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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你嫌我太小，”我站起来，怪不高兴地说。
“我比你大差不多二十，”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在想，他为什么说年龄？他的意思是我们不相配。
那么说，他已经想到我们配不配。男女相配！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也不敢往他看，心跳得更厉害，好象在偷一种不该偷的东西，突然我泪水流了出来。
“嗨，嗨，”他说，“你哭什么？”
“你欺侮人，”我赌气地说。
“欺侮人？”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然后站了起来，从裤袋里掏出手帕，到我身边，递过来。
我没有接。泪水流进鼻子，马上要流出来，很难受。但我就是不接，我想看他怎么办。我感到他的身体在靠近，仍未抬起头。
我就是不肯接眼前的手帕。我被自己的大胆妄为吓得喘不过气，再过一秒，我想，再过一秒钟，他的身体就会碰上我了。心一紧，我几乎要晕倒。
他碰到我了，他的手紧紧按住我的脑袋，象对付一只小狗，手帕使劲地擦我的眼睛和脸，强捏我的鼻子。我不由自主擤出了鼻涕，在他的手帕里。
我跳开了，离桌子一尺站着。这个坏蛋，把我当作小娃儿？
他满意地看了看手帕，放进裤袋，走回桌子那边坐下来，看着我又羞又恼，嘴上浮出了微笑。他理由十足地值得笑：他胜利地证明了我们的年龄差，而且，胜利地拒绝了与我的接近。我们又成了老师和学生，我气得一脸绯红。
他平静地说，你在准备高考了，时间虽然还早，但要背要记的内容很多。他装样地翻翻桌上的纸片，好象那些是我的功课。他又说我成绩并不是最优等，得好好努力才行。他重复地说他们那一代，出身不好，完全没资格，从来就没有上大学的奢望，他让我珍惜考大学这个机会。
他的话是真诚的，如此说也没恶意，他明白我最弱的就是死记功夫。我们互相看着。我喜欢看着他，我觉得他也喜欢看着我。没一会儿，我心情就好多了。
4差不多每次我们都一起出教学大楼，在操场上高高兴兴地道了再见。我想，第二天我又会见到他，至少在课堂上。学校围墙一段站立一段坍塌，可有可无。间隔着小块菜田，操场外，每条小道都弯曲绵长。附近药厂烟囱在隆隆吼着，排出的污水顺着田坎淌。阴沉的云包住太阳，天气更加闷热，只能等雨来降低气温。
阁楼漏雨，能接水的桶盆都搁在床上地板上，人缩在不漏的地方。
我端着接满雨水的盆子，小心地下楼，准备倒在下雨的天井里。
这个早已不该住人家的院子，木板漏缝，墙灰驳落，屋梁倾斜，镶在壁龛里的灶神爷石像，被烟火熏得面目全非，仔细抹才会现出眉开眼笑的脸。
堂屋门槛外的天井，陷在地底有一尺半深，四周长年长着青苔，绿得发黑，不象墙根和石角，青苔由青泛黄，带点碧蓝，干燥的地方毛绒绒一片，潮湿的地方滑溜溜一顺。二娃一家五口住着碎砖搭就的两个小房间，在天井对面。二娃的妈，一个瘦精精的女人，拈起扫帚，扫门前的那一块地。每次清扫，每次放开喉咙骂，什么人都骂。不知为点什么小事，多少年前，我母亲得罪过她。她不想忘记这件事，反正欺侮我家，算政治表现积极。七上八落的语言，好象影射性病，无头无绪，我一点听不明白。她丈夫从船上回家，发现她与同院的男人疯疯闹闹打情骂俏，就把她往死里打，用大铁剪剪衣服，用锤子在她身上砸碗，吓得她一个月不说话，也顾不上骂我家。
但不久又满院响起她特殊的声调，象过瘾似的。父母沉默地听着泼妇乱骂，不仅一声不吭，脸上连表情也没有。
在学校，最蔫的男同学对我也没兴趣，觉得招惹我不值得。有的女同学会突然拿我撒气。有一次我蹲在厕所里，被人猛地撞了一下，差点一条腿掉进茅坑洞里。我没来得及稳住身子，一个大个的女同学已经走了出去。站在门口，她回过头来，挑衅地说：“你吼呀，你啷个连吼都不会？”我没有吼，拉上裤子，从她身体旁挤出门，匆匆地跑了。我甚至没感到屈辱。
表露自己的情感，对我来说是难事，也没有什么人在乎我的情绪反应。我的家人，会觉得我所想说的一切纯属无聊。至今唯一耐心听我说的人，是历史老师，他立即获得了我的信赖。终于我遇见了一个能理解我的人，他能站在比我周围人高的角度看这世上的一切。他那看着我说话的眼神，就足以让我倾倒出从小关闭在心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喜欢他听我说，我需要他听我说。他一定明白，这些听来枯燥无聊的琐事，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在他面前，我才毫不拘束，有时很想把横在我与他之间的办公桌推到一边去，我想离他近一点。
有一天，他一边听我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画板，钉上纸，“你坐好，我给你画一幅像。”我坐正了，但继续往下说。
他不断地从画板上抬起头来端祥我，每次都很短暂。最后，他停下笔来，看着我郑重地说：“你最好忘了这些事。为什么到集中思想复习高考的时候，你偏偏想这些事？”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些事。
接过他递过来的纸，是一幅素描，纸上的头像分明是我。几条线就勾勒出脸、辫子，眼睛太亮，充满了激情。脖子、肩，没有衣领，他一定是嫌我的衣服难看。纸空了很多，画太顶着上端。
“象吗？”他问。
“象只小猫，”我说，“这眼睛不是我。”
他起身，伸过手把画抢过去，“你哪懂，你还是太校”他有点夸张地叹了一口气，把画往抽屉里一塞，无论我怎么找他要，他都不肯给我，说以后画完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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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
母亲回家，家里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干煸四季豆，照旧熬了个酸菜汤。
我在楼上拖地。说拖地不过是把弹丸大的空地弄湿，降降温。两张木板床几乎把阁楼的空间占满，一张矮小方桌，我学习的时候才架起来放在电灯下。常常忘了拆，人经过得侧着身子。地板薄，二层夹板里，耗子在里面不停地跑着。我尽量把拖把的水拧干，以免水直穿过地板，滴到楼下正屋。敞开的天窗没有引来风，刚洗了澡，又是汗腻腻。
“六六，下来吃饭。”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着拖把水桶，走出来。从木廊望下去，四姐碗里的菜，喷香，绿绿的。她脸瘦了一圈，可能是因为当建筑工人，天天日晒雨淋，面颊皮肤紫红得象个农妇。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条，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只有牙齿不整齐，我们姐妹几个牙齿都长得挤挤歪歪。“换牙齿时尽吃泡酸萝卜，不听话。”母亲骂我们。
我下楼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刚端起饭碗，五哥悄声无息地进屋，在靠门右侧洗脸架那儿洗手。他的背影象个女孩，肩比较窄，头发也不象三哥那么浓密，五官长得细巧，但上嘴唇有道明显疤痕。五哥生下来，上嘴唇就豁，吃东西时裂得更开，样子很丑。母亲看着伤心，就怪父亲，说父亲在她怀五哥时，在家门槛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别砍，他不听，还砍得更来劲。
半岁时五哥在地区医院作缝合手术，手术做得太差，粗针粗线，拆线又马虎，伤口感染，嘴唇正中间留下一条很不美观的痕迹。他大我四岁，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晃然一看，却比我还象孩子。他尽量不开口，比父亲还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会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厂做电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没有便船就走二个半小时山路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五口围着桌子吃饭。
院子里的人，喜欢到院门外的空坝和石阶上去吃，邻居乡亲，互相不必请就可以挟对方碗里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对准对方脸，破口大骂。火一点爆，碗就扣在对方头上，稀饭混着血往下流。马上，就满街是边看闹热边吃饭的人。
桌上清汤寡水，不值得挤在一起，父母却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到处跑，倒不是我家特别讲礼，而是尽量躲开邻居。院里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愿呆在家里，我们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着，不象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门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过几条街，吃到江边去。
五哥端着饭碗，坐到堂屋里一张矮凳上，紧靠房门。
母亲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就开始说，她才五十三岁，厂里人事部门说她病多，要她提前二年退休。若回家，只能领一点儿津贴。
屋子里的人都握着筷子，停住吃饭。我问母亲，那样一月有多少钱？
“二十八块不到。”
见我们没说话，母亲又说，“以前二十八块钱还管用，现在就不值钱，工资、退休津贴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来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补习班，就缴掉二十块，读书有啥用？我们家既没钱又没路子，供养不起你再上学。”
母亲在上星期天也提过退休缺钱的事，让我别再考大学。但这次话几乎说绝了：希望我马上去找份工作做，补贴家里。大学教育是个无底洞，再负担我四年的学习生活。哪怕读完大学，没后门，毕业后只能“服从党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么鬼地方。我们全家工人，“权”与我们从来没一点儿缘。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也不用象以前去江边挑沙子卖钱。我们家生活与我生下时没有实质改变，邻居有办法的都统统离开这破院子，我们却在老地方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母亲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们一生就为儿女操劳，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父亲的眼睛就不会坏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有点钱，重庆的医院治不好，还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医院去治。母亲一边念叨，一边给父亲挟一筷子四季豆。
我从小就发誓：等我长大后，我什么都愿去做，什么都舍得，只要能有办法让父亲的眼睛医好。但在这时候，我哑口无言了。
母亲没看我，心思很乱。桌上酸菜汤汤已见碗底，酸菜余下不少，母亲往父亲碗里挟。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挟菜给我。”父亲的浙江口音说快了，本地人听不清他的话，但我听得懂。父亲说，“六六要读书，就让她读，你不是也说过，若有文化就少受人欺侮。”父亲不爱说话，但一两个字就点中了要害。
“这事你别多嘴。”母亲寸步不让。
我气得起身离座，搁了饭碗，就往阁楼走。
2
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退让，反使我情绪反应更强烈：我会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面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经被每个人抛弃。我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愤怒，刺刺冒火，心里转着各种各样报复的计划，杀人的计划，放火的打算，各种各样无所顾忌的伤害仇人、结束自己的计划。总之，让亲属悲痛欲绝悔恨终生，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想到没有我以后种种凄凉的场面，连我自己也觉得值得好好伤心。
这么一路想下去，我竟然会感到伤害的切实，觉得肝和心脏在一块块爆裂，往我的胃道喷着鲜血，沿着食道往上猛升，然后我的喉咙堵住，气透不过来，咯咯地冒着血腥的泡沫。有时，我感到我的肠子痛苦地绞起来，打成一个哪个医生也解不开的怪结，肠子里的东西往两头挤压，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冲到嘴里。急得我赶快去找药，父亲的小药箱里有一些保治百病的药：桂皮金灵丹，牛黄解毒丸，银翘上清丸等等。
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只说肠胃不舒服。他焦虑地看看我，帮我找他认为合适的药丸：清火的，驱风散热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药我赶快走开，不想告诉他肚子怎么又会突然难受起来。
过后，父亲爬到阁楼上来，问我好些了没有。
他好几次说，不要紧，你这肠胃是生下来的毛病：你恰恰擦边躲开了饿肚子的三年最困难时期，是福气。但这边擦得够重的。你在娘胎里挨了饿，肠胃来跟你要债。为了让你母亲不挨饿，也就是让你不挨饿，这一家子淘了多少气，伤透了脑筋。
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暗淡的冬天。仅仅我们这个四川湿—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个省，美称“天府之国”——就饿死了七百万人，全国饿死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黄不接”的春天。
对这场大饥荒，我始终感到好奇，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使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身体上的毛并精神上的苦闷似乎都和它有关。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夹在二个悬崖间的小索桥。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吹得我不成人形。
有一天我问历史老师我出生前的大饥荒，他脸色忽然变得很苍白，眼睛移开了去。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口，双手狠抓头发，静止在那儿，过了一阵才开口：“别相信你的肉，别相信你的骨头，把石头扔进腹中。灰火咝咝作响时，我们就能抛开天堂危险的重量”。
我吓得呆住了，他朦朦胧胧的怪话，在我听来，比具体的死人数字更令我震动。
过了很久，他才平静下来。我才知道，他个人开始挨整，就是在那时候写了一封信，向有关部门反映四川饥馑的现实情况。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而我还没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门，他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拘押检查。他写的只是说这场饥荒是干部造成的。干部们都讨好上级，往上爬，集体哄瞒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一连好几年坚持谎报特大丰收，饿死多少人，没见一个人承担责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说这些事的，他们软弱而善忘，他们心宽而不记仇。
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二年中一直忍着饥饿，剩下粮食给五个子女。当时这个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央二斤，节省给本省二斤，节省给本市二斤，节省给本单位二斤，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豆，粗麦粉之类的东西。四川人很少尝过饥饿的滋味，饥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黄淮河流域的事，在长江和嘉陵江流经的肥沃土地上，粮食从来象年轻人的毛发一样茁茁壮壮。
我们家的五个孩子，都在生长发育期，个个都是抢着要吃。
要吃，也有办法：买高价饼，一个饼要二元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二天的工资。我们家一个月的余钱全用来买这种高价饼，也只能每个人半个。过什么节下决心后才去买一个饼，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两头，便有公安局带着手铐，将我们附近这几条街上的一些人铐走。抢国家粮食仓库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说野猫溪一带的人，十有七八做过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过份。为了填饱肚子，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响当当拍胸膛说：我们家一清二白。我们六号院子里有一家人，四个儿子有三个进监牢，轮换着出出进进，才使一家人没饿坏。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吃下充饥。那年四川树木毁掉不少，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蓝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大姐带着弟妹们，到附近农村去采一种与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葱，她让弟妹们在草里找，自己钻进农田里偷菜。农民守命似地守着几棵菜，一发现就拿着长棍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篓里，偶尔才有点又老又硬的菜根。
三哥决不会跟着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于与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转，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钓者中求运气。他靠江吃饭，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只要看到有什么象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来，什么菜皮、菜叶、瓜皮之类，他能游出好几里，跟着目标不舍。直到把那东西捞回岸，带到家里，让母亲用水冲洗干净，去掉腐烂的部分，做上几口菜。有时，还能捞双破凉鞋，拿到收购站去卖几分钱。
他不是总那么幸运：江上大部分时间只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两手空空，回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