，无以行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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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五条
权，所以别轻重也。凡此重彼轻，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则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论语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盖同一所学之事，试问何为而学，其志有去道甚远者矣，求禄利声名者是也，故「未可与适道」；道责于身，不使差谬，而观其守道，能不见夺者寡矣，故「未可与立」；虽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变，由精义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圣智者，未之尽也，故「未可与权。」孟子之辟杨墨也，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今人读其书，孰知所谓「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今人读其书，孰知「无权」之故，「举一而废百」之为害至巨哉！孟子道性善，于告子言「以人性为仁义」，则曰「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今人读其书，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贼人以为仁义」之祸何如哉！老聃、庄周「无欲」之说，及后之释氏所谓「空寂」，能脱然不以形体之养与有形之生死累其小，而独私其所渭「长生久视」，所谓「不生不灭」者，于人物一视而同用其慈，盖合杨、墨之说以为说。由其自私，虽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为；由其外形体，溥慈爱，虽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之。宋儒程子、朱子，易老、庄、释氏之所私者而贵理，易彼之外形体者而咎气质；其所谓理，依然「如有物焉宅于心」。于是辨乎理欲之分，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及其应事，幸而偶中，非曲体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执其意见，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徒以不出于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于情欲，蔽出于心知。无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绝情欲以为仁，去心知以为智也。是故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彼以无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异说皆主于无欲，不求无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见其笃行也，无欲也，故莫不尊信之。圣贤之学，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则行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伦日用，以无欲为能笃行也。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宋儒乃曰「人欲所蔽」，故不出于欲，则自信无蔽。古今不乏严气正性、疾恶如雠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执显然共见之重轻，实不知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其是非轻重一误，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岂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则孟子言「执中无权」，至后儒又增一「执理无权」者矣。
问﹕宋儒亦知就事物求理也，特因先人于释氏，转其所指为神识者以指理，故视理「如有物焉」，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实从释氏所云「偏见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者比类得之。既冥心求理，以为得其体之一矣；故自信无欲则谓之理，虽意见之偏，亦曰「出于理不出于欲」。徒以理为「如有物焉」，则不以为一理而不可；而事必有理，随事不同，故又言「心具众理，应万事」；心具之而出之，非意见固无可以当此者耳。况众理毕具于心，则一事之来，心出一理应之；易一事焉，又必易一理应之；至百千万亿，莫知纪极。心既毕具，宜可指数；其为一，为不胜指数，必又有说，故云「理一分殊」。然则论语两言「以一贯之」，朱子于语曾子者，释之云：「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耳。」此解亦必失之。二章之本义，可得闻欤？ ．
曰：「一以贯之」，非言「以一贯之」也。道有下学上达之殊致，学有识其迹与精于道之异趋；「吾道一以贯之」，言上达之道即下学之道也；「予一以贯之」，不曰「予学」，蒙上省文，言精于道，则心之所通，不假于纷然识其迹也。中庸曰：「（中）〔忠〕恕违道不远。」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盖人能出于己者必忠，施于人者以恕，行事如此，虽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圣人，未可语于仁，未能无憾于礼义，如其才质所及，心知所明，谓之忠恕可也。圣人仁且智，其见之行事，无非仁，无非礼义，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极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不足之辟，亦无更端之辞。】下学而上达，然后能言此。论语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又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不废多学而识矣。然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于道之谓也。心精于道，全乎圣智，自无弗贯通，非多学而识所能尽；苟徒识其迹，将日逐于多，适见不足。易又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同归」，如归于仁至义尽是也；「殊涂」，如事情之各区以别是也；「一致」，如心知之明尽乎圣智是也； 「百虑」，如因物而通其则是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约」谓得其至当；又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约谓修其身。六经、孔、孟之书，语行之约，务在修身而已，语知之约，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
问：论语言「克己复礼为仁」，朱子释之云：「己，谓身之私欲；礼者，天理之节文。」又云：「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盖与其所谓「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中」者互相发明。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谓之「私欲」，则圣贤固无之。然如颜子之贤，不可谓其不能胜私欲矣，岂颜子犹坏于私徒邪？况下文之言「为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不与下同？此章之外，亦绝不闻「私欲」而称之曰「己」者。朱子又云：「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与。」在「语之而不惰」者，岂容加此赘文以策励之！其失解审矣。然则此章之解，可得闻欤？
曰：克己复礼之为仁，以「己」对「天下」言也。礼者，至当不易之则，故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凡意见少偏，德性未纯，皆己与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还其至当不易之则，斯不隔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然又非取决于天下乃断之为仁也，断之为仁，实取决于己，不取决于人，故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非圣人，未易语于意见不偏，德性纯粹；至意见不偏，德性纯粹，动皆中礼矣。就一身举之，有视，有听，有言，有动，四者勿使爽失于礼，与「动容周旋中礼」，分安、勉而已。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所以别轻重；谓心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准，故曰「权」，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
问：孟子辟杨、墨，韩退之辟老、释，今子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何也？
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彼杨、墨者，当孟子之时，以为圣人贤人者也；老、释者，世以为圣人所不及者也；论其人，彼各行所知，卓乎同于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韩子不能已于与辨，为其言入人心深，祸于人大也。岂寻常一名一物之讹舛比哉！孟子答公孙丑问「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答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曰：「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两言「圣人复起」，诚见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使不然，则杨、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同于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子胡以恶之哉？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老、释之学，则皆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