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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没敢看，吓得拔腿就走，她这一走，倒也对，若摊上那位造反的干将作丈夫，她就真要后悔了。文革还未接近尾声时，那位青年被投进了监牢，判了二十年徒刑。
二姐是我们家唯一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人，她的生活最安定，也最幸福，人人羡慕。
房间时早就关掉了灯，大姐在另一张床上问：“六六，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说你中午就不见了。”
“上学去了。”我睁开眼睛回答。心想，你不是同样也不在家！而且有意躲着我似的。我本来平躺，这时就用背对着二姐。
“你没有去上学，我晓得。”大姐说。
“那还来问我做啥子？”我轻声咕哝了一句。
2
三哥是长子，在家里很霸道，父母宠他，他也认为该受宠。他十五岁时，街上所有同龄的少年，都抓了个红卫兵袖章戴着，就他幸运地挤上火车，到了北京，看毛主席。他从北京回来的那个夜晚，象变魔术一样，从身后抓出几颗玻璃纸包的水果糖，把当时年龄还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给迷住了。
从1980年夏天开始，他就在和父母闹别扭。这阵子，他正在楼下房间里向母亲发脾气，四姐的事是起因。母亲说他不顾家，白养了他。为了脱离开家，不和父母五哥挤在楼下房间里睡，他就跟街上一个姑娘神速结婚，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事后才告诉父母。“你的媳妇，从不叫我一声妈，”母亲说。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从屋里跨到堂屋说：“反正我们从小长到大都未靠过你们当父母的。”他扔下这话就蹬蹬蹬走了。
阁楼里的三位姐姐听见了，都未作声。
三哥从未与家人提起他在乡下的经历，也不提回城后在宜宾轮船分公司扛包当装卸工的事。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说出来的。
七十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回城，分配工作时领导开后门越发猖狂无忌：有后台的分到办公室，行了贿的分到船上学技术，无权无势的统统当装卸工。三哥他们一批青年装卸工，闹了一场罢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人有此权。领导一看见“闹事”，就赶忙打电话，让保卫人员和公安局赶来准备抓“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罢工的青年们逮住了领导收贿的实证。文革后期惯用高压手段的领导，见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只能采劝和平解决”。罢工总算有了结果：青年装卸队全体人员，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长江上游通航的头一站趸船当水手，这是父亲曾径下放走船的航线。他明白自己受到了处罚。三哥咬着牙在那儿一干就是六年，凭着他自己四处贴寻人对调单位的手写张贴，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岁时才回到了重庆，在一个水运队趸船当水手。
最早插队的大姐，曾远行它乡的三哥，挑砖瓦的四姐，都有理由认为不必与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帮不了他们，反倒使他们倍受欺压。虽然母亲送他们下乡当知青时，都愁肠寸断地流泪。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我们因年龄的逐步增长也都明白这样的处境：怎么闯也闯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么命，子女也是什么命。
3
四川麻辣火锅，本是全国闻名，经过清苦的六七十年代，火锅又重新给重庆添了骄傲的色香味：千变万化，只要是能吃的都可用于火锅，不分炎热的夏天，还是细雨纷扬绵绵不尽的春天，不管寒冬，还是秋晨，任何时候，包括夜里3点钟，任何场合，包括小巷子里阴森的小店，或堂堂气派的大餐馆。
院子里人在摆龙门阵时说，街上馆子里的火锅，看看不得了，吃起来绝对不如以前纯粹的辣辣麻麻。
这话有道理，那时，蔬菜，豆腐，血旺，就可以使一个没有新衣爆竹鸡鸭鱼的年过得难以忘记。
很冷的天，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穿两层袜子也冷得直跺脚。大姐从巫山农村回来，一家人围着小铁炉子在屋里。吃的是白水萝卜青菜火锅，有点肉，早被捞尽，星星点点的油飘浮在滚烫的锅里。
父亲说，菜没了，让四妹去洗菠菜来烫。
四姐说，让六六去。
母亲同意，叫我去。她让我洗菜时不要多用水，却要专心。我答应着，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厨房掏洗。
大姐烫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吃在嘴里，即刻吐在碗里，连声叫有沙。
三哥站起来说，“去，重洗。”
大姐问：“你是不是说话了？”
我摇摇头。
“肯定说了，”四姐嘴里有菜，含含糊糊地说：“她经常一个人对墙壁说话。”
母亲说：“难怪你洗的菠菜不干净。”
我一时未回过神来，他们一齐大笑起来。我反应过来，说，“我真的没说话，连跟自己也没说话。”他们笑得更厉害了。
我火了，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对母亲说，“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校”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冷极。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门背后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里人才找到我，他们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几条街。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是大姐尿急了，上厕所才发现了我。
我以为母亲这时会对走进屋子里的我，说两句软软的话，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冻得发青的脸和嘴唇，自顾自地脱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嘻笑着对母亲说，看来得对么妹好点，不要看她老实，不爱说话，不听话，说不定她会比我们有出息，以后妈妈老了还要靠她养老呢？
“哟，晓得发善心了。”母亲说，“少说这些掺水话。我才不靠她，包括你们这几个大的。我老了，谁也不会来照顾，我很清楚，她以后能好好嫁个人，顾得上自己的嘴，就谢天谢地了。”
4
大厨房里，一个瘦高女人在用抹布擦盖着油烟的灶神爷。供灶神爷的壁龛高，有个巴掌宽的坎，停电时经常被人放蜡烛和煤油灯。不停电，则放上醋、酱油瓶之类的东西。
那是张妈，她转过脸，在盆子里搓洗抹布。她住在院子最里端一间房，有个令全院人羡慕的阳台，七平方，搁满了种仙人掌、兰草、太阳花、指甲花的花盆。阳台有水洞，下雨不会积水。除了花盆，还有二个水缸、一个装着自做的榨菜的瓦缸。据说她是妓女，她男人在武汉码头用一串银元把她买下，也有人说是解放后妓女全关起来“改造”，她男人一分钱不化就把她领来。瓜子脸，白晰的皮肤，单眼皮，瞅人时目光会飞起来，很与人不同，让人看了还想看。
“你的眼睛会飞？好，我叫你飞！”她丈夫用工装皮鞋狠命踢她。她被踢得一身青肿，也从不喊叫。她是我见过身材最高挺的女人，足足有一米七个子，脖子和腿的修长，我对她的面貌反而印象模糊了。
若她的脸不是常有青紫块，不管化多少钱买，这个女人值得。可惜她养不出一儿半女，人说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后遗症。她总是默默少言语，很少有人肯与这个已经无法隐瞒身世的妓女说话。她弯着身子在空空的阳台上，静静地收拾被丈夫捣碎的花盆，收拾完后，又会重新去购买花苗种植。
张妈有个抱养的儿子，总有些纸页发黄的厚书，趁文革之乱偷来的。那时稍有意思一点的书都是禁书，没书可看。不过哪怕有书在售，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哪有钱买书？买个糖含在嘴里，买双尼龙袜穿在脚上，也比书好百倍。我家除了我的课本，就找不到别的书。
张妈总背着儿子，让我借阅他那些来历不明的书。有一次，我在她家发现一本手抄本，第一页已掉了，里面的字迹不工整，但也可辩认出大概意思来，讲的是重庆解放后不久，国民党潜伏下来特务要炸毁这城市的故事。引子是打更老头在一条阴森森的街上，听见结满蛛网早已没人住的楼房里，有奇怪的声音，就推开门，上楼去察看，被吓死了。读到这里，我也吓坏了，好象听见恐怖的脚步声，幽幽响起在这个冷清的院子里。我壮着胆子看下去，直看得院内院外人都诡诡秘秘。
听好多人说，还有一本流传全国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已经传进了这个城市。书不长，情节也简单，里面尽是男女之事详细的描写！那是一本最毒的坏书！为挡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流毒，公安局对全市学校采取了好几次袭击行动，搜书包，追查抄写之人，进一步追查炮制此书的坏分子。不知多少人为此书进了监狱，甚至送了性命。我充满好奇地等着张妈的儿子传过这本书来——张妈不识字，我要书，她就拿给我看。但这本书，她儿子可能藏得太紧了，我很幸运，始终没能看到。
张妈的宝贝儿子被两个公安人员从院子里带走，劳教了好几年，或许就跟这本书有关系。张妈哭天泼地，咒书烧书，闹得轰轰烈烈。
我想起有一个深夜，张妈端着一盏煤油灯从后院走到前院，为儿子开门，儿子在门外抱住一个农村来的姑娘不放。张妈光着脚丫，就站在门里候着。我赤脚站在阁楼的小木廊上，正好看到那个情景，张妈不敢惊动他们，又不好让他们到屋里，只是不时用手去遮护风吹着的煤油灯，灯芯的微光照着她苦恼的脸。
讲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的革命小说，倒是可以从学校里借到。千篇一律的描写，也吸引我，我喜欢小说里穷人要翻身得解放的那一股子气。我也要翻身，第一要在家里翻身。
母亲的一件旧黑绒呢短大衣，她给大姐二姐四姐穿，一个接一个轮着空换。我想试一次都不行，母亲说我穿上太长。四姐说，穿烂了，也不给你穿。半夜我恨不过，就对她说了“我要翻身！”
好吧，让你翻个身！四姐在床上往墙根挤让出一个地方。
那年我十一岁，我想穿母亲黑绒呢短大衣，想极了。我终于等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拿着剪刀剪掉大衣一截，用黑线把边裹好缝上。我把改短的大衣穿在身上，喜滋滋的，觉得周身都暖暖和和。
事发后，二姐把我拉上阁楼，她取出小木廊倒挂在栏杆上的长板凳，放在二张床间，闩上门，逼我趴上去。
我紧紧抓着木凳的脚，眼睛盯着地板。二姐从床下抽出木柴，扒掉我的裤子，打我的屁股，嘴里嚷着：“你还不认错，还要犟？你恨啥子，你有啥子权利？”二姐那么小的个儿，哪来的气这么狠地打我？我忍着泪水，就是不求饶。木柴刺钻在屁股肉里，沁出血来，二姐才住了手。
二姐横了心打我的事，我一直未和人说，对父母也没说。可能由于这件事，她对我另眼相看。同学捉了班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生身上的虱子，趁我不注意放在我的头发里。二姐发现我总是不停地抓头发，扳过我的脑袋一看，发现生有密密麻麻的虱子。二姐用煤油浇了我一头，找了块布把我的头发严严实实包起来，不让出气。我头闷眼花，约摸等了一个钟头左右，二姐才解开布。看着漂浮在脸盆水中的一片黑而扁的虱子，我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用煤油闷死虱子，使我的头皮头发大伤，发质细而脆，本来就不黑亮，此后就更加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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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
大姐把我叫出去，说今天你别去上学，陪我。我也不愿去学校，我不想见到历史老师，他让我等了个空，他诱骗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来拐去，大姐停在粮食仓库旁的一个院子门前，让我一人进去，叫她的一个老同学出来。她这次回重庆，心神不定，老在找什么人似的，象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败的婚姻。我说，你没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帮个忙。
“是个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点进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门就是一大坡石阶，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几户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个老太婆在剪干红辣椒，她听我重复好几遍话才说，“不在。”
我问，“啥子时候在呢？”
“不晓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阶，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情况，大姐说，那老太婆是她同学的妈，即使女儿在，也不肯让女儿出来。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咕哝了几句，说这个女同学和她一起下乡到巫山，在同一个公社，以前关系不错，为一点小事彼此就断了联系。
大姐说1964年她到农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个女知青，便再清楚不过苦日子开始了：一个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个是反革命子女；第三个，父亲解放前随部队去台湾，属敌特子女；第四个，灾荒年父母双亡。全是家庭成份有问题的，被哄骗下乡，都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夜里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样，知青夜里不敢单独出门。这个原先树木成林的地方，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时，把树砍毁了。知青住的村子还独剩一棵很大的黄桷树，知青没柴烧，要砍树。
农民说，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个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坟还在那儿。没多久另一个女知青被区里干部霸占奸淫，一直忍气吞声，最后和当地农民结婚，难产而死。当地风俗，产后死的只能夜里12点后出葬。那是一个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尸体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悬崖。
二个男知青受不了当地政府对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准备了大刀、长茅。大姐没参加，是因为觉得躲进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队伍还没拉进山，就被全部抓获，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们平反没有？”我问，“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错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进去，人就会整垮了。”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说看来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意，大姐没当一回事，现在她后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丈夫怨恨得跑去党委控告，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将大姐的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揪斗黑五类翻天，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
“不提他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大姐说。
“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
“一个比一个差，再找一个也不会好。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
缆车道上，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一队搬运工，底端下船装车。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与四周房子相比，那片仓库区的房子，是南岸最结实的，处处是红字警告“闲人免进”、“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我对大姐说，“你还没有告诉全部事，你上次说时间太晚，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
“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你命还是比我好，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当时你还没读小学，还不到六岁，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到从未去的白沙陀造船厂找母亲。谁也没想到你能。”
“你记错了，我是走了二个多小时的路。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我说。
“好吧算我记错，不管怎么说，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没迷方向。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警觉起来。“为什么我‘还是’这家里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气一点没变，“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你还没懂事，我那时二十二岁了，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就明白你不会象我，你是这家里的人。”
“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象’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
五哥拿着小竹箕，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