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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视为“象征”的宋庆龄，很快陷人了政治困境中。蒋介石在公开镇压共产党人之后，切断了汉口的财政来源，封锁了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宋庆龄从5月起，就一天天面对现实的混乱，无力回天。恐慌的人们冲向宋庆龄在汉口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一位接近宋庆龄的外国记者写过：
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转引自《走进中国》，第47页）
汉口潮落了。在孙中山弥留之际守护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只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仍持同—立场，坚持奉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则都倾向了蒋介石，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最终合二为一。蒋介石的亲笔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专程来汉劝说也没有让她回头，她义无返顾地踏上流亡苏联之路。她失败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曾经支持过她丈夫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许可以在那块土地上成立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尤其是女同学，对宋庆龄的卓越表现充满自豪之情。在学校为欢迎宋庆龄和陈友仁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仍在强调：“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我们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里受过训练。“她敦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孙中山的最宝贵的遗训就是三民主义和三犬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转引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6页）不只是思想，她的举止、美丽和妩媚，更是令他们为之倾倒。
然而，刚刚流亡到莫斯科的宋庆龄没有想到，关于她与陈友仁结婚的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正在酝酿，很快将向她袭来。
美联社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一条电讯：
伦敦，9月28日，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月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转引自《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65页）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记载，这些谣言对宋庆龄的伤害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她的健康，颈上一圈带状疱疹顿时发作。“她认识到这个谣言完全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政治暗箭，他们妄图把她同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以削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而奋斗的力量，从而使人们相信蒋介石才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真正继承人的谎言。”宋庆龄立刻打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根究谣言之由来”。宋子文也为此十分震怒，接待记者进行辟谣，准备起诉。
这一谣言的编造者，到底是国内的敌人，还是苏联的某些人？后来是否起诉，有何结果？我还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谣言，诬陷，总是来去无踪，伤人于无形。我所知道的只是，宋庆龄后来一直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生活着，战斗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对宋庆龄最大的打击则是来自斯大林。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联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越飞，这位1923年来到中国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苏联特使，和托洛茨基以及宋庆龄等中国流亡者的关系都颇为密切，却在此期间自杀，这对宋庆龄是一打击。鲍罗廷晚于宋庆龄一个月回到莫斯科，但他也疏远了宋庆龄。想必他本人已因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备受指责。1949年，早已被打人冷宫的鲍罗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他与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送往集中营，1951年约六十七岁时在关押期间死去。（参见《走进中国》、《剑桥中华民国史》）
《走进中国》一书这样写到此时的莫斯科：
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予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琉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听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走进中国》，第70页）
在这种气氛中流亡的宋庆龄，几个月后，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或1928年春。这里取《宋庆龄年谱长编》的说法，为1927年12月：
与陈友仁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见。
……斯大林则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如何继续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说有待具体研究，今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谈话达一个半小时。
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决心离开苏联。宋晚年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流亡者彻底失望了。宋庆龄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开始了在欧洲的新的流亡。
从此，宋庆龄也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另外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丽依旧，她的伟大依旧，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或许可以这么说，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业，成为了过去。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间声音的象征，在不同时期按照她个人的方式发挥历史作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中，她的名字与人格，永远是美丽的化身。
7 上海—广州：婚礼与暴动，一切重新开始
当现实证明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时，当宋庆龄不得不在莫斯科感受到冬天的寒冷时，她的妹妹宋美龄则在上海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的显赫——她与“征服者”蒋介石的婚礼，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的大华饭店隆重举行。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宋美龄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以后她还将多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时代》的报道题为《宋氏姐妹》：
两千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
蒋在上周以现代中国一个浪漫的婚姻征服者形象赫然出现，因为，他执着地向一位女士求婚。众所周知，起初他被拒绝了。在中国，一般来说，被拒绝是求婚者“丢脸”的事，甚至有不少人难以忍受而选择自杀。通常，这种求婚述是通过媒人，但蒋介石不得不冒着“丢脸”的危险，因为他的新娘是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女性”宋羌龄小姐。
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是民族主义运动“神圣”的奠基人孙逸仙的遗孀。据报道，她现在已和前夫的热情战友、原汉口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结婚。
三小姐是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时代》，1927年，12月12日）
报道说得不错，只是到了此时，蒋介石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他的地位。1927年8月受到来自三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振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等的压力，蒋介石不得已而宣布下野。现在，与宋美龄完婚之后，机遇的天平再次偏向了他。他的劲敌汪精卫已经被迫下野，赴欧洲“休假”；逼他下野的冯玉祥，转而又力挺他出山，并将在两个多月后，正式结拜为“金兰之交”……
《时代》1927年最后一期刊物上，报道了蒋
介石重返政坛的消息：
上周，一批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在上海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决裂的决议。他们的领袖是原北伐军总司令、打下了半个中国的蒋介石，他说：“我欲竭尽全力实现国民党地区的和平，重整国民政府，提供充分军备以与张作霖（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作战，只有将他消灭，中国才会和平。”（《时代》，1927年12月26日）
仿佛是巧合，或者说是历史的选择，同一期《时代》还报道了刚刚发生的广州暴动：
……
中国南部香港的《邮报晨刊》，上周这样描述了广州历时两天的可怕而典型的中国人暴动场景，此次暴乱由苏联共产党策划发动。
关于这一暴动，唯一电传到美国来的现场描述，是由美国驻广州领事休斯顿（Huston）发来的。电丈称：“广州的控制权由据称是工人和士兵们掌握，大约五千人，警察均被解除武装。……”
“造反者由城里的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从乡下结队汇集到市区。”
“该运动由俄国人领导。据报告他们公开宣称是共产党人。……四十八小时内，城里到处是抢劫，大部地区被烧。”
“军队回到城里，在第三天上午十一点左右，粉碎了暴动。”
“士兵们在城里巡逻，成批成批地处决嫌疑犯和抢劫犯。”（《时代》，1927年12月26日）
这次暴动，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史称“广州起义”，领导者是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张太雷战死，其他领导者在暴动失败后逃离广州，前往广西左、右江地区，与邓小平等人汇合，又发动了新的暴动。（参见《中国革命史讲义》，第268页）在这之前，还有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但均未见《时代》报道。然而，这些领导暴动的中共领袖们，将是未来七十年间中国历史新的主角，有的还将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这些暴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时代》以及所有西方媒体都不可能知道，就像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一样。许多投身其中者，也是要到一些年后才会清晰地回想它，描述它，概括它。
亲历、参与、摸索，然后描述、总结，1927年之后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形成。
一切，真的重新开始了。
完稿于2005年3月8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尚明轩主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岳，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美＇史扶邻，丘权政、符致兴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走进中国一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美＇彼得·兰德，李辉、应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记忆中和文革开始
叶兆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人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
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人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这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化大革命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
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