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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利比亚大使馆担任翻译，为人低调。他的女朋友是个年纪比他大的女人，有点胖。但她穿戴很讲究，似乎特别喜欢去苏联度假。当然，这没什么错。他有一个弟弟，在慕尼黑惨案之后被德国驱逐出境，这也没什么错。跟兹威特一样，他在文章中表达爱国情感，甚至推荐其他阿拉伯爱国作家的作品都没什么大错。这些是西方新左翼，或者老一点的左翼知识分子表达的普通的情感。就这一点而言，较老的右翼知识分子也这样表达过。
兹威特的名字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四位还有别的原因。“穆萨德”有理由相信，威尔·兹威特是欧洲恐怖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和协调人之一。在“穆萨德”看来，1968年，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的飞机，拉开了十年恐怖活动的序幕。他是这次事件的负责人。兹威特不仅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从“穆萨德”掌握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而且还在1972年策划了企图让一名英国妇女将一个磁带录音机炸弹作为礼物带到国外、以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另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恐怖活动，机长成功飞回并在罗马安全着陆以后，两名恐怖分子被捕。而下一架飞机的机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你是威尔·兹威特吗？”
罗伯特的声音漫不经心，甚至彬彬有礼。在那一刹那，兹威特似乎没有怀疑。罗伯特和阿弗纳手里没有枪，“拔枪就要开枪”，但还不能开枪，身份还没有确定。伊弗里姆曾经说过，“让他自己确认，要认准他，就像认你的亲兄弟一样准。”
兹威特开始确认自己了。为回答罗伯特的问题，他的眼睛，头部开始画表示肯定的弧线，但某种东西——某种预感，某种征兆——使他停了下来。他没有完成点头的动作。后来阿弗纳常常想，在那一刹那间，是什么使他意识到致命危险来临的呢。
“不是！”
阿弗纳和罗伯特一起动手了。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弯曲进入战斗的屈膝姿势。右手紧贴身体，将上衣向后扫开，手指呈弧形去抓枪柄。扣上扳机，定住。把第一发子弹从弹夹推至后膛。
完成这些动作没有用到一秒钟时间。阿弗纳曾为那个老大力水手练习过一百万次。
给敌人一秒钟时间，让他先开火。比如，如果他手里有枪，藏在食品袋里，一发子弹已经上膛。“穆萨德”的一秒钟是给双方一半对一半的机会。也是为了实现零风险，绝对不要把枪拿在手上，绝对不要把子弹从弹夹推到开火状态，除非你想用枪了。想用枪的时候，就不再警告，不再等待。你拿枪就开火，就像那个经验丰富的前海军说的那样。
“开枪就要命中。”
威尔·兹威特没有任何准备。如果关于他背景的情报是准确的话，他甚至连枪都没有。没有贴身保镖，没有武器。为了安全，兹威特只有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这时的他已成为一个身无分文的诗人，一个对别人不会有任何伤害的知识分子，一个无职无位的人，一个无家可归的、从国外移民的翻译，也许对人民的事业还有一些极其自然的同情，一个连电话费都付不起的人，一个把晚餐装在纸袋里提回家的人。
如果他仅仅是这样一个人会怎么样呢？
一个赤手空拳的人一边喊“不！”一边紧紧抓住一只食品袋和一瓶酒。他此时的神情跟其他人在这个时刻完全一样，因为惊恐而变得僵硬，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正好回家搞错了怎么办？
很难说得清在接下来的那一瞬间这些想法没有从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也不知道罗伯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们后来从没谈过。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又一秒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
第一秒钟——拔枪之前确认——这是规定。但他们把贝雷塔拿在手里之后就要毫不迟延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一瞬间的寂静无声是为了对即将打破的戒律表示尊敬。“你怎样训练人进行突袭？”伊弗里姆曾这样问道。
后来阿弗纳想，就是希望另一个人先开枪。
兹威特开始动了。他准备离开。
阿弗纳和罗伯特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两枪，跟往常一样，瞄准最大的目标，他的身体。他们弯下膝盖，左手伸出去寻找平衡，就像击剑的人那样，虽然他们的贝雷塔几乎没有任何后座力。又是两枪，两枪，接着又是两枪。随着兹威特的倒下，他们的目标也跟着移动。阿弗纳搞不清食品袋里的瓶子有没有破，但他后来想起面包卷散落到了地上。
他们的节奏并不是非常一致。罗伯特射得快一些，阿弗纳是一个人打出最后两枪的。稍稍停了一会，罗伯特又开火了，又是两枪。
兹威特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了。
如果他们都没打偏的话——在四五英尺范围内他们不可能打偏——他的尸体上应该有十四颗子弹。贝雷塔弹夹的设计容量是八颗子弹，但是阿弗纳和罗伯特总是额外地多塞进两颗。这是相当安全的，尤其是你希望将弹簧连续多日地压住的时候——阿弗纳打了六枪，所以应该还剩四颗子弹。罗伯特的弹夹里还剩下两颗。
阿弗纳看见罗伯特不知什么原因弯下了腰，原因无法说清。他起初以为他的伙伴想看一看兹威特的尸体，而实际上他是去捡弹壳。这样做是没必要的，罗伯特应该知道。虽然他紧张得几乎麻木了，但看见罗伯特好像神志迷乱了，阿弗纳倒平静了下来。“算了吧。”他一边把枪往腰带里插，一边厉声说，并开始快步向入口处走去。他回过头来时，看见罗伯特直起腰跟了上来。罗伯特有些眩晕。他想把枪放起来，可最后只是把它揣在了夹克里。
他们走出C入口，来到广场上。后面，大厅的灯光仍然亮着。自兹威特进入大楼一定过了三分钟都不到——也许不到两分钟。
他们朝绿色的“菲亚特”走去，步子越走越快。阿弗纳眼睛盯着停在二十多码外的汽车上，连在人行道上碰到了人都没有注意到。“菲亚特”车头背着他们，朝着车道那一边，但阿弗纳肯定斯蒂夫正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他们离汽车越近走得就越快。最后几步时阿弗纳感觉到自己跑了起来。他不是有意跑的。他忙拉开车子的后门，让罗伯特在他前面一头钻进了后座。
斯蒂夫转过身来。
“怎么了？”阿弗纳一关上车门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你们为什么没动手？”
真是令人吃惊。大厅里两支贝雷塔发出的声响那么大，阿弗纳相信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听见了。他非常担心，不理解为什么装上了消音器的22口径手枪听起来就像所有的地狱都炸裂了一样。而只离几码远的凝神静听的斯蒂夫竟什么也没听见。
“干掉了。”阿弗纳答道，“我们走吧。”
“菲亚特”子弹一般射了出去。它汇入安尼巴利亚诺广场周围的车流时，迫使另一辆车刹住了。由于刹得太猛，车子偏得很厉害，差点打了一个转。车距难以置信地近。阿弗纳已经听到了金属发出的嘎嘎声，他感到吃惊的是竟然没有撞上。车子接下来在迪里雅斯特街上跑的几百码里，车上一直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声音。
相比之下，汉斯看起来很冷静。他等着他们把车开到货车后面几码远的地方之后，向那个意大利司机示意让他朝前挪一挪，给斯蒂夫留出一些位置。然后给他们打开货车的侧门，同时在斯蒂夫停车时留意从安尼巴利亚诺广场方向来的车辆。没有迹象表明有人在追他们。
“东西都捡到了？”阿弗纳爬进货车时问罗伯特。罗伯特点点头，但表情有点暖昧。他把贝雷塔放起来后不停地拍着衣袋，好像在找什么东西。阿弗纳决定不闻不问。不管罗伯特掉了什么东西，卡尔——也许现在正在向袭击现场走去——可以随后找回来。这是他的工作。
此后再也没有人说话。那个有些年纪的意大利人驾驶着货车，中速行驶着。他像其他意大利人一样，不知道在给谁开车，为什么开车。在货车的后面，有一些园艺工具在丁当作响。在仪表盘上有一张小小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阿弗纳、斯蒂夫和罗伯特跳进货车时，他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货车开进了罗马南部一个像是石匠的院子里。货车停下来时阿弗纳又感到紧张了。他和罗伯特在绿色“菲亚特”上就把新弹夹装上去了。汉斯和斯蒂夫也武装起来了。他们这时是这次任务中最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命运完全掌握在那些人手里。除了知道那些人不是自己的同胞之外，其他的他们都一无所知。
货车放下他们之后就开走了，他们站在一片松软的沙地上，前面是一些低矮的棚子，里面全是还未完工的墓碑。不远处是一片开阔地，两部小型“菲亚特”停在那里，互成直角。第二辆车里的司机正在抽烟。黑暗中阿弗纳能看见他香烟上的红光。
他们向那两部汽车走去时，本能地呈扇形散开。阿弗纳走得很慢，大约离汉斯十英尺的距离。此时在他大脑里一闪而过的是，“零风险”的概念真的是一个拙劣的笑话。这个概念当然也适合此时此刻的他们。
另一方面，他们的第一个活已经大功告成。
小小的“菲亚特”发动起来。斯蒂夫和罗伯特已经上了第一辆。第二辆车上的司机掐灭烟头，给阿弗纳和汉斯打开车门。无论要发生什么，都不会在这里，或者在这个时候。
出城之后，两部车子向南面那不勒斯的方向开去。阿弗纳看见他们没有走高速干线——索尔高速公路——而是走了一条较小较不重要的公路。他看了一眼路标。他们在一百四十八号公路上，正向拉提那小镇开去。
无论是汉斯还是阿弗纳都没有说话。阿弗纳在忙着从后视镜里看后面的灯光，确信另一辆“菲亚特”跟在后面。后来，汉斯打破了沉默。
“呃——这是第一个，”他用希伯来语说。“你们想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阿弗纳突然觉得，汉斯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像一支铅笔。
“大约，”汉斯说。“三十五万。”
第六章 “集团”
拉提那郊外静悄悄的农舍是一个可以坐下来沉思几天的好地方。10月末的天空几乎没有一丝云彩。走在后院里矮矮的杏树之间，阿弗纳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如果他多走几步的话，还可以看到大海。但为了安全，还是不要离开屋子。拉提那不是罗马。在小地方，陌生人也许会招来令人讨厌的关注。
汉斯在车上提到的那个数字他并不感到吃惊。事实证明，杀人是一桩昂贵的生意。阿弗纳试图记住这些钱去了哪里。这是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到过去三周以来的活动上的练习。
第一个五万很容易想起来，给了安德雷斯。很大的一笔钱，没有交换到什么实质的东西。
在日内瓦的最初几天里，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没有想过怎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伊弗里姆说他们完全是独立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们都同意他们应该独立，自己给自己确定任务，而不是靠特拉维夫的一些人拍脑袋，让他们白费劲。他们不应该被繁文缛节所累，被互相矛盾的指令所累。理论上，这很不错。
在实践中，在最初的两天里，他们在日内瓦的一家咖啡馆里阴沉地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一边往有坚硬外壳的瑞士卷饼上涂黄油，一边看着雨水从人字形的屋顶上快速落下来。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而其他人却在等着他发话，因为他是领导。
最后，他从那份目标名单人手。实际上，伊弗里姆的那十一个恶人头子他们到底了解多少呢？这份名单是“穆萨德”按照从重要到不太重要的次序排列的。所以当阿弗纳和卡尔发现瓦地·哈达德博士在名单上处于最不重要的位置时，阿弗纳和卡尔都感到惊讶。他是最为声名狼藉的。当然，他们也不会按照名单上的顺序去寻找目标。浪费几个月时间去追寻一个恐怖分子而错过鼻子底下的三四个，这样做没有意义。
名单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方法来分类。一号、二号、六号、七号、八号、十号和十一号，用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更喜欢使用的准军事化的说法，就是“硬”目标。萨拉米、阿布·达乌德、纳塞尔、阿德宛、纳杰尔、阿尔一契尔和哈达德博士是公开的，承认自己是武装革命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只是不知道他们目前的下落。他们即使微服旅行也随身带着武器，受到贴身保镖的保护。他们处处小心，避免被查出来或者落入别人的圈套。他们不仅要提防以色列敌人，而且还要提防“武装斗争”中不同派系的革命者。他们非常警惕，随时改变行程。有些人如果在同一间房里过两夜就绝对睡不看觉。
三号、四号、五号和九号是软目标。像罗马的威尔·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库拜斯，甚至布迪亚也许主要或只有依靠自己掩护自己。他们公开地生活在西欧的一些城市里。在别人眼里，他们只参与跟他们的政治信念相符的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如果他们于过偷偷摸摸的勾当，那也只是前半生的事。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只有事后才知道，有些警察曾经是恐怖分子、枪支走私者或弹药走私者——要是把他们赶出国门多好——在西方国家，写文章支持一项事业或建立一个支持一项事业的信息中心都不是犯罪。
正如伊弗里姆曾对阿弗纳所说，“你不会因为一个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就去袭击他。该死，我也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你袭击他是因为他炸死了孩子或者奥林匹克运动员。”
因此，软目标的安全警惕性就差一些。事实上，有一个目标现在在巴黎的地址里也包含着他全部的生平资料。这并不是说突击队未经任何准备就能暗杀他们。确实，无论计划干掉的那个人有多“软”，正是准备工作，特别是逃离的时候是最难的。后勤方面的工作也很多。
而且，干掉软目标要容易一些。至少容易找到，一旦找到，也不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能干掉他。
“软”目标被认错的可能性也小一些。跟“硬”目标不一样，长期掩盖得很好的恐怖分子没有理由自找麻烦地去伪装或换身份。他们让人拍照，甚至让别人把自己的名牌挂在门上，如果别人要问的话，他们还会介绍自己。对于这些人不可能搞错。除非“穆萨德”总部搞错，说他们千真万确是自己描述的那些人。
首先选中软目标还有一个原因。慕尼黑惨案是9月初发生的。硬目标也许藏着几个月不会出来。几个月之后等全世界把对奥林匹克队员的杀戮忘了，他们才会出来。如果那时他们干掉了其中一个恐怖分子，找到另一个也许又要几个月时间。到那时，公众的舆论，甚至恐怖头子们自己在情感上都不能把那次杀戮和自己被杀联系起来了。暗杀别人会让人觉得毫无理由。拜伦勋爵的“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下来再吃”的论断阿弗纳并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他也不敢苟同。
“真该死。”第二天又是个雨天。那天中午，阿弗纳对他们说：“我们忘掉日内瓦吧，太安静了。这里连联络人都没有。把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吧。我们首先散开，去银行开账户，收集新闻，各自去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斯蒂夫，你去阿姆斯特丹。卡尔，你明天去罗马。汉斯去巴黎，罗伯特去布鲁塞尔。五天后我在法兰克福跟你们会合。”
“让我们两周之内干掉第一个恐怖头子。”
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冲动，但却有道理。很显然，在欧洲的主要城市里，他们需要有银行账户、联络人、加锁的抽屉和安全屋。目标今天可能在这里，明天可能在那里，万一有行动，他们要有逃跑的路线和藏身之所。理想地说，在欧洲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护照和不同的身份等着他们。当然还要有钱，让他们能够维持一两个星期。绝对不能在一个国家突袭之后用入境时的同一身份离开这个国家。绝对不能带着自己的武器跨越国境。至少，如果他们作了充分准备的话，他们不必这样做。他们甚至不必同时携带两套不同的身份证件。
卡尔过去常常以罗马为家，汉斯以巴黎为家，斯蒂夫以阿姆斯特丹为家。他们以前的线人——跟普通警察工作一样，五分之四的情报来自心存不满或者贪婪的线人——也许听说过一个目标或其他目标的传闻。至于罗伯特的目的地布鲁塞尔，那里仍然是世界上走私弹药和武器的主要中心之一。阿弗纳对专业术语知之不多——这是罗伯特的专业——但这也是常识，只要你人用得当，钱用得当，你就能从一个比利时商贩那里搞到相当数量的军火，而且可以把它发往西欧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
他的伙伴们离开之后，阿弗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