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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些问题将由格罗夫斯讲，他，陆军部长，要阐述问题的核心部分。事情总不能先让一位少将开头吧！这样，格罗夫斯留在了外面。
对自己阐述的部分，陆军部长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他读了那份备忘录：
“在今后的四个月内，我们将十之八九可以制造出一批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用其中的一颗就可以摧毁整个一座城市的最可怕的炸弹。
“我们同英国人分享了发展的秘密，但是，我们控制了制作这一爆炸物质的所有工厂，因此，在几年之内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达到我们所达到的这种地步。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可能永久享有这种垄断地位。而在未来几年内，惟一可以从事这种生产的国家就是俄国。”
陆军部长继续文绉绉地念着：“整个世界在它目前道德进展的状况下，同它的技术发展相比，将最终受这类武器的支配。换句话说，现代文明有可能完全毁于一旦。
“到现在为止，考虑到的一切管制办法都不足以控制这一威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个别国家内部或国与国之间，对这一武器的管制将毫无疑问是最最困难的事情，这涉及我们到现在为止所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核查权和国内管制问题。”
从这里史汀生念到了最关键的一点；
“此外，鉴于目前我们就这一武器所处的地位，同其他国家分享的问题，以及如果决定分享，按什么条件分享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首要问题。”
显然，杜鲁门被弄糊涂了，因此感到奇怪，他的陆军部长到底在说些什么呀，特别是史汀生补充提到，正因为美国在核技术上处于领导地位，因此也就产生了“某种道义责任”，对此，美国“不可能逃避”，“否则将对这一武器对文明造成的任何灾难负有非常严重的责任”。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把自己花了20亿美元弄出来的一种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新式作战武器分赠出去吗？
史汀生发觉了总统的疑惑，他把格罗夫斯叫了进来。
这位将军带来了一份关于曼哈顿计划现状的报告。这是两天前应陆军部长的要求搞出来的。
格罗夫斯把报告递给了史汀生，史汀生则把它呈给了总统，呈上后，他们两人在一旁等着。十分明显，史汀生要杜鲁门当场阅读这份文件。
总统坐立不安。他要处理斯大林发来的口吻强硬的照会。他要修改联合国大会上的开幕词……他不想现在就阅读这份报告。可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等在那里。接着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喜剧。昨天，新总统曾与陆军部长一起阅读了驻苏大使哈里曼发回的长篇电报，看完之后，他对陆军部长表白，他喜欢看长篇的东西，只要它内容充实。现在，又一篇长篇的东西到了手上，而且，史汀生经手的东西，内容充实是确定无疑的。读不读呢？他犹豫了起来。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提议弄得新总统懵懵懂懂（2）
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等在那里。最终他还是拿起了那个报告，读了起来。格罗夫斯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场面：杜鲁门先生不喜欢阅读长篇报告。如果考虑到这个计划的规模，它并不算长，一共24页。他不耐烦地读着，常常停下来，说：“唔，我不喜欢阅读文件。”于是，史汀生和我就会回答说：“啊，我们不可能用更简练的语言把事情写给您。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举例来说，我们难以用四五行字来阐明我们同英国人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解释所有过程，我们只是说说这些过程是什么——如此而已。”如此读读停停，停停读读，杜鲁门总算是把报告读完了。
事情又回到了布什和科南特的建议上。给杜鲁门解了围的是格罗夫斯报告中作为推进整个事情进展的一个实际步骤的小建议：成立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以便为政府的决定提供咨询。
杜鲁门立即抓住了这把稻草，表示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批准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后续之事等这个委员会提出咨询之后再议。
杜鲁门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以得体的笔调，甚至是带着几分幽默感，描述了他同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的这次会见。他写道：我以专注的兴趣听着，因为史汀生是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和远见卓识的人物。他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在设计中的武器的性质和威力……史汀生和贝尔纳斯已经告诉了我，这种武器威力极大，有可能毁灭整座整座城市，杀伤人民的规模将是史无前例的。贝尔纳斯后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新炸弹也许可以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任意提出自己的条件了。
另一方面，史汀生似乎对原子弹决定历史的作用和它缩短战争的能力至少是同样关心的……我感谢他对这一令人生畏的题目所作的说明给了我启发，而当我送他到门口时，我感到我们的国家有这样能干和明智的人为它服务是多么幸运。这段叙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史汀生的话杜鲁门听懂了。实际情况也许是这样。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算他听懂了，那他的行动是怎样的？最后，他照史汀生（当然也是布什和科南特）的建议做了吗？更不用说玻尔的建议了。不错，在原子弹使用之前，他把秘密告诉给了斯大林。可他的出发点与史汀生、布什和科南特的建议一致吗？更不用说玻尔的建议了。是什么人，在日本人表示了投降意愿之时批准向这个民族投放了原子弹的？
实际情况是，历史将宣判，杜鲁门，与丘吉尔一样，对冷战的形成负有重责。这个刚刚坐上美国总统宝座的人，本来有机会纠正历史的偏差，拨正历史前途的航向，但他没有。在原子弹以外的其他事情上他也是如此。也许，我们不应该责怪个人。更深刻的思想或者应该是，杜鲁门的意愿代表着一个大社团的意志。归根结底，这个责任应该由那个大社团来负。但即使这样，杜鲁门自己应负的那份责任，他是推不掉的。
上台不久，他要去一趟欧洲，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显身手，随后，他要在世界的范围内一显身手。我们看看他在那些地方的表现吧。
不管杜鲁门是不是听懂了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的话，但有一点他肯定听懂了，那就是史汀生在一开始所讲的那句：“在今后的四个月内，我们将十之八九可以制造出一批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用其中的一颗就可以摧毁整个一座城市的最可怕的炸弹。”
4个月后，他正是带着这个信息宝物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 第三十二章齐拉特的后继行动
“先知”齐拉特在科学家中继玻尔之后要“通天”，讲解原子弹的革命性。只是，这次，他又来了个“想不到”。
在玻尔、布什和科南特以及史汀生都为原子弹出世后的战后世界操心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肯定是坐不住的，他定然会想到同一个问题，并且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
这个人就是齐拉特。
随着汉福德生产反应堆的成功运行和克林顿工厂分离作业的成功，齐拉特的工作节奏慢了下来。他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了。他想到了“试验原子弹和使用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由此想下去，思想便顺到了玻尔的思路上。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行动：再次找爱因斯坦
他要采取行动，并想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通天，找总统。因为他有成功的经验。他同时也想到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干什么呢？
他在为海军的某项科研实验做理论性的计算。总之，他一直没有参与曼蛤吨工程。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此，布什在一次高级研究所所长会议上曾经指出部分原因，他说：我根本不敢相信，如果我让爱因斯坦完全接触这个题目，他不会去讨论不应该讨论的问题……我非常希望我可以把整个工作同他说明……但鉴于在华盛顿这里的人们对他的态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人对他的全部历史进行过研究……“华盛顿这里的人们”当然是指政府方面的决策者们。“对他的态度”，取决于“对他的全部历史进行过研究”。这些人不喜欢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倾向，可能还不太喜欢他的犹太主义。他们像布什一样，担心爱因斯坦会发起讨论那些与工程无关的问题，从而造成工程的不安全。
齐拉特找到了爱因斯坦。他事先写了一个备忘录，但鉴于爱因斯坦不是这个工程里的人，所以，他不能让爱因斯坦看那个备忘录。他只是就他要爱因斯坦做的事提出了要求。爱因斯坦一下子就抓住了要领，看到了齐拉特要他做的工作的重大意义，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齐拉特的要求，又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打通关节找总统
有了爱因斯坦的信，齐拉特又去想办法，打通关节。他这次找的是罗斯福的夫人。齐拉特在1945年5月8 日见了埃莉诺·罗斯福，并与她就向总统阐明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他得到了支持。尔后，齐拉特漫步到了阿瑟·康普顿的办公室，向他的顶头上司坦白了自己在“局外”所犯的 “罪行”。令齐拉特想不到的是，他却得到了鼓励。
齐拉特喜出望外。他离开康普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刚刚坐下，椅子还没有被坐热，就听到有人敲门。他应了一声，敲门的人进来了— —他是康普顿的秘书。秘书进门后一句话没说，大步走到齐拉特的桌子前，打开了桌子上的收音机。
收音机传出播音员低沉的声音：……总统3时35分心脏停止了跳动……天哪！
齐拉特绝不想放弃，他要找新总统。
这当然得另找门路。杜鲁门的老班底在堪萨斯城。齐拉特绞尽脑汁儿，寻找与杜鲁门的“堪萨斯帮”有联系的人。最后，齐拉特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一个叫艾伯特·卡恩的年轻物理学家。卡恩读研究生时勤工俭学曾为堪萨斯城的党魁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党政机关做过工。艾伯特·卡恩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他带着齐拉特进了堪萨斯城，编造了一大批“齐拉特传奇故事”，向彭德格斯特的一群党棍吹嘘了一番。结果，齐拉特很快便得到了进白宫见总统的保证，而且那些人拍着胸脯说，三天之内传奇人物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果不其然，齐拉特赶回华盛顿之后，就得到总统接见的通知。他如期到达，首先送上了爱因斯坦的信。信被送进去了，不一会儿，齐拉特被通知，总统拜读了爱因斯坦先生的信，并且知道了齐拉特求见的意思。总统指示说，为了不占用齐拉特先生更多的时间，总统就不见了，他责成一位先生处理此事，那位先生现在斯帕坦斯堡。
总统的秘书递给齐拉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詹姆斯·贝尔纳斯”几个大字。
詹姆斯·贝尔纳斯，齐拉特是知道的，罗斯福的红人儿。他从这个名字中甚至看到了希望。
贝尔纳斯实际上是杜鲁门未来的国务卿。总统的这项任命已经透露给了贝尔纳斯本人。杜鲁门没有自己的人。鉴于他与贝尔纳斯那种微妙的关系，他觉得任用贝尔纳斯，让他做自己的国务卿，是一种补偿的表示。这样一来，贝尔纳斯也会好好地卖力气。暂不任命，是技术原因，现任国务卿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正在代表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总统不想削弱代表团在那里的权威性。五、找到尚未被任命的国务卿：
来了个“想不到”贝尔纳斯已经从杜鲁门那里知道齐拉特来访之事。齐拉特一到，工作立即展开。
贝尔纳斯首先看了齐拉特的备忘录。
平心而论，齐拉特的这份备忘录，堪称一份有预见性的文件。它论证说，准备试验并随后使用原子弹，使美国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导致毁坏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占的强有力的地位。他指出，美国的军事优势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在重武器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生产得多。而当其他国家取得核武器时——他们肯定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的这个优势就将丧失殆尽。齐拉特指出，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也许就是“炫耀”自己的原子弹。因为这势必引发与苏联的核竞赛。
齐拉特最后归纳为：是实行国际监督，还是保持美国的核垄断。
齐拉特的见解更接近玻尔，他说：对这个问题的确定，不应该取决于当前原子弹的事实，而应该取决于我们预期几年之内情况如何。
这是问题的核心。
贝尔纳斯第一个讲了话。他看完齐拉特的备忘录就道：“对您的焦虑我很关注。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显示原子弹的力量，就会引来俄国人的竞赛。可格罗夫斯将军告诉我，俄国并没有铀。”
这话使齐拉特愣住了。这竟是一种驳论的论据！
这样，齐拉特不得不向贝尔纳斯做出解释，说格罗夫斯确实在忙着收购全世界的铀。可格罗夫斯坚信只有高品位的铀矿才能提炼制作原子弹的铀，因此他买的都是高品位的铀矿。而实际上，低品位的铀矿石照样可以生产出一颗原子弹来……
没等齐拉特讲完，贝尔纳斯把话题转移了，但所讲的内容同样让齐拉特吃惊。
贝尔纳斯说：“你主张把秘密向俄国人公开，可俄国人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波兰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现在，他们的军队又开进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要说服他们把军队撤出来，恐怕比登天还难。也许，美国保持自己的强大威慑力，会让他们老实些。就是说，显示一下原子弹，说不定能够让俄国规矩些！”
这话使齐拉特目瞪口呆：真是想不到。
齐拉特这时才明白，自己向这位罗斯福时代“实际管理国家的人”、现在肯定将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再谈下去是毫无意义的。
齐拉特感叹起来。
美国呀，你要倒霉了！世界呀，也要倒霉了！
第八部分：发威试验前夕发生的几件大事
政治家们在行动，科学家们也在行动。不过，他们不是按照玻尔所指示的方向，而正好相反，因为政治家那边有命令。
欧洲战场结束了战斗1945年5月8日，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盟军的任务于1945年5月7日当地时间凌晨2时41分完成。艾森豪威尔的庆祝讲话充满了深情，他说：我怀着难得的荣幸，代表一支近500万战斗人员的胜利军队讲话。他们，以及那些如此出色地支援了他们的妇女们，组成了盟军的远征军。这支远征军已经解放了西部欧洲。他们已经消灭了，或俘虏了总数比他们自己的数量多得多的敌军，从瑟堡到吕贝克、莱比锡和慕尼黑，在这相隔几百英里的战线上胜利进军……
这些辉煌的胜利并不是没有忧伤和痛苦而轻易获得的。仅仅在这一战区，就有8万美国士兵和相等数量的其他盟国军人丧失了生命，从而使我们其余的人能够生活在自由的阳光之下……
但是，这一部分工作终于完成了。从这个战区不再会有曾给千家万户带来如此悲伤的伤亡通知书寄往美国了。战争的隆隆声已经从欧洲舞台上消逝。格罗夫斯派出的情报小组闹清楚了德国原子弹制造的真相1943年，格罗夫斯成立了一个情报小组，专门负责搜集德国有关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情报。小组的名字叫“阿尔索斯”，在希腊文中为“格罗夫”。小组的负责人是鲍里斯·帕什中校。
1944年帕什在伦敦建立了一个基地，那时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正向法国腹地推进。
盟军推进到巴黎时，戴高乐将军提出要求，让“自由法国”的战士首先进入巴黎。罗斯福同意了，盟军军士留在城外，让“自由法国”的战士开进巴黎。
在这一情况下，帕什中校领导的小分队，趁机尾随“自由法国”的战士进了城，成为第一批进入巴黎的美国部队。
帕什急着进入巴黎，是为了及早地找到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以便从他那里了解到有关德国原子弹研制的详细情况。他率领小分队不顾剩余的纳粹狙击手的枪击，在巴黎小巷中穿来穿去，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目标。
小组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那里得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按照约里奥提供的线索，小组首先找到了斯特拉斯堡的实验室。帕什在那里得到了大量相关文件。花了两天两夜，他们看完了那些文件，并且得出结论：德国没有原子弹。
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格罗夫斯。格罗夫斯不以文字为满足，他下令收集证据——最好是人证。
格罗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