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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作怪，兄弟俩闹得很僵，同时在场的机会很少。林语堂认为这是别人的私事，从来不乱打听。
黑框眼镜是钱玄同的标志。他笑嘻嘻的，是个可爱的人物，常常涨红了脸，大喝一声：“把线装书都扔到厕所坑里去。”要是说到“孽种”和“文妓”，那是在骂旧派文人。有人告诉他，俄国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要伟大，他深信不疑，每次发言，一定会举出此例来证明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化。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改信天主教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钱玄同很怕女人和狗，见着其中任何一样，跑得比谁都快。
刘半农早前是“鸳鸯蝴蝶派”，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唱红大江南北。因为没有学历，被系里的陈源说“也算是北大的教授”，他一气之下，远走欧洲，考了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后来，他穿着中国蓝绵袍子去女校上课，学生们很失望，说，原本以为是个风雅的文人，怎么知道是个土老头？他听说了，又写了一首词：
教我如何不想他，
请来共饮一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郁达夫一来，聚会就达到了高潮。
郁达夫是放浪形骸的狂放文人，以《沉沦》的大胆描写声名鹊起。他放着发妻在老家，常去逛八大胡同，上等妓院和下等窑子，都来者不拒。林语堂不太赞同这种生活态度，但却喜欢和郁达夫亲近，说他是真名士自风流。
烫上一壶绍兴老酒，再点几个下酒的小菜，大家的谈兴更浓了。林语堂喝了酒就要睡觉，所以滴酒不沾，却从不提前走。他要欣赏酒后文人图。
郁达夫生性豁达，喝了点酒，情绪就上来了。他躺在低矮的藤椅上，摩挲着新剪了平头的脑门子，大讲异国他乡的趣事。讲到可恨的事，就痛骂不止。鲁迅的酒量很好，喝过酒反而更沉着，妙论不断。
无拘无束的《语丝》茶会让旁观的林语堂受益匪浅。
一颗文坛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第三部分落水狗及其他（1）
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大规模论战是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幕。
语丝派是一群年轻的叛逆分子，“必谈政治”，嬉笑怒骂，只凭心中所想。
现代评论派的主力则大多留学英美，学了不少英国绅士气，主张“好人政府”。他们道德感很强，又多数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被称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
刚开始的时候，两派各自为政，河水不犯井水，所以相安无事。
《语丝》曾刊登过胡适的诗作，《现代评论》也不排斥语丝派的投稿。
徐志摩是“正人君子”的一员，可做起事来更得语丝派的精髓。他先是满世界地追求“人间四月天”的林徽音，“徽徽，许我一个未来”成了众人皆知的情话。后来，他又和有夫之妇陆小曼高调恋爱，还把“摩摩”写给“眉眉乖乖”的情书《爱眉小札》出版，书中尽是这样的句子：“今天早上的时刻，过得甜极了。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我最乐。坐着也好，走道也好，上街买东西也好。厂甸我何尝没有去过，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像一条小龙。”年轻人拿这本书当自由恋爱的模本，老派人看了，瞠目结舌，直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是太平盛世，文人不可能关起门来读书。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把两派都卷进来了。语丝派扛起“唤醒国民”的大旗，投入了民族自救的洪流，而现代评论派则倾向于当局的一边。
论战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分水岭是“五卅”惨案。
北洋政府把北京搅得不像样子，可在上海，普通民众遭受了更大的灾难。
上海是各国列强的经济重地，他们办工厂，把工人的血汗榨得一点不剩，日资本家还动不动就枪杀中国工人。工人们忍无可忍，在英租界附近举行反帝大游行，学生听说了，前来支援。可是，英国巡捕居然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整整持续了20分钟，当场死亡108人，伤者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消息传播开后，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被震动了！
北大的学生第二天就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林语堂也在报纸上看到了“五卅”惨案的照片：马路上，尸首东一个西一个地躺在那里，尸身上全是子弹打过的痕迹，有的穿了一个大窟窿，有的血肉都翻出来了，还有很多断损的胳膊、大腿散在各处，无人认领。
语堂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悲惨的事，心也像被枪弹打过，血流不止。他睡不着，吃不下，仿佛听见了工人们临死前悲切的喊叫，看见了无情的杀戮者狰狞的大笑，整个人被一股愤怒的情绪包裹着。
他自己做了小旗子，和愤怒的学生们一起冲上了大街，抗议帝国主义没有人性的大屠杀。
惩办杀人凶手！
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反对把中国当作殖民地！
国人的“五分钟热度”让林语堂心寒。
头几天，人们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学生们在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下面的人一起痛哭失声。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这个共同的话题。可短短一个星期，商场又开业了，黄包车也开始到处拉客，贴在墙上的标语被撕下来，行人急匆匆地走过，踏得面目全非。连部分学生也开始谬论：“就是你们胆敢搞游行示威，才惹下杀身之祸的。”
现代评论派向来主张精英治国，以普通群众为主力的五卅运动，他们根本没放在眼里。现在风向转了，“正人君子”们“事后诸葛亮”，纷纷说起风凉话来。丁文江，字在君，当时在北洋政府里任职，他说：
“爱国讲给车夫听有什么用？”
“学生只管爱国，放下书不读，实上了教员的当。”
“抵制外货我们自己吃亏，……若是我们大家立刻不吸‘前门’‘哈德门’牌，山东种烟叶子人今年就要损失二百多万。”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中国实情，信口雌黄的“高论”立刻遭到语丝诸人的反对。
第三部分落水狗及其他（2）
首先披挂上阵的就是“骨头最硬”的鲁迅。他在《补白（三）》中毫不客气地说：“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满腔热血的林语堂也忍不住了，点名道姓地写了《丁在君的高论》，和现代评论派面对面地交起手来。他警告丁在君，“这类迎合官僚和军阀的‘高调’是绝对而绝对唱不得的。”
不久，又发生了鲁迅“门牙”事件。
10月26日，五万多北京群众聚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开“关税特别会议”，要求关税自主。巡捕把交通切断，惹恼了群众，双方动起手来，各有伤亡。次日，各大报章却出了这样的消息：“……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门牙二。……”这还不够，第三天，《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顺天时报》又跟着报道：“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
鲁迅是知名的文化人士，出了这样的事情，还不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开始关注起鲁迅的门牙来。鲁迅到北大上课，一向满员的课堂居然缺席了二十几个学生，因为学生们估计鲁迅门牙掉了，会在家中休养。而另一个青年作家朋其还专门跑到鲁迅家里，非得让鲁迅张开嘴，确认门牙健在，才放心地离开。
林语堂深知，当局是为了转移群众注意力，才怂恿新闻媒介拿鲁迅的门牙做起文章来。他已经把鲁迅视为精神导师，很想借此发挥一通。
姜还是老的辣，鲁迅自己回应了这场闹剧。他写了篇《从胡须说到牙齿》，四两拨千斤，轻轻松松就把当局涮了个遍。
林语堂从“门牙”事件中学到了新招：以门牙之微，也能发挥大的威力。他构思了一篇《谬论的谬论》，向鲁迅致敬。文章的矛头直指新上任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章士钊要求小学生每天必须要读四书五经，妄图又一次掀起复古逆流。林语堂针对性地提出了“必谈政治”、“欧化的中国”，粉碎了章士钊一厢情愿的“读经救国”梦。
这篇文章得到了新文化前辈们的一致赞赏，发在了《语丝》第52期的重要位置。
如果说在“五卅”运动中，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还只是短兵相接，那么在“女师大”风潮中，两派全面开火，双方主力全部参与进来。
“女师大”风潮由来已久。
女师大的校长原是许寿裳，离职后，继任者是杨荫榆。杨荫榆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却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她把学校比作“家庭”，把自己当作“尊长”，常年披着黑色斗篷，像幽灵一样在校内四处侦察。见着信，就以为是情书；闻一声笑，便是怀春了；有人上公园，那必定是约会；要是有男生来找，说不定是见不得人的情夫，她非得审问得清清楚楚。
杨荫榆飞扬跋扈，冷酷无情。一位学生得了猩红热，因为以前曾顶撞过杨荫榆，她居然阻止学生出外就医，直接导致了该女生的死亡。
来女师大就读的多半是从旧家庭出走的“娜拉”们，杨荫榆的“寡妇主义”和高压政策，她们十分反感。
孙中山先生去世时，学生们悲痛万分，有的人还当场昏倒在教室里。她们联名上书，要求请假去参加公祭大会。杨荫榆竟然荒唐而无知地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公妻的，你们学他没有好处，不准去！”
累积的怨气一触即发。学生们集体旷课，像慷慨就义的烈士，雄纠纠、气昂昂地去参加了孙先生的悼念活动。
回来后，学生们当即发表宣言，成立学生自治会，反对杨荫榆当校长。
杨荫榆不甘心被一群黄毛丫头给治了。趁着5月9号国耻日，学生集体开会，她带着一帮警察，浩浩荡荡来到会场，要求以校长名义主持大会。学生们毫不畏惧，让她下台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杨荫榆只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会场。
第二天，她在学校的公告栏上发了一则通告，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
整个女师大愤怒了。
她们紧急召开全校公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许广平作为学生代表给校长办公室贴上了封条，并把杨荫榆的行李扔到了大街上。
社会各界对此事反响剧烈。思想传统之辈早前被骂得缩头缩尾，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了由头，一个个站出来指手画脚，说学生居然胆敢把校长赶出学校，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舆论开始一边倒。
语丝派同仁大多在女师大兼课，对事情的发展始末了解清楚，他们决定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
又是鲁迅第一个挺身而出。
他先是在报纸上告诉学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5月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明了对女师大事件的支持态度，抗议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并呼吁各界密切注意杨荫榆的动态。
有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作后盾，学生们奔走相告，信心大增。
第三部分落水狗及其他（3）
岂料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粉刷茅厕》的千字短文。陈西滢以一贯地说“闲话”轻松口气，绵里藏针地讽刺鲁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还说女师大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把学校弄得像“臭茅厕”一样，“人人都有扫除义务”，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
在宣言上签名的7名教员基本都来自浙江，又全是北大国文系的教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西滢的“某籍某系”指向明确。
现代评论派都打上门来了，语丝派岂有不应战之理？
鲁迅当晚就写了《并非闲话》，打了个漂亮的反击战。他说：这种蛆虫充满的“臭茅厕”，是难以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林语堂已经被誉为语丝派的“急先锋”，来了场硬仗，他当然是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第一个冲上前线。在语丝的茶会上，林语堂总是态度激烈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论战的号角刚刚吹响，女师大事件又有了新的变故。
杨荫榆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居然想出了武力解决的坏点子。
巡捕房带着大批的打手，冲进女师大，把坚守学校的学生骨干7人打成重伤，强占了女师大校舍。
鲁迅等人紧急成立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在宗帽胡同租了几间房，作为新校舍。
各位兼课教授的任务成倍地加重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1925年底，受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北京发起了盛况空前的“首都革命”，“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响彻了古城内外。
林语堂不安分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了。他放下手头的笔，和普通群众一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和当局雇来的流氓展开了肉搏战。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看，那个个头高的最凶！”“那个带头盔的又打人了！”林语堂拿起石头，扔得那叫一个准！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教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围观的群众不断地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
流氓被砸得厉害，也注意到这个“祸害分子”，故意近身来，给了林语堂一棒子。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语堂坚决不肯。他那勇敢无畏的祖母一条扁担赶走十几个土匪，他自信自己也有那个气概。
着急的是廖翠凤。自从她嫁了这个丈夫，从来就没有安心过。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她又是心疼，又是气愤，大骂：“你还要不要命了？”她警告林语堂，以后不准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语堂又偷偷摸摸地带了一袋子石头出门了。
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他如何地用掷垒球的技术大显身手，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因为“首都革命”来势汹汹，身居要职的官僚政客们吓破了胆，逃去了天津租界。女师大的学生也乘着这股大流，胜利返回了校园。
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全面胜利落下了帷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次是语丝内部的意见分歧。
杨荫榆、章士钊等人落荒而逃后，林语堂以为彻底的胜利了，他同意了周作人的意见，主张对“落水狗”实行“费厄泼赖”精神。
鲁迅是从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比林语堂有着更清醒的头脑，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点名批评了林语堂，说“落水狗”也还是会咬人的，要痛打“落水狗”。
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已经两年有余，兄弟俩闹到了连话都不讲的地步。他不好再点周作人的名，只好借林语堂的名，在语丝内部作思想上的提醒。这次争论不过朋友间的思想讨论，后人定义为论敌之间的分歧，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就在鲁迅点林语堂名的同时，他还主动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林语堂接到“精神导师”的信，惊喜交加，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交了稿。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林语堂和鲁迅“相得”的开始。
鲁迅的估计没有错。
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就公开声明，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话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账的架势，主要矛头仍然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
“落水狗”们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本想“费厄泼赖”的林语堂被这些“闲话”气得胸口发闷。在鲁迅、周作人相继反击之后，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狼狈地在水中挣扎。
此画一出，语丝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