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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因为我经常听到他们把“操”字挂在嘴边。
每一封信写完，我分别在正反两面贴上邮票，这样做是害怕邮票脱落，信寄不到他们手上，到八年劳改期满时没脸见他们。我有过忘记贴邮票而让信寄不出去的惨痛教训，记得吗？就是给小池的那封信。如果那封信能及时寄出，也许她会成为我的女朋友，那我就不会去想什么张闹，也就不会被关在杯山拖拉机厂。
我不停地给我的熟人们写信，就是没给我爸写。好几次，我刚写上“爸爸”，就把纸揉成一团，丢掉。不给我爸写是因为他不愿意跟我说话，而且我也不想用这种身份和处境去戳他的胸口。你想想，哪一个父亲愿意自己有一个犯强奸罪的儿子？不要说信的内容会戳伤他，就是那个印着特殊地址的信封，也会让他血压升高、心率不齐。我下决心把我爸从脑子里摔出去，尽量摔得远远的，远到看不见他、忘记他，目的也是让他看不见我、忘记我，给他一种根本就没我这个儿子的错觉。其实不给他写信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粉饰他的生活。
收发室每天分发一大摞来信，其中没有一封是我的。侯志或者李大炮看信的时候，我伸长脖子，想瞄上几行。他们把信一收，转过身去，生怕我偷了他们的秘密。那时候，我是多么渴望看到几行鼓励我重新做人的钢笔字，但是，没有谁答理我，寄出去的信就像炒股票的钱，只有投出去的没有收回来的，仿佛我是柴油机上的油渍，他们一沾手就洗不干净。我不禁为遍布油渍的手感到委屈，它不去下棋，不去拍蚊子，不去摸卵泡，偏偏要去写信。它自己麻了、困了不算，还抽干我的激情，吊起我的胃口，结果连一句安慰话都讨不回来。每次路过收发室，我都用左手打了一下右手，后悔写了那么多信，浪费了那么多邮票。但是一个月之后，我又为我的右手鸣不平，为错怪我的收信人而抱歉。
一天上午，我被人叫到贾管教办公室，他指着桌上的一沓信说：“曾麻赖，再这么写，你就是在信封上贴三张邮票，也别想寄出去。”
我睁大眼睛，桌上堆着的全是我写的信。我问：“为什么？”
贾管教拍拍桌子：“就算你没强奸，那你干吗要钻到女人的房间里去？我就不相信你钻进去是为了偷钱。知道吗？只要你一钻进去就已经错了，更何况还压了人家的大腿、胸口，撕了人家的裙子，弄坏了人家的处女膜。”
我低下头，没敢吭声，生怕出什么差错。
贾管教说：“这些信要是流传出去影响多坏，好像我们这里关的都是冤鬼。”
“对不起，我不知道规矩。”
“拿回去吧，别浪费这些邮票。要不是尊重你的权力，我根本就不把信退给你。”
“再也不敢了。”
我撕下那些邮票，又把它们贴到新的信封上，正面反面都贴。我在信里再也不为自己辩解，只是告诉熟人们我在什么地方，因为犯强奸罪被关了，请他们放心，我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信就这么寄了出去，当我在监舍里陆续撕开他们千篇一律的回信后，一天晚上，我气极败坏地站到床上，大声地朗读：“广贤，我相信强奸只是你一时的冲动，不是你的本质。你应该把这件事当镜子，好好照一下自己，然后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好好劳动改造，争取减刑。祝思想进步！赵万年。”
监舍的二十几个人都仰头看着我。我哈哈大笑，把信撕碎，抛向天花板。“都这么安慰，好像我真是个强奸犯似的。去他*的胡开会，去他*的陆小燕，去他*的何能，去他*的……”我骂谁就把谁的信撕碎，抛撒出去，弄得监舍里像仙女散花。李大炮把我从床上扯下来，照着我的脸蛋给了两巴掌：“你他*的认了吧！”
我的肩膀一抽，顿时像跳进了冰窟窿。这能怪谁呢？所谓犯强奸是我这个大笨蛋自己写信告诉他们的，是自己给自己扣的屎盆子，能怪谁呢？我又不能写冤枉，又不想写自己是强奸犯，能写的也就天气状况了。我花两张邮票去跟他们说天气，那不是白痴吗？这信根本就不应该写。我用左手狠狠地抽了几下右手，给这只写信的爪子一阵又痛又麻的警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百家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人，我们在接见室里会面。他的腿好了，脑袋刮光了，头皮比我的还锃亮。他说：“我不是叫你别乱来吗？”
“我没乱来，只是进了她的宿舍。”
“既然都进了她的宿舍，哪有不乱来的，你的那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我低下头：“你不信就算了。”
他给我点了一支烟，我呛得咳了起来。那个监视我们的战士眼睛睁得比鸡蛋还大。我们沉默了一会，他问：“你到底强没强奸？”
“嗨，连你都不相信，还有谁会相信？我刚进去她就发现了，就喊救命，我根本就来不及……”
“广贤，抬起头来。”
我盯着他，两双眼睛对视着。
“真没强奸？”
“谁强奸谁就被拖拉机碾死。”
他把烟头扔到地上，狠狠地踩灭：“我的兄弟不是这么好欺负的！你等着，看我怎么帮你去收拾那个妖精。”
临走时，百家摸了一把我的光头，我也摸了一把他的光头，两个人都咧嘴笑了笑，总算打破了一点严肃的气氛。我说：“百家，请你一定到张闹的后窗去看看，看看她窗口下是不是平地？如果是平地，你再估计一下从她窗口跳下去会不会受伤？能不能逃走？我真后悔那晚没从她的后窗跳下去！”
“放心，你不说我也要找上门去。”
在劳改工厂，犯同样错误的人容易扎成一堆，比如政治犯喜欢找政治犯，杀人的爱杀人的，投机倒把的跟投机倒把的，而我和李大炮、侯志这两个强奸犯就算是亲戚了。我根本想不到，每天晚上睡觉前最抢手的竟然是强奸犯。那些如饥似渴的人，不听几个强奸的故事，耳朵就没法关闭，鼾声就打不出来。听说现在的劳改犯们再也看不起犯强奸的，那是因为现在用不着强奸了，睡个把女人比做广播体操还容易，他们在进去之前几乎都有性经验，所以他们更喜欢听贪污腐败的故事，听更加暴力的故事，可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兴趣。
但是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丝毫不影响侯志和李大炮成为我们监舍里的明星。每天晚上，侯志就会拍着胸口说：“老子在政府当处长的时候，想强奸谁就强奸谁。我一共强奸过四个女人，一个是记者，一个是我上司的老婆，一个是我老婆的妹妹，还有一个是我的秘书。开始她们都不说我强奸，后来被人发现了个个都懂得反咬一口。不过老子也算值得了，一辈子能干四个，而且个个长得像演员。”
李大炮说：“你别吹了，我就不相信你强奸的那几个会比我们村的小云漂亮。小云那才叫漂亮呢，两腮红得像西红柿，眼珠黑得像葡萄，脖子白得像葱根，腰身软得像竹篾，两个柚子吊在胸前，一根辫子拖在身后，走路好比风摆柳，唱歌好比画眉叫。每早天没亮，她就到井边去打水，好像谁都不敢动她。七月二十那早，我事先躲到井边的树后，等她弯腰把水桶放到井里就冲上去，二话没说把她的裤子脱了，从后面干她。你说这个背时的妹仔是不是成心想让我犯错误？她要是不想让我干，只要一站起来我就干不成了。但是她偏没站起来，一直翘着屁股让我干完，嘴里还妈呀妈呀的。我以为干就干了，没想到她又去告我强奸。这个死妹仔，得了舒服装正派，真是的……”
侯志以个数取胜，李大炮以生动受欢迎。为了让听众帮他们赶蚊子、抓痒、捶膀子、孝敬更多的香烟，他们俩暗暗较劲，一个比一个讲得离奇，一个比一个讲得具体，甚至会不断地丰富、修改和夸大自己的艳遇。好在法官们听不见，他们不会被多判几年徒刑，那些挨强奸过的女人也不会额外增加痛苦。
劳改犯们听了几十遍侯志和李大炮的故事，慢慢地觉得盐不够了，没味道了，于是，他们便参与进来一起讲。比如侯志说我一把抓住那个秘书的胸口……立即有人说慢，你得说说抓住那地方是什么感觉？侯志说就像抓……抓着两团海绵。有人说不对，应该像吹胀的气球。侯志说对对对，就像抓气球。有人反驳不应该像气球，应该像……抓水。侯志说嗯，你说得也有道理，有时真的像抓水，一抓就躲开了。又有人说不可能像抓水，应该像抓棉花。侯志说那就抓棉花吧……
李大炮没有侯志这么狡猾。一天晚上，劳改犯们不让李大炮急着往下讲，而是要他停在小云的臀部过一下瘾。李大炮骂骂咧咧地：“你们懂个屁，小云的屁股既不像你们说的发动机，也不像你们说的脸盆，更不像你们说的轮胎。”大家问那像什么？李大炮说：“像屁股。”众人不满意，爬起来对李大炮一顿痛打，打得他的左眼肿了，鼻子出血了，嘴巴歪了。这之后他才向侯志学习，哪怕劳改犯们说小云的屁股像烂泥巴，他也跟着说是是是，像烂泥巴。
忽然有人喊：“曾麻赖说一个。”马上就有人附和，结果要我说一个的声音越来越多。我说：“那事我没做过，给你们唱个歌吧。”有人骂我假正经，有人威胁再不说就揍我。我只好结结巴巴地把怎么想张闹，怎么进张闹的宿舍，怎么捂她的嘴巴，怎么被当场抓获说了一遍。他们不信，有人呵斥：“你以为你一关门，我们就看不见了。告诉你，不把门里头的事说清楚，等下我们就拿你的手来走路。”
我说该坦白的都坦白了。有人说骗谁呀？你都还没把那家伙放进去呢。我说各位大哥，我实在冤枉，那事我真的没做过，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有人跳下床，一把扯下我的裤子：“让我看看，我就不信强奸犯还是童男子。”我赶紧拉上裤子，死死地攥着。一伙人跑过来，像打李大炮那样打我。我的眼角辣了，头皮痛了，牙齿松了，腿骨仿佛断了，屁股像坐在钉子上。我再也忍不住痛，大喊一声：“我说！”
他们闪开。我咬牙爬起来，躺在床上。知道他们下手这么重，我还不如在他们出手前编一段。监舍里静悄悄的，他们都竖起耳朵等待。李大炮说：“麻赖，他们打我的时候，你不是没看见。反正都得说，你还不如主动点。”我忍着痛，开始编造自己如何撕张闹的裙子，如何摸弄她的胸口，又如何扒下她的衬裤……
一天晚上，我讲着讲着，再也忍受不了自己的瞎编，忽然闭紧了嘴巴。那些等待下文的劳改犯们纷纷嚷了起来：“怎么不讲啦？”“屁股痒了是吧？”“再不讲我就让你吃拳头。”我突然大喊：“假的，我说的都是假的。你们只管听得舒服，哪懂得说假话的难受。人家侯志和李大炮尽管也瞎编，但起码他们真刀真枪干过。我算什么东西呀？连女人的手都没好好碰过，还编得像真的一样，骗谁呀？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喊完，我扬手叭叭地扇自己的耳光，越扇越觉得委屈，觉得不应该呆在这种地方。侯志呆在这里那是因为他有四个女人垫底，李大炮至少也还有一个小云，而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呆下去？
第二天，我收到了于百家的来信。他在信上说张闹的后窗下是一片草地，草地离窗口也就三米多高，不用说双手攀着窗口滑下去没问题，就是站在窗台上跳下去也不会伤一根毫毛。我反复地看那封信，每看一遍就捶一次胸口，为自己当时没跳下去而惋惜。我已经有了一次没逃跑的遗憾，今后就不能再错失逃跑的机会了。
我逃跑是受了水的启发。在食堂的旁边有一个大澡堂，下班后，我们光着身子在里面冲洗。那时候香皂是奢侈品，我们只能用肥皂来洗澡。几十个人同时往身上抹肥皂，同时拧开水笼头清洗，地面立即浮起一层白花花的泡沫，像铺了一层雪那么好看。泡沫跟着水走，钻进角落的下水口，有时水已经流干，泡沫还堆积在口子上。每天洗澡的时候，我以观察肥皂泡为快乐，看着它们从我的脖子上滑下去，流过胸膛，滑过大腿，溜出脚趾缝，汇入水流。有的泡泡在流动中破灭，有的泡泡在流动中增大，泡泡们你推我挤，争抢着奔向出口。忽然，我的心被提了起来，整个身体有一种飘的感觉，因为我从肥皂泡和水流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水都可以流出去，人为什么不可以出去？
洗碗的时候，我故意把水笼头开大，让哗哗的流水在水槽的下水口打旋。拉尿的时候，我会盯到尿液直到彻底地消失。厨师们的洗菜水，清洁工冲洗地板的水，干部们洗完衣服的水，在泼出去的一刹那，都被我看在眼里。有的水流进了下水口，有的水被地板吸收。那时候我就想变成水，找一道缝隙溜出去。我断定在我们宿舍和食堂的周围，一定会有下水道，既然有下水道，就一定会有井盖。但是我观察了好几个月，都没发现井盖，院子里除了树根，全都是水泥地板，那些井盖也许被水泥覆盖了。
在装配车间干活的间隙，我会扭头看看后窗，透过后窗的铁条可以看见一道绿色，那是一排低矮的冬青树，冬青树再往外十米，就是装了铁丝网的高墙。高墙是我的界限，不仅挡住身体，还挡住视线，除非自己能变成停在冬青树上的鸟，否则就不要打这堵墙的主意。看多了，我突然发现这墙是透明的，仿佛可以看见墙后面的杯山，看见遍地的草和满山的树，有时那堵墙又变成一扇门，它缓缓地往两边打开，让我自由地出入。这样的幻想经常被同事们扭螺丝、敲铁皮的声音打断，墙还是墙，它结结实实地堵在那里，不仅不透明不能打开反而越来越高了。一个冬天的下午，我注意到冬青树下面的泥土，它们发干发黄，比旁边的水泥地板高出来两寸，也许……天哪！也许下水道的井盖就藏在冬青树的泥巴底下。我开始留意这一排楼房，发现楼房的排水管都安在后窗的那一面，而冬青树跟楼房的距离，正好是下水道的距离。
但是除了食堂后面那一扇紧锁的铁门，这一排房子基本上没有往后开的出口。也许某一天，干部会叫我们去给冬青树理发、除草、松土。冬天雪落在冬青树上，树根下的草全部黄死了。春天冬青树冒出嫩芽，草从泥土里一点点地拱出来。我这样看了两年，到第三年夏天，管我们的干部说有关部门要来参观工厂，全体犯人必须用一天的时间来整治环境。
劳动工具堆在院子里的操场上，有铁锹、长剪子、扫帚、锑桶、拖把、石灰刷、石灰桶等等。犯人们列队拿工具，我们车间这一列正好来到铁锹前，我第一个拿起了铁锹。就像长年的赌徒总有押中筹码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被两个执枪的战士领着，从食堂后面的铁门走出来，清理后窗下那一排冬青树和墙根的乱草。我目测之后，站在左边数过来的第十棵冬青树面前，开始埋头松土、除草，松到第十六棵冬青树时，我用力戳进泥土的铁锹发出了铁碰铁的声音。我又用力地戳了几下，千真万确，下面就是一块铁，这块铁就是下水道的井盖。我把铁块上的泥土仔细地松了一遍，松得用手都可以扒开。
干完活，食堂后面的那扇铁门嘭地关上了，门上扣了三个门绊，绊上挂了三把铁锁，要从这里出去基本不太可能。这才叫绝望呢，让我找到了井盖，却没办法从院子里出去。冬青树下的泥土被几场大雨淋湿，被一番番太阳曝晒，又慢慢地板结，地面长出了新的杂草。
我逃跑的念头就要像恐龙那样灭绝了，好在我不是全天候的笨蛋，偶尔也冒出点小聪明。对不起，我这样夸自己让你笑话了，要说聪明，像你这样的姑娘才叫聪明，眼睛骨碌碌地转，听人讲话从不插嘴，该惊讶、该悲伤、该同情的时候，脸上都有表情，要么微微张嘴，要么眉毛低垂，要么眼眶湿润，和当年赵敬东听我讲话的模样有几分相似。说真的，我都快五十岁了，没少跟人聊天，你却是我碰上的最好听众，所以我想跟你多聊一会，没关系吧？没关系就好。
当我彻底绝望的时候，厕所的墙壁给了我一点启发，就是车间旁边的那间厕所，它的气窗开在三米多高的地方。如果能搬凳子、砖头什么的进去当然方便了，关键是我们上班、下班、进厕所都有战士看着，手里不能拿哪怕一颗螺丝钉。我又不是跳高运动员，只能望着窗口叹气，但是我发现后墙壁上有一根微微凸出来的砖柱，由于它只凸起一厘米，双手没法抱住它往上爬，除非会气功。不过，我用手指在墙壁上量了一下，砖柱跟墙角的距离大约有两米一。如果我能像张闹那样劈叉，能把双腿劈成一条直线，一个脚尖点着墙角，一个脚尖点着砖柱凸出来的那一厘米，也许能慢慢地撑上去。只能是也许，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开始在监舍的床上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