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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这一切庞大的准备工作具有一种巨大而令人生畏的后果。
7月26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到达了提尼安岛。
分别携带“小男孩”部件的三架空军运输司令部的C…54运输机，也到达了这里。
第八部分：发威远在欧洲的主人看着新的
接生场的一举一动在欧洲，杜鲁门的参谋人员在当天，即7月26日晚上7点钟向报界散发了波茨坦公告。公报代表美国总统、国民党中国的主席和大不列颠首相向日本提供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公告称：我们的条件如下。我们不会更改，也没有其他另一方式。我们将不容忍任何拖延。
那些曾经欺骗和误引日本人民去征服世界的领导当局和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直至一种新的秩序成立之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 将被占领。
……日本的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我们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
日本军队将完全解除武装，士兵们将被允许返回他们的家园，使他们有和平和生产、生活的机会。
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是，对于一切战争罪犯将处以严厉的法律上的制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必须建立。
日本将被允许保留维持其经济所需要的工业……
一旦这些目标建立，并且，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而建立的致力于和平和负责的政府成立之后，盟国的占领军将从日本撤出。
我们通告日本政府现在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这个严峻的文件通过无线电从旧金山发送给了日本人：日本的监听员在7月27日东京时间7时收到。日本的领导人一整天都对这个文件进行研究。外相东乡不喜欢占领和剥夺日本海外领地的要求，他分析说，公告以三国领导人的名义发表，说明苏联并不赞成这个公告，他建议等待有了苏联对佐藤大使陈述的反应以后再对公告做出答复。
首相铃木贯太郎男爵同意外相的立场。
但军方领导人不同意，他们建议立即拒绝。他们争论说，不这样做将会严重挫伤士气。
第二天日本报纸发表了一份经过检查删减的波茨坦公告文本，特别删去了允许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军人和平地回到自己的家园的条款，以及日本人将不会被奴役和消灭的保证。下午铃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对记者说：“我相信三国的联合公告只是重弹开罗宣言的老调。至于本国政府，没有发现文件中有任何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除了完全不予理睬并坚抉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外，我们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就是说：日本准备把战争进行到底。
这是双重逼迫：日本打算在保留天皇制的框架内投降，英美不同意，坚持以“无条件投降”逼迫日本，日本拒绝接受，这样，就把事情推上了绝路。
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史汀生向《哈泼斯》杂志解释说：“面对着这样的拒绝，我们只能进而证实哀的美敦书的权威：言必信、行必果。日本人继续作战，我们就要奉陪到底。但我们的伤亡陪不起。在此情况之下，动用原子弹是一个十分适宜的选择。”
事情或许就是这样：一旦证明原子弹是成功的，人们就寻找理由去使用它。史汀生于1947年在《哈泼斯》杂志的辩解中写出了最迫切的理由：我的主要目的是使我曾协助建立起来的军队，以最少的战士生命为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当根据合理的估计有另外的选择出现时，我相信，处在我们所处的地位，担负着我们所负的责任，没有一个人在他手中握着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类武器的情况下不去使用它。如果那样，他们在以后还如何能够正视自己的同胞呢？
第八部分：发威出生前面临的复杂争执
对于是否应该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科学家中出现了意见分歧。
有人把使用原子武器视为非法，并且担心如果现在使用这种武器，美国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将受到损害。
7月初，齐拉特的一份呼吁书在“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中被传阅着，这份呼吁书抗议原子弹的使用。呼吁书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特勒就是反对阵营中的一员，他在回答齐拉特时说：首先让我说，我已经没有希望洗清我的良心。我们正在做的东西太可怕了，任何数量的抗议或者玩弄政治都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
但是我并没有被你的反对所真正说服。我认为不存在宣布某一种武器为非法的任何机会。如果我们有生存的一线希望，那就在于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武器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就更加肯定地会在任何真正的冲突中被使用，而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
我们的惟一希望是把我们获得结果的事实公之于人民。这样或许会帮助说服每一个人：下一次战争将是毁灭性的。为了这一目的，实际的作战使用甚至可以是最好的事。使用原子弹似乎还有一个理由：补偿它的花费，说服国会相信，投资20亿美元是值得的。
还有一种争论：一方认为，应该向日方发出明确警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会向某地投掷原子弹，以便让日方有时间撤走平民百姓。这之后，如果日本不降，便投下原子弹。这种意见立即遭到反对。除强硬派的呼声之外，还有这样的疑问提出来：这样做了之后，投下去的原子弹万一是一个哑弹，那便如何是好？2政治家们的坚定性
丘吉尔根本不相信找不到使用原子弹的理由，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总结说：为了避免一次巨大的、前途未卜的屠杀，为了结束战争，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为了使医治创伤的手去解救劳苦深重的人民，以几次爆炸为代价显示一种压倒一切的威力，看起来，在我们遭受如此重大艰辛和危难之后，那就是一种解放一般的奇迹。丘吉尔的态度显示了英美掌握大权的政治家们的坚定性。可我们要问：对于将要被投入原子弹的敌人城市的平民百姓，几次爆炸也是“解放一般的奇迹”吗？
为了这些平民百姓——肯定他们是有权提出的——还可以更深地谈一谈各种理由。批准使用原子弹不是因为日本人拒绝投降，而是因为他们拒绝无条件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无条件投降”。这样，似乎“有条件投降”带来了第二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带来了“无条件投降”，这好像是对往事的一个成功的总结！
战后，某些集团要表彰二战的胜利者，决定给杜鲁门什么荣誉学位。这遭受到了一批“和平主义者”的顽强抵制。1957年，牛津大学的伦理学家G·E·M·安斯库姆写了一本小册子，书中，他就极力反对人们的这种尝试。他写道：“坚持无条件投降是一切邪恶的渊源。这一要求同使用最残酷的作战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而且战争的不加限制的目的本身就是愚蠢的和野蛮的。”
不管有多少分歧，政治家稳坐他的钓鱼船。政治家嘛，一向都是以乘风破浪甚至以逆风逆水英勇前行为其应有品格的。
第八部分：发威允许发威就发威（1）
“小男孩”的接生“小男孩”在1945年7月31日准备就绪。它只缺少四节无烟线状火药没有安装。这是在洛斯阿拉莫斯设计原子弹时准备的一项预防措施，在提尼安岛决定使用，目的是为了飞机起飞时的安全以及一旦目测轰炸证明不可能时，蒂比茨就按照命令把原子弹带回基地。
蒂比茨全部15架备用的B…29中已有3架在7月的最后一天带着一个模拟的“小男孩”做了最后一次试飞。他们从提尼安岛起飞，在硫磺岛上空盘旋，又回到提尼安岛，把装置投到海里去，并练习了他们大胆的俯冲转弯。
法雷尔少将（他晋了级）是这里的总指挥，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致电格罗夫斯，说这一特殊任务小组可以在8月1日实现起飞。
“曼哈顿工程”的总管回答他的副手，说如果在8月1日没有台风接近日本进行干扰的话，则“小男孩”将在8月1日“飞出”。
这就是说，特殊任务的开启等待着气候。
蒂比茨回忆说：“到8月3日，我们一直都在观察天气，并把它同长期预测相比较。实际的和预测的天气几乎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开始忙得不亦乐乎。”
除了其他必须进行的准备外，忙碌中还包括向执行第一次特殊任务的第509航空大队七架B…29轰炸机机组人员做情祝介绍。这7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将负责气象报告、观察并实施轰炸。
蒂比茨预定在8月4日15点进行情况介绍。机组人员在14点和15点之间到达，他们发现用来介绍情况的小草屋已经被手持卡宾枪的宪兵包围。蒂比茨准时在15点走进来。他刚刚检查了他预备携带“小男孩”的飞机，即第82号B…29。这架飞机平日是由罗伯特·刘易斯驾驶的，当时尚未命名。
蒂比茨来到介绍情况的讲坛上。一位无线电报务员阿贝·斯波策中士保存了一本非法日记，记录他在提尼安岛的经历，其中描述了这次情况介绍。
蒂比茨告诉集合来的机组人员说，“那个时刻已经到了”。
两名军官把第509混合大队队长背后黑板的帷幕拉开，显示出了目标城市的空中照相：广岛、小仓和长崎。这时，新睸已被排除，显然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蒂比茨告诉机组人员，他们即将投掷的炸弹是战争史上一种新的东西，是迄今为止制造的毁坏性最大的武器：它也许会把直径3英里的一片区域差不多全部毁掉。
他始终没有透漏这种炸弹的名字，机组人员自然也不敢问明。他们听了蒂比茨上述那话，个个目瞪口呆。
蒂比茨准备放映一部霍尔纳多试验的电影。放映机出了毛病。修理了半天，放映机忽然开动起来，但字幕被搞乱了。蒂比茨请来了从洛斯阿拉莫斯来的帕森斯，让他即席讲解。帕森斯描述了霍尔纳多的爆炸在多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亮光，在多远的地方可以听到爆炸声，冲击波的效果，蘑菇云的形成，等等。他没有说明这一武器能量的来源，但讲了很多细节——一个人在距爆炸中心10000码的地方被击倒了，在10英里和20英里以外的人眼睛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讲解。
蒂比茨又接着讲。他提醒大家说，他们现在是空军里红极一时的飞行机组，他禁止他们给家里写信，甚至在机组人员之间也不许谈论这一特殊任务。他向大家介绍了飞行计划。他说，或许8月6日一大早起飞。蒂比茨以挑战的口吻结束他的讲话。斯波策在他的秘密日记中记录他的讲话如下：上校开始说，我们之间任何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不管过去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比起我们现在将要做的事来说都是小巫见大巫。然后，他说了一些老生常谈，说得很多，听起来好像他的确是这样想的。他说，他对同我们共事感到骄傲，他说，我们的士气如何高涨，他还说，不了解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事这一点造成很大困难，也许认为我们不过是浪费时间、而且这个“鬼玩意儿”不过是什么人的疯狂的幻梦而已。他说，他个人感到很是荣光，他相信，我们所有的人由于能被选拔出来，参加这次袭击，也都会感到很是荣光。他说，这次袭击——他说时，其他所有的大官们都点头首肯——将至少把战争缩短六个月。而且你得到的感觉是，他真正认为这颗炸弹将会结束战争。讲话完毕。第二天是星期天，关岛报告，目标城市上空的天气将在次日有所好转。8月5日14点钟，有关方面正式批准特殊任务将在8月6日进行。
第一个目标是广岛。
第八部分：发威允许发威就发威（2）
5日下午，装弹小组用绞车把“小男孩”装在它的坚固的小轮手推车上，用帆布盖好，防止窥探的眼睛——仍有日本士兵藏在岛上，安全部队在夜间像搜寻浣熊一样搜寻他们。
柯克帕特里克在这里，他把小车推到准备好了的若干个13×16英尺装弹坑中之内。一组摄影师跟着小车行进，记录着整个进程。
小轮手推车是用铁轨运到9英尺深的坑上面的，一台液压升降机过来把车里的东西从车上吊将起来，让装弹组把手推车推走，把铁轨搬掉。“小男孩”被旋转了90度，然后被送到了弹坑中。
蒂比茨的一名机组人员看到，这颗炸弹——世界上第一颗实战用原子弹——看上去像“一个拉长的带翼的垃圾桶”。
它高105英尺、直径29英寸，重9700磅，暗黑色钢制圆筒作为装甲将它套住，末端呈扁圆形。把原子弹装上飞机的工作非常细致：空间很狭窄，一个地面机组把B…29拖到装弹坑旁边一定位置，把靠近坑的机翼下的主着陆架摆到一个转盘上。用拖车把飞机在转盘上旋转180度，使它刚好位于坑的上面。液压升降机把“小男孩”提升到敞开着的弹舱口的下边，一个沉甸甸的摆锤从原子弹的单独钩环上垂下来，作为参照点，装在原子弹弹架上的支柱使得机组人员有可能把原子弹摆正。
我们说过，这架装上“小男孩”的第82号B…29从来没有自己的名字。它平日是由刘易斯驾驶的，刘易斯一向称它是“我的”。装弹的那一天，蒂比茨同刘易斯机组人员商量命名。但当时找不到刘易斯。第509混合大队队长选择的是他母亲在她娘家的姓名：伊诺拉·盖伊，因为当他决定当一名驾驶员时，他的父亲反对，父子俩并为此吵过一次架，而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鼓励。有一次蒂比茨对一位来访者说，“多年来，每当我在飞机上处境危急时，我总会因为想到她那安祥的神情而获得信心”。 蒂比茨在一张纸上写了那几个字母，在地勤人员中找到了一个油漆工，并告诉他：“把字母写在轰炸机上，要好看，字体要大。”
真是不小，每个字母一英尺高。
这下惹恼了刘易斯。他是一个健壮的斗志昂扬的人，体重200磅。一两天来他已经知道蒂比茨将担任这次任务的驾驶员。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失望。但是他仍然认为这架B…29是他的。当他下午晚些时候顺路来检视它时，发现“伊诺拉·盖伊”几个大字漆在了机身上，他悖然大怒，吼道：“到底在我的飞机上搞什么鬼？”
他最终了解到，是蒂比茨决定了这一命名，于是他大步流星地去找蒂比茨进行抗辩。第509混合大队队长冷冷地告诉他，他不认为下级军官应在乎这件事。等级是有它的特权的。刘易斯在乎，但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把他的愤慨埋藏在他以后要讲述的战争故事中去。
到5日晚饭时，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原子弹已经准备好，几架飞机都装上了汽油并做了检查。
起飞时间定在凌晨2点45分。蒂比茨试图打一下盹，但是客人源源不断。上尉西奥多·达彻，“伊诺拉·盖伊”的领航员，吞了两片安眠药，然而他却坐了起来，毫无睡意。
8月6日零时，蒂比茨提醒战友们戴上已经发给他们的护目镜，告诫大家要服从命令、遵循操作规程。
一位气象官预测目标上空的微风和云清晨时会消散。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鼓舞的信息。
蒂比茨把一位随军新教教士请到前面来背颂一篇专门为这一重大时刻起草并写在一个信封背面的祈祷文，祷文请求全能的父“同那些有勇气攀上您的高空并把作战带到敌人领土上去的人们同在”。
这之后，机组人员吃了一顿提早开的早餐：鸡蛋火腿，还有蒂比茨爱吃的油炸菠萝馅饼。
卡车把他们送到停机坪。
在“伊诺拉·盖伊”前，在耀眼的探照灯照射下，摄影师，好像是为一次好莱坞的首映式那样，照了一张又一张相片。
三架气象飞机和硫磺岛的备用机已经飞走了。
2点27分，蒂比茨命令发动飞机。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并排坐在圆柱形机身开始向内弯、形成弹头状机首的那一节的后面，轰炸手费雷比坐在他们前面的下层，在机首之内，位置是暴露的，但视野清楚。
蒂比茨很专注，他暂时忘掉了那颗原子弹，集中精力对驾驶舱进行最后的检查。
他叫通了控制塔。“‘伊诺拉·盖伊’呼叫提尼安塔，等待起飞指示。”
提尼安塔呼叫：“‘伊诺拉·盖伊’，‘伊诺拉·盖伊’，在A跑道向东起飞。”
在跑道的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