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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王”吴玉才喂养的猴子，叫猕猴，又叫黄猴，它们适应性好，生命力强，过着群居的生活。猕猴几十只或几百只一群，每一群都有自己的领地，别的猴群是不可侵犯的。
吴玉才与猴子建立了很深的“交情”，上百只猴子，每只猴子的习性他都了如指掌，怪不得人们都尊称他为“猴王”。
张家界地形多样，气候差异明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是最好的写照。秋天是张家界最美的季节。到了这个时节，天公擎起一只妙笔，让整整绿了一个夏季的大山换了一套绚丽的新装。
张家界的冬天并不寒冷，若赶上有雪降临，不管雪的大小，山中呈现出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雪凝聚在枯枝古树上，堆积在山峰顶上，与陡峭山体形成颜色上的强烈反差。 让人不由得想起两句古诗：“春来苔作叶，冬至雪为花。”
古老的水车日夜流转着，将生生不息的河水送到碧绿的农田里。临水的土家人对大自然的依恋显示出农耕时代的一种古朴。
土家族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并存。有一种说法是上古时期巴人生活在长江三峡的清江流域，因环境恶劣，就沿着长江向东迁徙到武陵山区一带，与生活在这里的土著人融合，形成最早的土家先民。
王家坪村的土家族村民龚中傲，今年已60多岁。每天重复着相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王家坪村他也算是富裕户。
去年，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寄回了两万元，龚中傲用这笔钱翻新了世代居住的吊脚楼。
吊脚楼是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旧称“干栏”、“阁栏”、“廊栏”……张家界山多田少，民居择地，为了适应山坡地形，吊脚楼形式便成为首选。
以吊脚楼为代表的建筑，是土家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本土建筑样式。吊脚楼大都是木板房，整体的房屋靠几根木柱支撑。
吊脚楼一般都背靠山峦，面朝开阔地，临水的那边大都有狭窄的走廊，既是为了观景，也是为了乘凉。远远看去与所处的景色极为和谐。经几代人的创造建设，形成今日集空间美、层次美、轮廓美为一体的吊脚楼群。
张家界也是鸟的世界。由于这几年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各种鸟类也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园，它们成群结队栖息在密林之中。
鸟，从来就是土家族文化所表现的内容，以西兰卡普为代表的纺织制品，体现着土家文化独具的魅力。
织锦是土家族人延续祖先的传统工艺，挑花、绣花也是土家妇女杰出的工艺制作。图案强调分组对称，从最初的花、鸟、树、虫的单一图案逐渐发展成比较复杂的花式，寓意中处处渗透出土家人对自然和美的理解。
因张家界水源充沛，这里的人们在吃穿住用等生活中，有了水文化的显著特质。水是文化的使者，土家人居住的村落，水文化像澧水那样渊源流长。张家界是地球留给我们的一个珍贵的纪念物，因为它显示了大自然的最原始的美丽。在喧嚣的今天，能有一个回归大自然的去处，这便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财富。
山因水而有灵性，水又因山而婀娜多姿。张家界人正是沿着流淌的溪水，走到长长的澧水，又从家乡的河水飘到了800里洞庭湖。在那里，他们才触摸到了那条奔腾在自己心里的长江。
《再说长江》 第三部分第二十集 江湖武汉（1）
对于今天这个有着水一样质感的城市而言，500多年前汉水的一次改道所成就的辉煌，仿佛只是武汉这个城市刚刚演绎的一段华彩乐章。
晴朗的天空下，矗立着一座城市，准确地说，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在两条江水交汇的地方鼎足而立，这里就是长江中游的特大城市——武汉。
每天早晨，武汉街头做热干面的早点摊，可以说是最早忙碌起来的买卖。这座城市的每一天，也就从热干面开始。
因为长江的穿城而过，所以在许多武汉人的心目中，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位置就在这滔滔江水之中。
虽说现在武汉交通已经十分发达，可在这江面上往返的轮渡，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不过，两岸城市的景致显然不能和百年前相提并论了。那栋过去远远就可看见的武汉关大楼，现在也只有在船靠岸时才能分辨出它的模样来。
有“火炉” 之称的武汉，从春夏之交的梅雨时节就开始弥漫着一片湿热，而在梅雨的后面，往往就是长江汛期的来临。
1998年武汉的夏天就是这样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1998年那个夏天武汉街头的暴雨，一开始武汉人也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年都要经历。
然而，距离武汉不远的嘉鱼县牌洲湾溃口，人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特别是在洪水中浸泡9个小时的小江姗被救起的一刹那，至今都是人们心中最深的记忆。
与此同时，在武汉，一对年轻的父母，正在为给刚出生的孩子命名而颇费思量。
殷祚庆（武汉市汉正街服装经销商）：住了一个礼拜医院就回来了。回来叫什么名字——她的朋友都过来看，再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几个，我就提议叫婷雨（停雨）算了，她的朋友就说，婷雨这名子不好记，叫雨婷算了，倒过来念。就这样改成了雨婷。
巧合的是，雨中诞生的小雨婷，老家正是牌洲湾。而她和小江姗的命运，就这样由一场大雨相连。
雨婷的父母来自于嘉鱼县牌洲湾，1998年前后在武汉打工。现在他们终于在汉正街开了一家服装店，成了汉正街的老板。
2005年秋，7岁的雨婷上了小学，在这儿她认识了更多在那个雨季诞生的小伙伴。
说来也巧，小雨婷出生后，武汉连日的大雨也停止了。数百万防汛大军以血肉之躯，守住了长江大堤，保住了武汉。
雨停风住，渡轮依旧在江上往返，江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
习惯在武昌桥头下乘凉的老人们，照旧和往常一样，享受着悠闲的夏日时光，彷佛那场大洪水从来都不曾发生。
一年一度长江汛期的来临，显然没有对武汉人产生多少紧迫感。在武汉人的眼里，长江汛期的水位，不过是专业人员特定的术语，要断定江水的涨落，他们还是习惯去数那江边的台阶。
方方（作家）：你长期生活在水边，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关心水位。最早的时候，武汉年年都有报警钟，水一来就报警，这个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事情。老一辈的人他们也不怕水，这种心态是延续的，年轻人也没有谁怕水。我说，（长江）大洪水的时候，全国人都害怕，就是武汉人不害怕。
因此，在老人们心中，如果没有了水，也就无从谈起武汉。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个城市天然就是和水相伴而生。
武汉最早的城市格局，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上的历史。武昌和汉阳隔江而望，演绎了无数大江东去的篇章。但在大约530年前，这条从3000千米外的秦岭奔流而来的汉水改道入江，汉口，这个新角色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汉水改道后的入江口被称为汉口，满载着商旅和货物的船只，在相对平缓的汉水边靠岸，于是就在岸边集散而形成码头、街市。汉正街也就这样渐渐形成。
这就是汉正街。人来人往的嘈杂，依旧回荡着各地的方言。1979年9月，就是这条1600米长的老街，正式恢复和开放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第一个小商品市场。
从20多年前的镜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这座长江中游的特大城市，在市场开放之后，人们对市场的热情。
直到今天，因汉正街商品集散演化而成的汉口，还是以“码头”的名号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因此，汉正街可以说就是汉口立足在这江河间的城市之根。而在这条被誉为寸土寸金的老街背后，商业贸易的传统绵延至今，以至于有了“货到汉口活”的说法。汉正街已然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张商业流通名片。
和数百年前一样，今天这里依然是商贾云集。不过，他们不会留意身边这些百年老街的前世今生。
有堤就有水。汉口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水中三次筑堤的历史。1635年明朝末年，汉水边立起了第一条长堤，正街形成了。200多年后，1864年清朝同治年间，地方政府又在长堤外的湖荡中修筑了汉口堡以挡来水，汉口面积增加了3倍。
而真正赋予汉口现代城市形象的还是这条长达17千米的张公堤。1905年，为了缓解汉口水患的压力，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修筑了后湖长堤。后人为纪念张之洞，就把这道大堤改为张公堤。
就这样，在20世纪初，武汉冒出了亚洲最大钢铁企业的浓烟，响起了京汉铁路的火车汽笛声。长江中游的武汉，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这期间，位于汉口长江一线，华人商埠和外国租界码头并立；京汉铁路上火车南来北往，武汉从汉水时代步入了长江时代。而汉口仅仅用了500年的时间，它的名声和繁华便盖过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武昌和汉阳，被世人称为“东方芝加哥”。
武汉因水上交通之便在长江、汉水形成两江三镇格局，但它背靠的则是有着“鱼米之乡”美称的的江汉平原。
也正是依托江汉平原的富庶，汉口才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奇迹般繁华。然而，水似乎也是有记忆的，它还会在某个时期回到它曾经拥有的地盘，这个时间就选择在了1931年的夏天。
每逢星期天，78岁的冯伟都要教一群孩子学习书法。老人家住汉口，从家里到长江江边不过数百米的距离，平时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练习书法。
关于他学习书法的事，老人说那纯粹是一个因水而偶然结下的缘。而这段机缘巧合正是1931年夏天的那场大洪水，在逃难中他认识了一位颇具书法造诣的老秀才。
冯伟（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街居民）：1931年，当时的我只有3岁。听老人们讲，武汉水淹的时候，（中山大道）民众乐园这一带，就是现在的水塔，当时大概有两米多深吧。两米多深，一般矮房子基本都齐檐了。水火无情哪！
就是1931年汉口中山大道上可以行船的这次长江洪水，几乎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便抹去了汉口500多年的脚印。
现在这些已经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回首当年，依然唏嘘不已，他们的感慨似乎一辈子都停留在了那个时期。
据史料记载，长江的洪水大致每10年发作一次，人们在不断加高堤防之外，也只能是祈求神灵的保佑。这座修建于450多年前的荆州万寿宝塔，便是明朝的镇水塔，当年的塔基，距今天荆江大堤已达7。9米。
《再说长江》 第三部分第二十集 江湖武汉（2）
1788年清朝乾隆年间安放的镇水铁牛，早已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现在的铁牛是1859年咸丰年间所立。
虽然设置这些镇水之物并无丝毫作用，但荆江大堤之重要可见一斑。如果大堤一旦溃口，整个江汉平原将被全部淹没。因此，早在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就开始在这里修筑土堤，并逐渐形成了今天182千米长的荆江大堤。
从卫星遥感图上看，武汉不仅直接面对长江、汉水，它的背后也是平原湖区，而“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荆江河段又在这里蜿蜒穿行，因此，就更为它埋下了水患成灾的伏笔。
1950年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武汉成立，它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洪，而防洪的重点目标就是保护荆江大堤，以此来确保武汉的安全。于是，1952年初，在荆江河段南岸修建分洪工程的蓝图终于出台。
1952年4月5日，荆江两岸的30万民众汇集在荆江河段的南岸，仅仅用了75天，便完成了第一期的主体工程。
这是长江干流上修建的第一个防洪工程。鱼米之乡的苍生和江汉明珠的武汉，似乎从此又多了一份保障。
验收这个工程的时刻就这样来到了。1954年夏，江汉平原一片泽国，武汉成为水中孤岛，20世纪长江最大的一次洪水爆发了。
40年前的一张普通船票，记录了一个中学生首次在长江上远行的一段经历。作为人生最珍贵的收藏，土生土长于长江边的曾菊新教授把它留了下来。
关于1954年的那场大水，当时年仅4岁的他却留下了另外一份记忆。
曾菊新（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小，听我父母讲，家里有船的赶快上船，没有船的找一个什么木排，上木排上面，有的干脆把小孩放在木盆里面，大木盆里面，木盆有浮力呀。这也是逃生的一种手段。
记者：您当时是在木盆里面还是在船上？
曾菊新：我当时是在木盆里面，当时我们家没有船。
对于1954年夏天的武汉来说，也是一次逃生的过程。经过数十万防汛大军的奋力抢险和荆江分洪工程的开闸分洪，汉口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洪水中幸免。
今天，我们走近这些参加过当年防汛的老人，谈起那段往事，他们还是那样兴奋和自豪。
市民：当年防汛的时候，一声命令，都集中起来，集中吃，集中睡，哨子一吹，不管白天黑夜，都出去抢险，抢险护堤。
市民：做龙王庙的堤也蛮危险，就保呢。利济路的发电厂那里全部是堤，水多高堤有多高，围着。
正是凭着他们的双手，这场大水除了在武汉留下29。73米的最高水位记录外，就这样离开了武汉的江滩。
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也不禁为武汉战胜这次特大洪水而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1956年5月31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随后填写了《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仅仅过了一年之后，万里长江第一桥就横跨在了武汉的江面上，连同1956年建成的汉水一桥，它们把武汉三镇串连起来，同时也终结了京广铁路线在武汉得靠轮渡连结的尴尬历史。
1957年10月15日，这一天成了武汉人的节日，这座大桥也成了武汉人的骄傲。
有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底气，有了大桥的衔接，长江和京广线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十字大交汇。
自此，武汉终于名符其实地据守着九省通衢的优越地位，在长江、汉水之间重新塑造起了大武汉的新格局，并确立了中国中部、长江中游特大中心城市的地位。
从1954年夏天的洪水到1998年夏天的洪水之间，在荆江大堤的不断加高中，武汉这个城市平安渡过了半个世纪。江水涨落依然如故；城市则渐渐在江边长大。
不过，当人们把1998年长江的这次大水和50多年前那次洪水相提并论时发现，1998年洪水流量比1954年要小了一万立方米每秒，可中下游的水位却比1954年高出许多。其中沙市水位创造了历史新高，而在武汉也留下了第二高水位的记录。
人们不禁要问：在人和水的较量过程中，我们究竟该对长江做些什么？
这里曾是著名的武汉龙王庙险段。1998年11月，一个历经了千百年的人与水的话题，就是在这里被重新定位。从“筑堤堵水”到“让地行洪”，龙王庙的亲水平台，开始改变长江边的人水关系。
与此同时，几栋被称为外滩花园的楼房也在武汉汉阳的江边建了起来，面对这些花巨资兴建的漂亮楼房，已经开始重新认识长江的武汉人一时议论纷纷。
2002年1月25日的凌晨，发生在武汉江边的那次楼房爆破，意味着武汉人要与身边这条大江真正和谐相处的开始。
这是20年前的汉口江滩，到1998年洪水来临时，这里的建筑物有增无减。然而，随着武汉开始的“让地行洪”江滩治理工程的启动，数百个建筑物被拆除了。一个总长超过7千米、面积达到150万平方米的新江滩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平时这里是人们的休闲场所，一旦长江洪水来临，则是大水来去的通路。夏日的傍晚，江滩上凉风习习，在这个火炉江城，展现出它妩媚动人的一面。
武汉人喜爱在长江和汉水里游泳，他们把游泳称作“玩水”。特别是距离武汉300多千米的三峡大坝建成后，武汉人更加从容自信地融入到江河之间。
这座1924年落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