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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四年，多少个夜晚，我们躺在床上抓挠不已。朱晔闭着眼睛，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哼哼声，说明她很受用快活。有时候也不出声，她捧着一本书靠在床头，一面看，一面接受我的抓挠。我瞥眼看她，发现朱晔盯着书本，眼珠却不转动。她瞪着书页的某一处，屏息凝神，体会着，洁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半，轻轻地咬着下嘴唇。
抓挠活动中，我是服务性质的，与对方接触的部分是指甲，而指甲没有神经和触觉，这和我用一把梳子去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还真的尝试过梳子，朱晔依然感到很舒服，甚至快感更强烈，至少也是别样的。当然她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只试了不多的几次就又换上了我的手（准确地说是我的指甲）。
因为这日常的抓挠，我特意留了长指甲，并且经常用指甲刀修剪。修剪后我的指甲不长不短，既尖锐又圆润，剔得干干净净的。这套修剪指甲的技术也是朱晔传授给我的，她对我身体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我的指甲上。
抓背时我喜欢开灯，朱晔要看书，我要看她。我的愉悦——如果有的话，基本上来自我的视觉。并不是我想看朱晔的裸体，她的裸体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了，早已熟视无睹。幸亏是这样，要是每次看见她的裸体都会激起我的性欲又无法满足的话，那不是活受罪吗？我之所以喜欢开灯，是想看见自己抓挠的效果。朱晔的皮肤之白实属罕见，在这样的底色衬托下抓挠后红杠逐渐泛起，经久不退，的确是鲜美异常的。我随心所欲地抓挠着，欣赏着那纵横交错的抓痕。后来我干脆开始在朱晔的身体上写字画图，她的皮肤是纸，我的指甲是笔，无须其他纸墨。
作为回报，朱晔也给我抓背。我感觉到舒服，但觉得可有可无。我觉得抓背就像是挠痒，本来不痒的地方经她一抓就痒起来，本来痒的地方一抓就不痒了。除了挠痒的作用，我体会不到其他的快活，并且朱晔一抓不免唤起我更深切的愿望，因此还是多抓她少让她抓比较好。
朱晔抓我，也不完全是为了我的快活，很大成分是给我做示范。经过她的抓我才明白应该怎样抓，她是如何抓我的就是想让我如何抓她，这方面我并不缺乏领悟能力。
朱晔是抓背高手。据她说，从小就目睹父母互相抓背，当然不是脱光了抓，而是隔着衣服把手伸进去抓。
爸爸读报纸的时候会对正在看电视的妈妈说：“我背后有个地方痒，你帮我抓抓。”
妈妈于是开始帮爸爸抓背。有时爸爸也帮妈妈抓，他们也会让朱晔帮着抓，也会帮朱晔抓（如果她觉得背后痒痒的话）。可以想象，一家人互相抓挠不已，从朱晔的孩提时代直到她考上大学来南京读书。当然他们只是抓背，只是挠痒，不像我抓朱晔这样不管浑身上下，还在对方的身上写字。
无论如何，朱晔训练有素，她的爱好是有根源的，并且在她的手里被发扬光大了。
第一部分那女孩儿远不如朱晔漂亮
其他方面，我和朱晔还比较正常。感情上她很依恋我，即使是回苏州的那两年，她和我的联系仍很频繁，几乎每周都给我写信。信上朱晔无话不谈，和父母的相处以及准备出国等等的情况，只是我们很少见面。
苏州到南京的距离不算远，火车只须四小时，朱晔来南京办事才会顺便看望我，见上一面。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两年中只有两次，最后那次是她出国前，来南京办有关的手续。而我是自由职业，无任何公干的机会，如果特地去苏州看望朱晔又动力不大。我们已经过了热恋期，而且即使去了也不可能做爱。这时我已决定疏远朱晔了。
一次，朱晔的奶奶在老家病逝了，爸爸、妈妈前去奔丧，朱晔留守苏州。她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陪她几天，按说我应该义不容辞的，但我竟然拒绝了。朱晔虽然悲痛（她是奶奶从小带大的），但也没有和我计较什么。
她说：“不来就不来吧，我知道你有自己的事。”
苗苗这时候还没有出现，但我已经下决心离开朱晔了，只等后者出国。我对朱晔出国留学的事尤为关心，每当电话或书信联系时总要问个不停。奶奶去世，朱晔心情悲伤，加上孤单，很想和我聊聊小时候在老家的事。
我把话给岔开了，问她说：“你联系的学校怎么样啦？”
朱晔便一五一十地说起来。
我决定离开朱晔，也不完全是性方面的原因。经过这些年我已经比较适应了，不再像当初那么的焦虑和迫切。我觉得，性的问题和感情密不可分，按通常的理解，朱晔的冷淡说明她并不爱我，至少，这是解释之一。也许她碰上喜欢的男人就不一样了，也许，碰上任何男人她都这样。到底是哪种情况呢？我不得而知。如果我和朱晔结婚，白头偕老，就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和朱晔交往的后期，我常常莫名其妙的伤感，心里惶惶不安，充满了热望。我真想好好地恋爱一番，真实地，深入地，轰轰烈烈地爱上一次。走在大街上，看见那些年轻可爱的女孩儿，我很想为其中的一个遮风挡雨。说实话，很难再有女孩儿能长得像朱晔那么漂亮了，我们相处已经四年了，但她出众的美丽始终让我耿耿于怀。这大约也是我能在无性的关系中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吧？
朱晔身材高佻，皮肤白皙，眼睛尤其好看。如果她的脸不动看向一侧，漆黑的眼珠便会转进里面，只留下缺月似的一块。朱晔的表情既认真又孩子气，鼻子精巧，略微上翘，学校里追求她的人不多，不是因为朱晔不够漂亮，而是过分的漂亮了，吓退了不少人。
据说一个画画的小伙子听说朱晔很漂亮，和朋友打赌，一定要追上她。见面后小伙子愣住了。他对她的评价是，像一个仙女，整个一仙女。小伙子给朱晔画了一张素描，从此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儿在身边，四年来出双入对，我的虚荣心不禁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对女人有了一定的经验，如果再让我碰见朱晔这样的女孩儿，只须用眼睛一掸，便能立刻断定，她是性冷淡。我会像画画的小伙子那样对朱晔敬而远之的。可在当时我不懂这些，这个看上去超凡脱俗仙女般的女孩儿深深地打动了我，即使经过了这些年她的美丽在我的心目中也没有丝毫的减损。我只是觉得，朱晔过于干净、清凉了。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那些年轻的女孩儿总让我觉得她们裸露出衣服的部分（脖子、胳膊、小腿）上冒着袅袅的热气。我知道这是幻觉，但这幻觉很真实。她们很热，热气蒸腾，像我一样。
一次，我的打印机坏了，抱到珠江路去修，很快就修好了。电脑公司的出纳收钱、开票，正好一个女孩儿进来找出纳聊天。那女孩儿很年轻，皮肤有点黑，但我觉得她的身上有某种东西。她跪在椅子上和出纳说话，不时地会瞟上我一眼。我心头一热，不禁想，要是能和这样的女孩儿谈谈恋爱那该有多好啊！然后我就抱着打印机出门去了。我边走边自作多情地想，女孩儿肯定在看我。
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知道那女孩儿远不如朱晔漂亮，但我看见了她身上冒出的袅袅的热气。
第一部分互赠名片
对吕大元他们我也许有所误会，人家并没有给我介绍女孩儿的意思，只是想结交我这个朋友，也许有点投其所好，最多如此了。事后我想，我来东文的最大收获不是认识了向丽，甚至也不是认识了苗苗，而是认识了吕大元这帮人。大家都是“搞艺术”的，又都在南京，彼此认识是早晚的事。江北、侯小强早就和他们来往密切，尤其是江北，已经在东文玩了好几年了。他拜岳子清为师，学弹古琴，岳子清便是苗苗的父亲。也就是说，进入东文在我是命该如此的事，即使没有刘家明我也会认识这帮朋友的，也会通向苗苗的。当然啦，那是另一条路线了。
东文舞会后一周，外地来了一位写东西的朋友老麦，我领他去见江北。走进江北家不免吃了一惊，一屋子的人，并且除了江北都是女人，江北的老婆覃海燕、他们的女儿贝贝，苗苗和向丽竟然也在。江北告诉我，今天是贝贝的生日，中午他们在岳子清家吃的饭，饭后苗苗拿了照相机去东文校园里给贝贝拍照片，正好向丽路过，被他们叫住。江北一家回家时苗苗、向丽也跟过来玩了。
苗苗和我们打了个招呼就不见了，覃海燕、贝贝后来也不知去向，大概她们一道逛街去了。房子里只剩下我、江北、老麦和向丽。江北和老麦开始谈文学，向丽似乎很有兴趣，我则有些心神不宁。我坐的位置正对窗户。后来，我再次看见了苗苗，在窗外一晃而过，大概她们逛街回来了，说笑声一直进到房子里，但人没有走进客厅。窗户空了出来，依然是那棵枇杷树，静静地伫立着。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苗苗的身影，她背对窗户，似乎在想什么，然后又走开了。如是几番，有时候苗苗在窗外，有时候她不在。她待在院子里，位置游移不定。苗苗在干什么呢？我想不明白。
直到天黑，苗苗都没有进来过。
晚饭是在梅园餐厅吃的，江北订了一个包间，大家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来，苗苗坐在我的对面。包间里灯光明亮，我看她看得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清楚地看见过苗苗，不免有些紧张。这样的位置和角度，苗苗也可以清楚地看见我，弄不好的话难免四目相对。我的左边是江北，右边是老麦，他们仍在热烈地讨论着。
老麦一年多以前皈依了基督教，受了洗，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据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布道，果不其然，这会儿问题已从文学转移到了宗教信仰上。老麦认为只有一种区别，信和不信，信的人就置身光明，而不信的人就只能身陷黑暗了。
于是江北问他说：“你凭什么知道那就是光明呢？”
老麦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理性所能解决的，只有信了才知道。”
江北说：“只有知道了才能信，按你说的话，只有信了才知道，难道盲目的信仰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不够多吗？”
老麦说：“信仰必须冒风险！”
两人你来我往，越说越激动，有点像在吵架了。如果没有苗苗在场，我也许会对争论感兴趣，说不定还会加入辩论，但因为有苗苗，我觉得他们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有些莫名其妙。倒是向丽，不时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显得很活跃。苗苗始终安静地坐着（我一直在观察她），瞪大了眼睛，目光平直，是聚精会神还是在发愣呢？我就不知道了。她吃得很少，筷子大部分时间都架在面前的小碟子上。
我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时从侧面看见苗苗，她坐得很直，腰背挺着，身体呈现出一个向内的弧度。这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苗苗就这么一直挺直上身，甚至很少移动。我在想，这真的很难得啊！
借着酒劲，我端起杯子伸过去，对苗苗说：“苗苗喝酒！”
苗苗拿起杯子，和我碰了一下，然后喝了一口。碰杯的时候她仍然端坐不动，姿势没有任何变化。为了不至于显得过于突兀，我和向丽、覃海燕也碰了杯，甚至拿着酒杯在六岁的贝贝的可乐罐上也碰了一下。
这一轮碰杯恰是时候，覃海燕对江北、老麦说：“喝酒喝酒，别光顾了说话。”
江北拿起杯子，对老麦说：“喝酒喝酒。”
老麦说：“我只喝饮料。”
江北说：“操，你们信了的人就是不同，真没意思。”
老麦说：“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啊……”他拿起椰汁和江北碰了一下。
气氛不再那么紧张了，大家都恢复了必要的幽默感。
饭后大家一路散步，向公交汽车站走去。老麦回招待所，他对酒吧、卡拉OK之类的夜生活不感兴趣，说要早点休息。苗苗、向丽回学校，我和她们同方向，可以乘同一路汽车。
路上，江北、老麦继续辩论，向丽对争论有兴趣，和他们走一排。覃海燕带着贝贝落后。不知怎么的，我和苗苗走到了一起。
很长时间里我们沉默着，后来我问苗苗：“你是南京人吗？”
她回答说：“不是，我从小在西安长大的。”
我说：“是吗？我在西安读的大学，待过四年。”
苗苗说：“我妈现在还在西安。”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就到了车站。老麦的车先来，他上去后通过车窗向大家挥手道别。
不久我们的车也来了，临别时江北对我说：“替我送送两个小妹妹。”
我和苗苗、向丽上了车，向车尾走去，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下来。公交车摇晃着向前驶去，车厢里的灯熄灭了，沿途的路灯和商店里的灯光照射进来，乘客包括售票员一概沉默不语。这趟车很空，没有站着的人，从我们所在的后排能看见前方尽头司机黑沉沉的背影。苗苗靠窗，坐在最里面，向丽挨着她，我坐在最外面。
向丽问起我对今天江北、老麦争论的看法，我应付了几句，然后不失时机地掏出两张名片，一张递给向丽，一张越过向丽递给了苗苗。她们都说了声“谢谢”。
向丽把我的名片放进她的挎包，之后摸出一支笔、一个小本子，用包垫着，在黑暗和颠簸中写了她的寻呼机号码。她撕下那页纸递给我。苗苗则拿着我的名片，脸始终向着窗外。我觉得她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如果她的手一松（这完全可能），我的名片就不知所踪了。
第一部分一年里我再也没有见到苗苗
我认识马松是九五年五月上旬的事，一周后我去东文参加舞会，认识到了苗苗，舞会后一周，在江北家里我再次和苗苗不期而遇。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接下来的一周，它来了，又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又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再也没有见到苗苗，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经常往东文跑，往江北家跑，和马松、吕大元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从不说起苗苗，他们不说我自然不便主动问起。
一年中，我有过两次和苗苗的“接触”，不是见面，也不是听说她的消息。我只是得知此人的确存在，就在南京，并不是我的主观臆造。
一次朋友聚会，都到齐了就缺江北，打电话到他家里，覃海燕说江北去岳老师家了。
我向覃海燕要了岳子清家的电话，拨过去，一个女孩儿圆润的声音问：“你哪位？”
我说：“我是徐晨，你是苗苗吧？”
对方“哦”了一声，顿了一下说：“是啊。”
我说：“江北在你家吗？”
苗苗放下电话，去找江北。
这是我第一次和苗苗通电话，我觉得，她的那声“哦”意味深长，表示惊讶、出乎意料，说明她还记得我，或者忘记了但又马上想了起来。
另一次在云龙画廊，一个搞摄影的朋友办个人影展，请了不少人，我也去了。这样的场合多半能见到马松他们，也许我还指望碰见苗苗吧？实际上，类似的机会有很多，但没有一次苗苗曾经去过。这一次仍不见她的人影，岳子清却意外地来了。
这是一个个子不高壮实和气的中年人，大约五十多岁，宽宽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我心里想，他就是苗苗的爸爸啊！影展开幕式后，摄影家请大家吃饭，岳子清也留了下来。
席间，我上了一躺厕所。厕所不在饭店里面，需要出门走过一条小街。我上完厕所回饭店，碰见岳子清也出来找厕所，我担心他找不到，陪着他走了一段路。岳子清沉默寡言，小街又很短，途中我们很少说话。他没有提起苗苗（这很正常），提了几句江北，似乎他从江北那里也听说了我，我不免有些受宠若惊。
和苗苗的两次“接触”如上所述，这之外就没有任何关于她的信息了。这是现实世界里的情形，而在非现实的通灵世界里，我们还有过一次“接触”。
九五年夏至那天，我请梁二去了城市猎人。
梁二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的交情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后来有一个机缘梁二开始练气功。他从练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感觉以及进展。十多年过去了，梁二从简单的透视人体到预测未来乃至感知鬼神世界，是一步步地走过来的。听梁二谈气功就像迷信，其用词和逻辑和我的理性十分不符，但出于对他本人的信任（梁二是我见过的最诚实的人），我不免将信将疑。
练功的人讲究节气，据说这天练功的效果特别好，气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