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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火车，他返回布达佩斯。诊断证明，他得的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成为在奥匈这一边的第一批病例中的一例。治疗期间，从前线传来消息，一次战斗中，齐拉特的那个团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他的同伴全部失踪了。
齐拉特20年代初就到了柏林，进入柏林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在那里，他很快成为爱因斯坦的知心人和实际性发明的伙伴。
下面一项专利特别值得一提：1929年齐拉特为他的一个装置申请了专利。这种装置后来作为劳伦斯的发明并被称做回旋加速器。劳伦斯由于这种装置的发明而获得了1939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而如果当时齐拉特把它进行到底，并让它超乎专利的范畴，那么，诺贝尔奖极有可能是他齐拉特的。因为他弄出那一装置的时间比劳伦斯至少早3个月。
20年代中间某段时期，齐拉特注意到了核物理。但直到1932年，他除思考外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他有其他的事做。1932年核物理变得引人注目了。詹姆斯·查德威克证实了中子的存在。齐拉特便开始想到了中子的用项，这我们在前面介绍过。
但是，他的思绪被政治打乱了。
1933年2月27日夜晚发生了焚烧国会大厦事件。后来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齐拉特离开了柏林。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临近1933年4月1日，我乘火车从柏林去维也纳，火车是空的。第二天，同一班火车却超员了，火车在边境上停下来，人们必须走下车，每个人都受到纳粹的盘问。这正好证明，假如你要想在这个世界取得成功，你不需要比别人更聪明，你只要比别人早一天就行了。”
说“不需要比别人更聪明”，实际上，齐拉特就是比别的人聪明些。
利奥·齐拉特从1935年开始在牛津进行研究工作。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使他心情不安。1936年3月下旬，他从牛津给在维也纳的格特鲁德·韦斯写信说，他认为她应该考虑去美国。他向她表明，这个想法同样适用于他自己。
齐拉特是在柏林时认识韦斯的，并曾一直给她提出种种忠告，也在悄悄地追求着她。现在她从医学院毕业了，接到齐拉特的信，她到伦敦来看他。留下了一张她给齐拉特拍的他们一起在乡间散步的照片，公路边上，他站在一个饱经风吹雨打的圆木路障的前面，身后有一棵正在发芽的小树。那时齐拉特38岁，已经开始发胖，但还不算太胖。
他们谈到了希特勒。齐拉特对韦斯说，她如果留在维也纳，她的和平的时间最多为两年。他明确告诉韦斯，希特勒会到那里去——吞并奥地利。韦斯后来说，吞并事件果然发生了，而且从时间上来讲，准确得几乎一天不差。
关于去美国的事，齐拉特进一步对韦斯说：“英国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但你如果去美国，肯定将更好……在美国，你将是一个自由的人，而且很快地将改变‘异乡人’的地位。”
韦斯真的去了美国并留在了那里，最后成为一个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并且成为齐拉特夫人。这是后话。
齐拉特自己呢？他对韦斯说：“我先在英国呆着，直到战争开始前二年，然后就去纽约。”
当初，韦斯认为这话是很可笑的，“直到战争开始前二年”——谁能说战争在哪一年爆发呢？
后来的事实表明，齐拉特的判断只有四个月的误差。
齐拉特到美国后，依然是一个预言家。有人这样说：：“利奥·齐拉特博士……证明是最好的预言者——他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预见到事态发展。在风暴爆发的几星期之前，他就开始形成计划以便给德国的科学家和学者提供某些协助。”
第二部分：裂变成批宝贝终于被抛出
如果说身处安全地带苏黎世的泡利以前曾看错了形势，那么，新法律一公布就使他看清楚了一切。他离开了，选择的最初目的地是中立的瑞士。他乘火车去了苏黎世，安全地到达理工学院的物理楼。一进大楼的大门，迎面是一个直通二楼的宽而直的楼梯。在楼梯上，他看到了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于是想到，今后几个月中还会有许多许多的人要走到这里来。
这时他才认识到，“德国独裁”的想法不再是一句蠢话。
当时，理论物理学家汉斯·贝蒂正在蒂宾根，只有27岁。他的一个学生告诉了他被解职的消息，那个学生写信给他，说他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学生告诉贝蒂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逻辑推理运用惯了，看了学生的信，他第一个反应是问题提得离题——是他贝蒂而不是那个学生被解职了，他为难什么呢？
贝蒂强壮、不知疲倦，是一个滑雪和登山运动员，在物理学上非常自信，社交方面则不行。他有一双蓝色的的眼睛，体形是日耳曼型的，浓厚、深棕色的头发剃得很短，使人看上去整个头部像一把刷子。
他已经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著作。
贝蒂的父亲不是犹太人，但母亲是。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然而官方并不这样看问题。
他被解了职，然后离开了德国。在哥本哈根同玻尔工作了一段时间，1934年夏，康奈尔大学给他以助理教授职务，他接受了并乘船于1935年2月到达美国。
特勒呢？
1930年，他在莱比锡海森堡的指导下获得哲学博土学位，又作为研究员在那里呆了一年，然后迁到哥廷根到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他早期的论文都是关于量子力学领域的。1930…1936年间，他写出约30篇论文。
特勒必须离开，因为他不但是一个犹太人，而且还不是一个德国公民。
但到哪里去？在同他的父母经过一场紧张的争吵之后他去了哥本哈根玻尔那里。最后，他去了美国。若干年之后，他，贝蒂，还有泡利，都成为“曼哈顿工程”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帮奥本海默研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后话。
在汉堡的奥托·弗里希终于也得认真考虑一下希特勒了。
当时正赶上玻尔来到汉堡。玻尔在德国到处旅行，看看什么人需要协助。若干年后弗里希写道：“我突然间面对着尼尔斯·玻尔——对于我这几乎是一个带传奇性的名字——并且看到他像一位和蔼的父亲那样对我微笑，真是感到幸福之至。这是一次伟大的经历。他拉着我坎肩上的扣子，对我说，‘我希望什么时候你能来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喜欢能搞思想实验的人！’”让弗里希感到特别欣慰的是，玻尔不但把弗里希作为一个难民看待，还看到了他的成就（弗里希刚刚有一项关于量子论的创见，即一个原子在发射出光子时产生后坐，这个运动过去认为太微弱无法测量出来）。弗里希回忆说：“那天夜里我写信给家里的母亲……并告诉她不要担心，因为好上帝曾拉着我坎肩上的扣子并向我微笑了。”
弗里希在朋友的帮助下，最后越过北海到哥本哈根同“好上帝”一起工作去了。
莉泽·迈特纳是弗里希的姨妈。
莉泽·迈特纳被禁止在柏林大学讲课，但她被允许继续在威廉大帝研究所的工作。对她来说，官方如此处理就算客气了。她实际上是一个犹太人，但她自己并不这样看。她有她的理由：她生在一个犹太人家里，但婴儿时她受过洗礼。凭这一点她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新教徒。动乱开始时，部分由于不愿使她的朋友们——其中主要是哈恩，他已经离开卢瑟福，回到了德国——为难，她保持了沉默。而当希特勒要把一切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到光天化日之下时，特别是她被解除了柏林大学教职时，她自然变得难堪起来，因此，她找到哈恩并告诉他真相：“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容易给你造成麻烦。”她决定离开自己的朋友们。
7月6日哈恩和其他人帮助迈特纳整理行李。哈恩舍不得自己这位亲密的朋友，但形势所迫，他必须接受迈特纳离去的现实。他给了她一个漂亮的钻石戒指。那是母亲遗留给他的，他一直珍藏着，从来没有戴过它。一方面是一个纪念，另一方面，哈恩是考虑到，在紧急的时刻，她能够有些钱用。
次日早晨，哈恩送走了迈特纳，惆怅之情无以言表。
第二部分：裂变哈恩感到往事如烟
1906年，哈恩离开蒙特利尔的欧内斯特·卢瑟福，来到柏林大学与埃米尔·费希尔一起工作。费希尔是当时知名的有机化学家，他对放射性了解很少，但知道哈恩是这一领域第一流的人物。费希尔在自己的实验室的地下木工房为哈恩腾出一块地方。当时，哈恩的领域不为大多数化学家所熟悉，因此他们产生了偏见，认为摆弄一块金箔便能产生一种新元素，如果不是一种骗局，至少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可笑之事。因此费希尔收留哈恩便引起了他的同事们的普遍非议。
无独有偶，费希尔还由于收留了另一个“难容之人”遭到了非议。这个人就是莉泽·迈特纳。
莉泽·迈特纳来自奥地利，当年29岁。她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且已经发表了两篇关于α和β辐射的论文，她来柏林是被理论物理学所吸引。
当时，作为一个妇女，莉泽·迈特纳很难在柏林找到容身之地。她投奔了埃米尔·费希尔。
费希尔同意接纳她，但提出了一个条件：永远不能出现在楼上的实验室中，因为那里全部是男人。她的工作地点，就是哈恩工作的那间木工房。
哈恩是一个运动员，又滑雪又爬山；浑身带有孩子气，喜欢啤酒和雪茄，对人热情，还具有自我否定的幽默感。他喜欢漂亮妇女，在他幸福的婚姻生活的整个时间里，他同相识的漂亮妇女之中的许多人保持友谊。迈特纳矮小、微黑但美丽，而且带有病态的羞怯。这样一个女人正是哈恩最最喜欢的。莉泽·迈特纳没家没业，需要一个伙伴，工作中也需要一个合作者。这样，一个物理学家，一个放射化学家，两个人开始建立起友谊。
在两年的时间里，莉泽·迈特纳严格遵守费希尔提出的条件。但即使这样，她的存在是瞒不了人的（费希尔的本意自然并不是要瞒谁），费希尔因此受到了责难。好在随着大学的开明化，禁忌渐渐被解除，费希尔放宽了条件，开始允许妇女上他的课，也允许迈特纳从地下室走到上边来。迈特纳的成就引起了权威们的注目。1912 年，马克斯·普朗克成了她一位热情的支持者，为她谋到了一个助教职位。爱因斯坦则忘记了莉泽·迈特纳出生在奥地利，称她是“德国的居里夫人”。
当年，也就是1912年，哈恩和莉泽·迈特纳，这两个亲密的朋友一起搬到新建起的研究所，并筹划给前来视察的德皇一项展示。他们找到钍的一种同位素，当时误认为那是一个新的元素——其放射性比通常的钍大10万倍。这种钍同位素会在黑暗中发光，其亮度与已知的钍放射出的光大有不同。哈恩认为这种差别也许会使皇帝高兴，便与莉泽·迈特纳商量，趁皇帝陛下来研究所视察的机会，给德皇展示一下。
在一个小盒里，哈恩放上一个小丝绒垫，丝绒垫上便放上了他的“新元素”样品，其放射强度等于300毫克的镭，而外面没加任何防护。
皇帝到时，哈恩把自己的“礼物”呈献给了德皇。
皇帝兴致很高，拿着盒子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没有任何人提醒皇帝陛下放射性的危险，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当时，莉泽·迈特纳就在哈恩的身后。
这次视察令皇帝陛下十分开心，这直接导致了几个新的研究所的建立……
一晃20几年过去了，当时，谁会想得到有分离的一天呢？可这一天无情地到来了。
莉泽·迈特纳带着同样惆怅的心情，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到了荷兰边境，由五个人组成的纳粹军事巡逻队进入车厢，逐个地检查证件。当迈特纳把她早已过期的奥地利护照递给其中的一个纳粹大兵时，她的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了。她的护照被拿走了，她坐在座位上等着。10分钟过去了，她倒觉得过去了几个小时。她注意看着车厢的门。一个纳粹官员带着那几个士兵回来了。迈特纳浑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部，耳朵里嗡嗡作响。她以为自己就要被捕了。可那位军官把护照交还给她，一言不发地领着他的大兵们离开了。
两分钟过后，迈特纳下车进入荷兰境内。在那里已有几位她的荷兰同行来迎接她。
安全了！
她继续前行，到了哥本哈根卡尔斯堡荣誉宫的玻尔的家中。玻尔夫妇好不容易使她激动的感情平静了下来。
第二部分：裂变援 救
年轻的科学家们处在了困难之中——刚刚开始立足，发表了一些著作，没有国际声望。
有人写道：无法描述在德国的各阶层犹太人的完全失望情绪。他们正被追查并突然中断他们的事业，其彻底性令人吃惊。除非有来自外界的协助，成千上万或许几十万人是没有前途的，只有饿死或自杀。这是一次巨大的“冷酷的大屠杀”，而且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共产党员当然包括在内，不过不是按种族而选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通常就要或即将遭到禁止，特别是如果他们有一点点对纳粹运动的反抗……
总而言之，他们需要有组织的支援。
而实际上，国际救援行动已经展开，科学家们，卢瑟福、玻尔等已经行动了起来。在伦敦，欧内斯特·卢瑟福领导着一个学术救援委员会。在委员会成立宣言上签名的都是英国当时的社会贤达。委员会很快成为一个票据交换所和信息中心，并开始募集基金。
在美国，约翰·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一个学术研究基金会，援助德国免职学者紧急委员会也组织了起来。
齐拉特自身是一个流亡者。同时，他又成了一个国际救援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齐拉特到达美国后，爱因斯坦已经在那里。爱因斯坦曾想创立一所“流亡者大学”，齐拉特则利用爱因斯坦的威望服务于自己的活动。在瑞士，他推动着国际学生服务局和国际联盟的国际合作处的工作进程；在荷兰，他推动有一小笔款项但不善于组织活动的埃伦菲斯特，来资助到访的物理学家。在比利时，他取得了大学校长们的同情……
“大萧条”开始缓解，移民开始增多。美国官方统计，1933年，有30位欧洲科学家和学者来到美国，1934年是32人，1935年15人，但到1938年，又增加到43人，1939年97人，1940年59人，1941年50人。其中物理学家共有100名，而且都是物理学界的精英。
后续的，还有意大利人，其中有费米。
美国成了一个新世界。
后来，汉斯·贝蒂回忆了第一个早晨的情景时写道：
“当我醒来的时候，太阳照在了我的脸上。我睡得很沉、很香、很长——这是许多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在这里，上床时不必害怕清晨3点钟会有一部汽车装着若干冲锋队员开来把我带走。”
自由就是酣睡，就是平安地观看早晨的日出，就是和院子里孩子们无拘无束地嬉戏……
前面是科学和事业，是生活，甚至是家庭或恋爱……
第二部分：裂变玻尔誉满全球
是不是一种规律？当一种实验需要理论指导时，这种理论就及时出现
一、玻尔誉满全球
时间不饶人哪，尼尔斯·玻尔已经50岁了。10月7日，他欢度了他的50寿辰。从德国被希特勒赶到哥本哈根的奥托·弗里希观察到：“在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玻尔似乎处在了他的精力的顶峰。当他噔噔噔一步两台阶地奔上研究所的陡楼梯时，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人都感到相形见绌。”
图书室里的宁静往往被轻快的乒乓球比赛所中断。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玻尔的悬赏——他曾夸下海口，哪个赢了他，他就制造一艘核动力的潜艇送给胜利者，让他在海底周游世界。
为了对这位丹麦的物理学权威表示敬意，丹麦人发起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募捐运动，共献出10万丹麦克朗，给玻尔买了06克的镭。玻尔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决心用坚韧和辛劳报答自己的同胞。
德·赫维赛把这些溶液形式的镭加入铍粉与之混合，再使它们干燥，最后分为六份，制成了六份强中子放射源。他再将它们分别放在六根长棒的一端，存储在研究所地下室的一个干井里。这个井原来是为放置摄谱仪使其不受振动而挖掘的。
很快就迎来了圣诞节。此次的圣诞节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