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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一度被禁演的《江姐》再次公演。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家排队购票，争先恐后，仿佛噩梦过后，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观众还是老观众，历史绕了一个圈子，再次回到原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江姐》以及《洪湖赤卫队》等经典剧目的重新演出，意味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说老实话，这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今天的年轻人大约更想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个漫长的过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同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江姐曾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男孩子心目中最性感的女性，虽然这个戏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说白了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实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个九岁多的毛孩子，是个小学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当钳工。毫无疑问，我属于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世界观不可能不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烙印，也许是烙印太深了，时至今日，我总有一种疑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结束。
2005年2月18日 河西
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
费振钟
一碗春面
1966年冬天，我在苏北的一个小镇上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还不满九岁。我参加“文革”的理由，说来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仅仅为了吃一碗不要钱的阳春面。
这年秋天，我从祖父那里来到父母工作的镇上，在镇中心小学读三年级。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场由最高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革命运动，从遥远的城市席卷到我们这个僻远小镇，好像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最初大家谁也不大明白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一觉醒来，便听说可以造反了；到处都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声音，宁静的小镇立刻纷乱起来。最先打出造反旗帜的是搬运站工人，他们将手中抬货的杠棒涂上红漆武装起来，占据镇里的文化站设立了战斗司令部，凭着他们膀大腰圆，首先夺了公社党委的权。随即镇上的造反队伍蜂拥而起，贴标语，发传单，揪斗当权派，到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家里抄家。街头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人，造反队员分成好几拨，在镇上重要的公共场所出没，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镇子中心大街上用木板搭了一个巨大的台子，每天传达来自上面的“最高指示”，或者召开批斗大会，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响个不歇，镇子上空声浪翻滚，气势逼人。
小学校里也停了课，学校教室和操场被造反队征用来做抄家物资仓库，盖着红印章的封条贴在教室门窗上，表示这些过去的私人物品，已经没收充公，成为革命财产。学校也闹革命了，由一个六年级语文老师领头，做了很多“毛泽东思想红小兵”袖章分发给学生，他们造了小学校长的反，墙上贴了墨迹淋漓的大字报，揭发批判校长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虽然上了三年级，由于年龄小，大龄同学不带我参加揭发批判，尽管我觉得随便用墨汁在纸上涂画是一件快活有趣的事情，用多少张白张，多少瓶墨水，只管到学校教务处拿，那个过去很凶的老教务员哼也不敢哼一声，就乖乖地发给这些嘴上没毛的孩子，脸上还一副讨好的样子，这在以前从来都不会有的。我也比较懵懂，主要兴趣还放在看小人书上，既然不能革命，天天看小人书也不错。我的班主任陈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她是一位胖胖的扎长辫子的年轻女老师，比较喜欢我，我常常从她那儿得到小人书看。现在不上课了，我从陈老师那儿借了一摞小人书。一天上午，看《东郭先生和狼》，正入神，一个我不认识的五年级学生劈手就把它抓了过去，冷笑说，好啊，看封资修！我不服气，说，《东郭先生》怎么是封资修？五年级学生说，这上面画的人穿长袍大褂，你敢说不是封资修？他三两下就把书撕掉，扔在地下，狠狠踩了几脚，说找你们老师算账！当天下午，一张大字报就贴在陈老师宿舍门口，骂陈老师用封资修毒草毒害青少年。我给陈老师惹了麻烦，觉得文化大革命再怎么好，也不该这么对待陈老师，却不敢再去她那儿借小人书了。
一时无事，在街巷上逛来逛去，看造反队种种行动，看来看去，我就看出革命的好处来了。
原来镇上有一家叫福春的饭馆，革命一起，招牌换成人民饭店。我上学时，每天早晨从饭馆门前经过，正是卖点心和面条的时候，一阵阵葱花和猪油香味扑鼻而来，人还没有走过去，就咽下好几回口水。尤其饭馆里做的阳春面，吏让我心馋嘴馋。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很想吃上一碗。一碗阳春面八分钱，但八分钱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大数字。我的口袋里从来没有装过八分钱，我吃不起一碗阳春面，所以我总是怏怏的不甘心每天闻着香味经过饭馆。现在，直觉告诉我，这一切将要发生变化，很快就要发生变化了！从我站在人民饭店门口，观察到造反队进出吃喝不要钱的这一时刻开始，我真是茅塞大开，一下子就经了风雨见了世面长了见识。那些造反队员走进小饭馆，人人吆三喝四神气活现，要什么有什么，吃什么拿什么，威风极了。吃喝完了，只报一声“某某战斗队”，就大摇大摆走了。这样的革命，何其好啊！革命无比的优越性启发了我，终于让我觉醒了。前几天，我还为文化大革命可以蛮横撕毁我的小人书愤愤不平，可现在它对我充满了魅力。假如我也是一个造反队员，那会怎么样？不用说，我会挺胸昂头、大摇大摆走进饭馆，我会无所顾忌地坐在圆桌边要饭馆里的厨师端上一碗最香的面条，大口大口吃完它，连碗里的汤都喝完，然后一分钱都不付，扬长而去；可惜，我现在还不是，但我为什么不可以是呢？我决定去找一个我认识的前小学六年级学生顾小。顾小是搬运站工人的大儿子，长得像大人一般人高马大，他已退学一年，现在乘“文革”时机，也当了造反队员。
其实加入造反队，一点也不难。顾小同学拿来一只印了红卫兵三个字的红布袖章，往我左臂上一套，我就成为了造反队中的一员。我甚至都没有问我参加的造反队叫什么名，但这没什么要紧的，重要的是我参加了造反队，我可以为自己的目标奋斗了。开始，我为造反队贴大字报拎浆糊桶，天气已经很冷了，手冻得红通通的，胳膊也僵硬发麻，身上棉衣棉裤沾满了浆糊，回家后总要被母亲骂一顿。这样咬牙坚持了几天，觉得前景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主要是我还没能不付钱吃面条。可能我胆怯，不敢独自一人闯进人民饭店，拎浆糊桶这样屁大的革命行动，似乎不足以获得免费面条的英雄资格。事实上，我也曾进入饭馆做过尝试，同去的还有两个与我一样想吃面条的小学生，但饭馆里那个管面条的胖子，竟然要我们出示造反队的条子，我们没条子，眼睁睁看别人吃香喝辣却无计可施。但我没有灰心，我等待机会，我坚信造反了革命了一定会吃上不要钱的阳春面。
机会说来就来了。这天下午，挖出一个窝藏很深的老反革命，是代销店卖酱油的汪麻子。我们造反队决定立刻到汪麻子家抄家。傍晚出发时，顾小同学高声喊，某某，同去！我就喜出望外地同去了。抄家队伍高举红旗，一路呼喊口号，往汪麻子家进发。顾小还拿来一张小铜锣，让我在抄家队伍里跟着敲。我不知道为什么去抄家要敲锣打鼓，又不是迎亲，不过我不想问为什么，叫我敲，我就敲。我用力地将小铜锣敲得很响，却与别人的节奏合不起来，但我混在其中，敲得煞有介事。到达汪麻子家，造反队拍门而人，见东西就翻，翻到好东西就往外拿。我在门外，东张西望，乱乱糟糟，不知所以。过一阵，听到有人在里面大声喊，叫那个小学生钻到床底下。我就被推进去了。床很低矮，只有像我这样的孩子才能顺利爬进去。我爬到床下，里面黑乌乌一片，有人递过来一只手电筒，手电筒的光贼亮，一照，照出床底下还真的藏着稀罕东西。那是十几个银元宝，黑暗中闪着微光。我从来没有见过银元宝，我把它们一个个递出来时，外面的造反队员们也都发出惊奇之声。反革命汪麻子在床底下藏着这样贵重的财物，分明变天之心不死，他要用这些银元宝搞反革命复辟呢！造反队心明眼亮，挖出了汪麻子，缴了他的反革命经费，真是大获全胜！这个胜利，自然有我的一份功劳，我自己夸奖自己是勇敢的革命小将，我感到我的革命行为非常光荣，非常伟大，哪怕它仅仅钻了一回床底，但这是红卫兵小将钻进阶级敌人的床底啊！
我随着得胜之师往回走，天色已黑，外面寒风刺脸，还下起了小雪。我穿了一件薄棉袄，风一吹，身上有点冷。我又一次想到了饭馆里的阳春面。这时，让我且惊且喜的是，我们真的走进人民饭店了，我们坐在饭店的圆桌旁了。而且，在我愣神那一会儿，香喷喷、热烫烫的阳春面就由胖子师傅恭恭敬敬端到我面前了，尽管我还是前几天那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我不完全懂得毛主席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月的，但在吃完一碗朝思暮想了许多日子的阳春面后，至少我已经有点理解我们镇上的居民们为什么愿意来这样一场普及人心的大革命了。人民群众相信毛主席知道人民群众的革命需要。现在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一切以革命的名义，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何况一碗阳春面！
这天晚上我回家，大概不到十点钟，雪已经下得很大，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踏着潮湿的雪地，吃过阳春面的兴奋劲还没有消退，一路身上都发热。可走到家门口，却发现我进不去了。我们家封了门，两道长长的封条，白纸黑字，在雪色中分外醒目。我不知我家什么时候出事的，也不知为什么出事，跟前的情最，一下子使我掉到冰窟里，刚才的热劲儿，立刻化成寒战。我急了，我要找我的父亲和母亲，找我的弟弟和还没有满周岁的小妹妹，今天我只顾跟着造反队去抄家，只顾自己在饭店里享受阳春面的美味，只顾陶醉在革命的骄傲和满足之中，完全忘记了他们；他们也许就在我的骄傲和满足的那会儿，在冰天雪地里被赶出家门了。
等我找到他们时：，他们正挤在不远的一个邻居家里，在狭小的堂屋中间，用稻草打一个地铺。我的两个弟弟和最小的妹妹已经睡着了，我的父母亲坐在被子里等我。他们看到我，只是说，造反造回来了。我很惶恐，一句话也没有说，挨着弟弟妹妹身边躺下来。门外风雪发出呜呜嘶嘶的声音，父母在黑暗中小声说事情。这—夜，我蜷缩着身子，闭住眼睛却无法安睡。
父亲不满意我参加革命，又怕我少不更事惹出麻烦，不由分说遣我离开。一过完春节，我便独自重回我祖父身边。
我的祖父你是谁
我的祖父在小镇医疗诊所做中医。从三岁起，我就跟着祖父生活，现在我又回到祖父身边，与离开前不一样，现在文化大革命了。
祖父给我、的印象是彳艮深的。祖父六十多岁，喜欢光头，留着一撮山羊胡子，眼睛也像山羊一样柔软明亮，神情温和，态度端详。每天一早就坐在诊室里，为病人把脉开方抓药，晚上烫一壶酒，慢慢饮来，然后读书，九点钟就寝。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平静如水，如果不是世事变化，我想这就是我的祖父一生的状态了。
文化大革命的凛然杀气，一下子布满了祖父所在的诊所。从回到祖父身边那天起，我发现祖父身上的一切都变化了。祖父已不再是我过去熟悉的祖父，他好像预感到情势不妙灾难将至，神色之间，巳十分紧张。虽然还坐门诊，对病人却几乎不说什么话。从诊室回来，吃饭，睡觉，如同往昔，不过也是强作平静，眼睛常露忧惧之色，这个春天十分漫长，好像都凝固起来了，不看外面阴寒天气，只要看祖父的脸，就知道这个春天是多么难过。
但我还是不太注意祖父的心事，这里的小学校，奉命“复课闹革命”，转学过来盾，我插班继续读三年级，从早到晚忙着读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摘革命大批判。按照军事化建制，学校叫红小兵连，班级叫红小兵排，这是革命时代的特色，我就在红小兵第三排里。学校红小兵组织，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填写一张表格，说是进行阶级划分。整个社会都在清理阶级队伍，学校也不例外，这是一件事关红色政权纯洁不纯洁的大事，哪怕红小兵队伍中也不允许混入阶级异己分子。于是，我领取了我一生中第一张政治表格，我必须在表格的第一栏写明我的家庭出身，不得隐瞒，不得伪造。我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以前我也没有听说我们家是什么成分，眼前这张表格让我一时拿不定主意。看到前后左右的同学，都填贫农下中农，我想，反正躲不掉，干脆填个贫农吧。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祖父一生行医，又没有种过田，剥削过农民，不是和贫农一样吗？我很想和别人一样，出身没有污点，根正苗红，做纯洁光荣的革命的红色接班人。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只能做贫下中农的后代，地主资产阶级的后代，是低人一等的狗崽子，如果我做了狗崽子，我就完了！我这样想过后，壮起胆，端端正正用钢笔在表格的出身栏里，写下了“贫农”两个字。
所以，在本学期第一篇学习体会《忆苦思甜不忘本》中，我毫不费难地写道：我爷爷从小就给地主家当长工，为了能识几个字，躲在长工屋里，偷偷看书，不知挨地主多少打骂，等等；写到我的父亲，那就更生动了：我爹爹像我这么大，每天都在外面讨饭，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破烂衣，冬天天寒地冻，光着脚，冻裂了口子，在雪地上留下一道道血痕。我不知道这些语词是从哪儿来的，我熟练地书写它们，写得就像我亲眼见到的一样。最后，我举笔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作业交上去，老师批了个大大的优字。我心中暗暗得意，这种轻而易举的假想，构成了自我欺骗的逻辑，而这样的逻辑又进一步证明了假想，使它成为牢不可破的真实，我能够不得意吗？
“文革”当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创举，说假话就是创举之一。每个人都有说假话的天才，只要需要，并给予条件和环境，生长假话比田地里生长野草都来得快。我不过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我这点编造事实的能力，在那个遍地谎言的时代，实在微不足道，可它对我却十分关键，因为它是我的欺骗生活的一个开端，可以预见我会越来越深陷其中，日后我从这样的生活中逃脱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大精力！
想不到，我小人得志才两天，我的“贫农”祖父被造反的革命人民彻底地揪出来了。我是放学后，在小诊所的照壁上看到我祖父巨大的黑色名字和打在黑色名字上的巨大红叉的，给我祖父确定的身份是：匪乡长，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些可怕的黑色头衔完全击碎了我的假想，我站在我祖父的名字前，像被剥光衣服一样无地自容。我在编造有关我祖父的经历时，我骨子里相信他是一个好人。好人的概念，并非对人的人格的判断，而是以阶级的名义来论定优劣，阶级成为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我进入学校读书后就接受的教育和情感训练，不过在最近几个月被进一步强化了，我把我的祖父定为“贫农”，实际上是排除对他的亲情，而遵循现行要求从阶级性质上确认祖父作为“好人”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这无疑是一种很可怕的偏见，人们宁愿相信阶级感情，而消灭亲人之情，这种对于人类心灵的扭曲与伤害，不正是那时候公然潜入到我的身上吗？而我自己却浑然不知，甚至甘之如饴。因此，当我的祖父被宣判为阶级敌人，无论我承认不承认，都已经将我对祖父的认可推翻了，我从小跟随祖父生活了那么多年结下来的祖孙之情，现在显得多么微薄无力，多么不堪一击；多少个日子中留下的对祖父的印象，也迅速错位和变形，那些粗黑的大字，
一时间化成了凶恶狰狞的形象，它的蓝本由教科书以及一般文字图画所提供。我心里反复询问，谁是我真实的祖父？我的祖父你是谁？
我失去了“贫农”和“好人”祖父，而另一个我不知道却又回避不了的“反革命”祖父则取代了前者，这个强加于我的事实，像只毒虫一样咬噬着我，而我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在我这个年龄·，第一次有了痛苦；而痛苦如此尖锐，它足以灼伤我的灵魂和身体。对我来说，也许这也是一种命运，只不过它未免太残酷无情，它过早地让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