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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翻译本身是一种细读，我看就到此为止吧。
1914年10月27日，狄兰出生在威尔士一个名叫天鹅海（Swansea）的小镇。他父亲曾梦想成为诗人，却以拉丁学校的英文老师终其一生。他竭力否定自己工人出身的家庭背景，设法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狄兰的母亲是家庭妇女，爱说爱笑，慷慨能干，虔信宗教。他有个姐姐，但由于年龄性格差异，比较疏远。父亲会讲威尔士语，但在家只说英语，狄兰无从学会自己的母语。他生来继承的是分裂的国家、分裂的传统、分裂的语言和分裂的社会。威尔士被一分为二：不信英国国教的坚硬的北方乡下和英语迅速蔓延的柔和的南方城镇。但只说英语的狄兰，威尔士语仍在他的血液里，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两个舌头的大海”。他继承了过去威尔土宫廷诗人的对音韵格律的训练，也继承了游吟诗人四海为家纵饮狂欢的天赋。在这个意义上，他生来就是分裂的。在十八岁那年，他这样写道：“让一切都他妈，见鬼去吧，除了表达的必要和表达的媒介，除了为神秘本身以及我呻吟的意义而永远奋斗的伟大需要。只有一个目标：除掉你灵魂的面纱和你身上的血痂。”
狄兰的家坐落在山坡上，背后是海，面对一个草木茂盛的公园，那是他和伙伴们出没的秘密世界。他说过自己之所以成为诗人，是因为常下雨的原因，家里很少让他出去玩。更主要的是，他由于肺出血而身体虚弱，常卧床不起，因而养成狼吞虎咽的读书习惯，并对自己会早死坚信不移。尽管他的肺部逐渐愈合，但哮喘加上吸烟过度又导致剧烈咳嗽。
狄兰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对他来说，除了父亲在这里教英文，和别的学校没什么不同。自他四岁起，父亲就在书房为他朗读莎土比亚。他完全不懂其含义，但那韵律却深入他的心中。上学后，他厌恶学校生活的刻板训练，成绩平平。也许那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友谊，他认识了最好的朋友丹尼尔（Daniel Jones）。在丹尼尔的家，他这位新朋友宣称他要在十二岁以前成为作曲家、诗人、历史小说家，以及钢琴家和小提琴家。狄兰成为他们家的一员。他开始和丹尼尔一起写诗，创办他们私人的“广播公司”，朗读自己的作品。丹尼尔回忆道：“除了偶尔在花园玩斗蛐蛐的游戏外，我们在一起主要是艺术学徒，有时好玩，有时认真，有时合作，有时分开，但即使那样，也还是在一起。”
狄兰十六岁半离开学校。他有一种幽默与自嘲的天赋，这一点在他成年后才慢慢显露出来。1933年，在他写给女友帕米拉的滑稽作品中，他这样总结了自己的童年：“我在格拉摩根郡的乡下房子初见日光，在威尔士口音的恐惧和铁皮烟囱的烟雾中长大成一个可爱的娃娃，早熟的儿童，反叛的男孩，病态的青少年。我父亲是个中学教师：我闻所未闻的开放的男人。我母亲来自卡马森郡的农业腹地：我闻所未闻的小女人。我唯一的姐姐用女生的长腿，短上衣的翅翼和社会的势利眼穿过舞台，进入舒适的婚姻生活。我还是预备学校的小男孩时头一次尝试烟草（童子军的敌人），高中头一次尝试酒精（魔王）。诗歌（老处女的朋友）在我六七岁时揭开她的面纱；她依然还在，而有时她的脸像个旧茶碟裂开……”
十
十月的诗
这是我去天堂的第三十年
醒来我倾听港口和附近树林
贻贝聚集、苍鹭
为岸布道
早晨召唤
用水的祷告和海鸥白嘴鸦的啼叫
而帆船敲击网织的墙
我自己踏进
那瞬间
依然沉睡的小镇，动身。
我的生日始于水
鸟和展翅的树木之鸟放飞我的名字
在那些农庄和白马之上
我起身
在多雨之秋
在我所有日子的阵雨中外出。
潮水涨，鹭下潜，当我上路
越过边界
而城门
在小镇醒来时关闭。
涌动的百灵鸟在滚滚
云中，路旁灌木丛溢满乌鸫
的呼哨，十月的太阳
夏天一般
在山冈的肩膀，
天气宜人，甜蜜歌手们突然
走进我游荡其中并倾听
雨水淋湿的早晨
寒风吹透
我脚下远处的树林。
苍白的雨在缩小的海湾上
在大海弄诅的蜗牛大小的教堂上
用触角穿透迷雾，而城堡
棕褐如枭
但春天和夏天的
所有花园都在吹牛中怒放
在边界那边在百灵鸟充斥的云下
在那里我会为
我的生日而惊奇
但天气突变。
它避开那欢乐的国度
随另一气流而下，蓝色改变天空
再次流出夏天的惊愕
和苹果
梨及红醋栗一起
在转变中我如此清楚地看见一个孩子
那些被遗忘的早晨，他和母亲
穿过阳光的
寓言
和那绿色小教堂的传说
以及两次被告知的幼年田野
他的泪灼烫我的脸，心跳在我胸中
在树林河流和大海之处
一个孩子
正倾听
死亡之夏把欢乐的真理
悄悄告诉树石头和潮中的鱼
而神秘
还在
在水中在啼鸟中欢唱。
在那里我会为我的生日惊奇
但天气突变，那长眠的孩子
所歌唱的真正快乐燃烧
在太阳中。
这是我去天堂的
第三十年，站在夏日正午
而下面的小镇满树十月的血。
噢愿我心中真理
仍在这
转变之年的高山上被歌唱。
（北岛译）
想念关露
严 平
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关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名字实在是很陌生了。
七十年代末，我刚到文学所工作，在旧平装书库里意外地翻到了她的作品。在那些泛黄的纸叶上，我读着她1936年写作的《太平洋的歌声》、《没有星光的夜》，热情流畅的诗句使我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脚步和力量。后来我又看到了她在—匕海沦陷后发表在《女声》上的《秋夜》、《仲夏夜之梦》……《女声》是日本女作家左藤俊子主编的一本妇女杂志，关露公开的身份是该刊的编辑，实际上担负着共产党极为重要的秘密工作任务，而她这个时期写作的散文笔调细腻委婉，舒缓自如，充分显示了女性的才华。那时候我很想研究女作家，便怀着一种好奇试着去了解这位三十年代的女诗人，没有想到展现在我面前的竟然是那样一幅超出我想象的情景。
那真的就像是一部翻过去的旧影集，发黄的照片里凝结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悲伤。三十年代初，年轻美丽的关露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发表了许多诗歌、散文和杂文，成为上海引人注目的女作家之一。她本来是应该沿着她所热爱的文学道路走下去的，可是革命的需要使她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党组织的派遣，冒着生命危险打人敌人内部，传送出很多有重要价值的情报，演绎了我们这一代人只能从电影上看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在1939年的那个冬天，在她作出了服从组织安排的决定后，她的一切都被改变了。那时候，年轻的她满怀着理想和献身精神，完全没有想到生活有多么残酷，未来生命的轨迹会如何延伸。在此后的无数个日子里，她除了随时准备牺牲还不得不忍受人们的误解。当她被日本领事馆指定为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代表，照片登在报纸上时，她流下了羞辱的泪水。从进步女作家到“女汉奸”，这巨大的变化带给她的是无尽的痛苦，更可怕的是这耻辱和痛苦不仅发生在她身份不能公开的当时，而且一直延续到后来，甚至跟随了她一生。当她终于回到革命队伍里时，仍然被自己人怀疑和孤立，连爱情也遭受到打击和失败。再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许是她当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新中国成立了，她不惜一切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而她却没有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她两次被捕入狱关押长达十年，饱尝折磨和凌辱，几度精神崩溃，落得满身病痛……读她的作品时我常常陷入沉思，她的热情、才华让我感到美丽，她的勇敢献身让我不能不感到敬佩，但我总想透过印在纸上的文字寻找那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伤痕累累的灵魂。在我看来，一个经历过如此艰难曲折的女性，该有多么孤单凄凉和疲惫是不言而喻的。我曾经向同样是从三十年代的上海走过来的荒煤老问起过她，他感慨地说，她真不容易呵，经历了这么多不幸，连相貌都改变了。于是我又知道了这样的细节，当年为了工作的需要她做了鼻子的整容，没想到后来出现了后遗症变成了酒糟鼻，就连这也引来了一些人的种种猜测和联想。心灵上的创伤和肉体上的创伤折磨着她摧残着她，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一个年已七十多岁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当时还太年轻的我真的是很难揣测。
认识关露是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中。当时，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那是一次盛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摧残的文艺界刚刚春风回暖，饱受种种磨难的文艺家们从祖国各地赶来参加大会，带着他们的创伤，也带着他们对新时代的满腔希望。在那次大会上我见到了许多从小就敬仰的人。记得第一天报到时，一位穿着普通满脸笑容的人走到我的面前，伸过手来朗声说，介绍一下，我是李季。我当时差点没叫出声来，您就是诗人李季！接着我又见到了巴金、曹禺、冰心……真是大师云集，群星灿烂。在那次大会上，和我同住一室的正是关露。当时她的伺题虽然有关方面已有了审查结论，但中组部还没有下达平反文件，能够参加大会也是费了些周折的。在得知我将要和这样一位饱经磨难的老人住在一起时，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沉重不安起来。
那一天见到她是在房间里。我推开房门，她已经在里面了。个子不高的一个老太太，脸上布满皱纹但眉眼依然清秀，瘦瘦的身材穿着一件合身的涤卡衣服，腰杆挺得很直，一双眼睛从镜框后面坦然地望向我，话还没有说，脸上已经现出笑容，那笑容是明朗的，几乎在那一刻我就被她的笑容所吸引，心情开始变得松弛起来。
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而且相处得很好。她的身体不好，每天要吃好几种药，但她的精神头很足，不论大会小会都要参加，还认真记笔记。她的生活也较有规律，每天早早起床，收拾房间，清洁自己。她的衣着一点都不讲究，但老是干净平整，头发也总是沾上一点水梳得整整齐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的笑。她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沉重，她爱笑，笑的时候总是把脸微微地仰起，眼睛坦然地望着你，一连串的笑声就响了起来，那笑声是清脆响亮的，一点都不像一个老人的笑声。而且她笑的时候还挺多，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笑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笑了。记得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她从外面推门进来就咯咯地笑个不停。我问她怎么了，她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在我的追问下，她好不容易才停住笑，说她去卫生间时没戴眼镜，出来后矇朦眬眬地进了房间，上床想再睡一会。迷糊中，突然听得一声大叫，只见一个老头手舞足蹈地站在床前叫喊。她吓得翻身坐起，嚷嚷着叫老头出去，那老头穿着睡衣急得快说不出话来了，这时候从旁边的床上也坐起来一个男的，她这才发现是自己走错了房间。原来那老先生也是去卫生间了，房门开着正好床也空着，她就上去睡了。说完，她又接着笑起来，我也笑得睡意全无。那时候我们住的饭店设施还很陈旧，公用卫生间设在走廊里，就闹出了这种笑话。有趣的是后来那老先生见了关露脸上的表情还有些尴尬，这更让我们好好笑了一阵。还有一天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就找不到自己的眼镜了。我自幼高度近视，离开眼镜几乎什么都看不清。马上就要吃早饭了，然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急得在房间里到处乱摸，关露也一边帮我四处寻找一边埋怨我年纪轻轻就丢三落四的。开饭的时间到了，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我只好跟在她后面去了餐厅。到了餐厅门口，门还没有开，我们就停住脚步说话，太阳照在她的脸上，突然，我指着她的脸笑起来，原来我们找了一早晨的眼镜就在她的脸上。她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就一个劲地摸脸以为有什么脏东西，后来终于明白了就爆发出一连串的笑，说怎么老觉得眼前迷迷糊糊的，原来这两片玻璃不是自己的。她要还给我，但摘下来就比我还瞎，我真怕她摔着，只好自己两眼矇眬地吃了早饭，生怕碰到认识的人看不清，就尽可能地低着头，或是装模作样地冲人傻笑，也弄不清她戴着我的眼镜是怎么应付的。
大约是会开起来的几天后，她把自己写成的一部长诗拿给我看，那是挺厚的一沓纸，至少有几百行。诗是描写二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历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诗中洋溢着的豪迈气概，可以说句句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凝结着一代人的追求和渴望。她还没有给它定
名，好像要叫青春的歌声，她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她花了很多时间创作的。看得出来，她对这部长诗就像对待自己刚出生的幼儿一样充满了喜爱之情，只要一有时间她就拿出来反复地读它，反复地斟酌。她的记忆力并不好，可这些句子她似乎都刻在了心里。一连好几天夜里，我们聊天，她会在黑暗中给我朗诵，声音清脆而甜美，充满了让人心动的深情。有时她会停下来看我的反应，有时她又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一个人自顾自朗诵下去。在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知道她的视力很差的眼睛一定在闪闪发光。有的时候忙了一天的我就在她的朗诵之中悄悄入睡，而她可能又是失眠到深夜。她常很认真地征求我对诗中一些句子的意见，我不知道说什么，应该说那是一部好诗，但也使我想起她三十年代发表的《太平洋上的歌声》，语言风格近似却似乎缺少了一些那个时期她所有的灵气。当然更没有沦陷时期散文中的那种委婉和细致。我感到心里有些悲凉，几十年无情的岁月、年复一年的牢狱生活，不仅摧残着一个人的生命，也无情地蚕食着一个人的才华。关露看我说不出什么有些失望，常常坐起来再朗诵一遍，坚持让我发表意见。面对这样一位执着的老诗人，我不能不感到震动，在很多年以后我都忘不了她在黑暗中为我读诗的样子和声音。我有时想，在写作这些诗歌时她是不是穿越时间的隧道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她充满理想、义无反顾地作出决定的那个起点？假如时光倒流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她还会作出那样的选择吗？我没有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种代表了他们青春岁月的革命精神已经渗透到了她灵魂的深处，让她永世不忘。她把这首长诗带来是想找一家刊物发表的，可我却有一种预感。人们是不会感兴趣的。那时候，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思想震荡的人们对新东西的渴望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初露锋芒的文坛新秀都奋力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努力捕捉新事物。可她好像还沉浸在三十年代，她的诗无论题材还是手法上都太老派了，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在开会的那些日子里她是快乐的，或许终于有了回到队伍里来的感觉。但我仍然感到了她内心的落寞，那是不用说出来就能够体会到的。她既不像那些带着一股子不可一世的冲劲刚刚走红的青年作家们，也不像那些始终受到人们尊敬的文坛老者们，更不像经受了十几年磨难又终于回到领导高位上的文艺界的将帅们。他们的房间里常常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笑声不断，我们的房间里却是静静的。我多半时间在外面忙着各种各样的杂事，看惯了名流满座笑语飞扬的场面，整个人也处在一种兴奋中，回到房间时却总看到她在静静地看书或改诗。只有一两位老人来看过她，淡淡地谈一些事情，不知为什么在他们面前她似乎变得沉默了，并不想多说什么。她从不提起自己在监狱里的生活，她所经历过的耻辱和磨难，也从不抱怨什么。别人问起她那些年的情况时，她总是笑着转移话题。她是那么小心，自尊地维护着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让我这个旁观者看了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从她和别人的谈话中我得知，她正急切地等待着中组部给她一个公正的政治历史结论。为此，她做了很多努力，还给某位领导同志写过信，正是那位领导同志在1939年的那个冬天里代表中央交给她打入敌人内部的任务，从而改变了她此后的人生道路。可是信寄出去一两年了却杳无音信。
想听的故事没有听到，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