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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多久我们会入侵日本？这对于驱逐舰来说可不是件简单任务。驱逐舰必须保护大的舰队，还要踏入未知而又让人恐惧的海域。坐在比华利家中舒适的壁炉边，我和他却都要面对这一可怕的未来。
我和琼的生活日渐步入正轨，我们因为要陪伴家人和朋友而不能经常见面。我们俩都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和我离开家时的情况没什么区别。我们对彼此的关系都非常谨慎，尽管有些不太舒服，但是都因为有对方的陪伴而感到十分高兴。我们都希望在未来的某段时间里，彼此之间的关系能重新变得融洽起来，尽管当时我还想多念一些书，多培养些兴趣爱好。如果那时要我或日后要握描述一个“模范妻子”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说出琼的名字。她美丽动人，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还是个大家闺秀，该有的优点她都具备了。琼可能会重回纽约的道尔顿学校去做老师，她会和我妹妹住在同一所公寓里，直到战争结束，除非她怀孕。关于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讨论和计划，但是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只知道要是我乘坐菲利普号重返太平洋前线的话，那么我要可能要等到战争结束才能重返故土。
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在四周的放松后，我又陪琼在奥克兰待了两周。在那两周里，我每天只需要值四个小时的班。但是，船的检修一结束，那些锃亮的配件一装上，我们又要踏上新的征途。我不知道再次生离死别时，我要怎样和她告别，我觉得真难以说出口。很多其他男人已经习惯于这一切，当火车即将开出车站，或船舰即将驶离码头的时候，他们会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一样与自己的妻子道别、热情相拥，而不掉一滴泪珠。我害怕离别的场景，我现在也依然害怕离别。但是一切还是结束了，我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战场。
在返回珍珠港的路上，我迈入了自己为海军服役的第三年。我们开始相信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已不再遥遥无期了。但是我们却感到担心和忧虑，而不是宽慰。在所罗门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漫游是一档子事，而一个海军天才在看海图时，是不会从菲律宾和冲绳岛，一直看到日本这个“大赌窟”的。我们还不知道神风敢死队，但是我们相信日本会与美国殊死博斗来保卫自己的国家，直到剩下最后一个士兵为止。大家都认为，如果美国在日本登陆，第一天就会造成至少十万以上的美军士兵阵亡。
当我们到达珍珠港后，我奉命离开了菲利普号，向太平洋驱逐舰和巡洋舰总司令部报告。随后，我代表他在离东京海域不远的多艘驱逐舰上，向每一艘军舰上的技术情报人员传授在战斗信息中心工作积累的经验。在菲利普号上的两年工作过程中，我们率先创立了在战斗过程中，战斗信息中心系统应该如何运作的理论。战斗信息中心的执勤人员将会监控所有传输进来的信息，对它们进行处理，再传送到需要这些资料并作为决策依据的军官手中。当我们刚到海上时，战斗信息中心还不存在，但是它们的概念和设备的更新速度是如此之快，即使是我刚开始时并不清楚这些机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后来经过摸索，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在1945年的1月到8月这八个月时间里，我在十九艘不同的驱逐舰上传授了经验。它们都将开赴战场，我开讲的第一站就是在菲律宾，然后和其他航母保护部队一起离开了冲绳岛和日本本岛。
我在这些船舰上作报告，是靠着裤形救生服帮助自己来回移动。在战时，这可是一件设计精巧的装置。看上去只不过是个帆布包，通过四条短绳连到滑车上。两艘船之间会拉起绳索，这样穿着裤形救生服的人就可以在船之间自由来去，当然还可以用这种救生服来传送邮件、冰淇淋、电影等。一艘驱逐舰可以这样被拉近一艘油轮或是航母来补充燃料。我也就被通过这根绳子在驱逐舰和航母之间来回移动。然后，再被送上另一架等待加油的驱逐舰。到十九艘驱逐舰上讲课，意味着要被这种“邪恶的”装置传送上差不多四十次。实际上当船彼此接近后，它们就会很紧地靠在一起，两船之间的距离也就差不多15米左右，以15节的速度航行，这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但是驱逐舰的舰长们都是人啊，他们知道如果靠得太近，要是有一阵疾风或怒涛，驱逐舰撞到航母上的话，他们的前程就此葬送了。所以，他们才不会管那绳缆上面有没有穿着裤形救生服的人呢。
每隔一两周，我就不得不降落在不同驱逐舰的甲板上，一个人都不认识，身上只带着一个简易帐篷。我了解到，没有人喜欢年轻炙手可热的代表或是将军。我不得不花去头两天时间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其他军人在一起站岗执勤很有帮助，但它占用我很多的休息时间，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筋疲力尽的缘故了。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海军旅程（8）
当我来到菲律宾执行任务，见到自己从前所在的中队，甚至见到自己的驱逐舰时，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对在菲律宾第一天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那一天的早晨开始于苏比克海湾。船员们都穿着白色衣服，因为我们要驶向一个位于马尼拉的特殊监管基地，它几天前刚刚得以解放。在我们顺苏北克湾而下左转向马尼拉，在船的左舷能看到海上要塞柯里基多岛，就在那里乔纳森•；M•；万怀特中将和他的部队与进攻的日本军队殊死博斗到最后，最终在1942年由于饥饿才被迫放弃。这个地区现在掌握盟军的手中，但在岛上有很多通道和洞穴，就像一个蜂巢一样，在一些通道和洞穴中还躲藏着拒绝投降的日军残留部队。曾经有一段时候，美国战舰不管执行什么任务，也不管从哪个方位经过柯里基多岛，似乎为了宣告自由，战舰上都会由一个炮手瞄准目标，向山洞发射50发炮弹。我们的军舰也没有忘记完成自己的“任务”，水手摆弄五十多公斤重的炮弹时动作斯文，就像摆弄艺术品一样，为的是不弄脏自己干净的白衣服。
我主动请缨，带领一小纵队水兵登陆。我想走去位于城外几公里的圣托马索大学，它现在是美军等待交换的战俘所在地。我同行的那一小帮水兵想要找点乐子，事实证明这并不合适。当我们被一群孩子围起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法抵御这些喧闹的孩子，他们不断地吹嘘着自己的姐姐和妈妈是多么美丽诱人，问水兵们是否想要爽一把。事实上，这帮水兵对此很感兴趣，一个一个地离开了队列，过了一会又马上回到了队列里面来。我们没有去圣托马索大学，但我们回到了菲利普号上。这艘船会在天黑前及时出发回到苏北克湾。
我们在回苏北克湾的路上，又完成了发射五十发炮弹的任务，这次是在我们的右舷，这时瞭望员发现在我们和小岛之间一百米处的海里面，有人在水中挣扎，他的头在水面上时沉时浮。我们确定那不是因为醉酒而落水的菲利普号船员，舰长马上命令我把他带上来询问。我佩戴好我的点四五口径手枪，以防他有秘密武器藏身。我带着船员来到了船尾，这几个船员给我提供了“很管用”的建议——要是个日本人的话，就把他干掉。我们给他扔了条绳子把他拉了上来，他是我见过的最悲伤的俘虏。他满身是伤，瘦得皮包骨头，体重仅有80多斤，只穿着一件裹腰布，比我见到他的时候更加惶恐不安。“把他扔回去”，一个水手建议道。但是我用权威的口气命令他脱掉衣服。我先是用英语说，后来我脑筋秀逗，还试图用法语跟他沟通，就好像让他听懂我的外语似的。同船的船员们更滑稽，还试图用波兰语、芬兰语、希腊语和犹太语向他解释。他脱掉了衣服，但是一直瞪着我们，直到医生把他带到了医务室，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和禁闭。
除了那个在所罗门群岛对我开火的飞行员，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惟一见到的一个日本人。这个被遗弃的人是谁？他现在自己知道身处何方吗？他几乎身半身裸露地在柯里基多岛附近游泳时，头脑中又在想些什么呢？我下午佩带着柯尔特式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混乱的街头走着，同行的水兵都开小差去寻欢作乐去了，我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呢？他是否也和我一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迷茫呢？
1945年冬天，第22驱逐舰中队正处在菲律宾海战完美结束的尾声（我干得也非常漂亮，就像我们军人在给家人写信时，在信上画上一个笑脸一样，一切都很顺利）。我加入了一个驱逐舰中队，过不了几天，在莱特海湾战斗中，中队就发射鱼雷打掉了距它三公里左右的日本战舰。日本人向北穿越萨里格海峡，在莱特和棉兰老岛之间被俘虏了。要想使鱼雷成功击中目标，就得知道敌船的航向和速度。这次我们知道他们的航向，因为他们不那样开的话就会搁浅，速度也不重要，因为有太多的敌舰：如果错过了你瞄准的那艘，可能会击中下一艘。
我们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离开了棉兰老岛的三宝颜市。它位于菲律宾南部，就像一首老歌中唱的那样，“哦，三宝颜的猴子没有尾巴。”我乘坐一架笨重的双引擎水上飞机离开这里，去执行我的下一个任务，在起飞时飞机遭到了日本机枪的扫射，但还是飞了起来。
1945年的前几个月对我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我几乎没有收到过信，信对我们来说比食物和弹药更加重要。有人能够将信准确地投递到某一艘军舰上，但是你没法指望有人能将信准确投递到不断换船的海军上尉手中。我在白天得给人“教”课，晚上还得站岗，几乎没有什么睡眠时间。我发现并试图纠正的问题基本雷同，慢慢地这些问题对我就没有什么挑战性了。舰艇指挥系统的噪音总是那么大，使得信息更难解读。有六七个无线电信号，加上没完没了的声纳、潜艇探测系统，还有侦察员和雷达操作员的报告，再加上全体船员的接力传话。战斗越迫近，噪声就会越大，而此时能够听到一切却显得尤其重要。另一项不可思议的挑战是了解自己的舰船和其他船只的相对关系：你自己装备的火力以及拥有的战斗机数量，还要了解敌船的信息，包括舰艇和潜艇，还有在20000英尺高空的敌机，甚至还包括从海面上向自己逼近的鱼雷。当自己舰艇的速度达到了30节，而不管是在漆黑的夜晚抑或明亮的白天，不管是在风雨交加或是晴空万里的天气里，不管是在群山环绕的海区还是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我们都要掌握这么多准确的信息。
我们曾经在一个夜晚，护送一艘快速行驶的布雷舰，为的是尽力封锁日本人撤退的路线。我们布好了水雷，但却被暴风雨以差不多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拖着走。当舰长浑身湿透地走进战斗信息中心，问我说：“布拉得利，见鬼，我们到底在哪？”这真是个好问题，当我处于并不是完全由自己造成，但也不能逃脱干系的窘境中，我也会经常想起这个问题。我们在海军后备军官训练营中被告知，如果你问一个海军上将现在在哪，他可以把他的手放在海图的中心；如果你问一个指挥官现在在哪，他可以指向海图；但如果舰长问你他在哪时，你应该能够告诉他所在的确切位置。这个舰长并不是想知道自己所在的经纬度。他想知道34节的航行速度会不会让他的船搁浅，是否会撞上其他船只。因为一旦这种情形发生，他的军旅生涯就会从此终结，他的船只也会沉入汪洋之中。驱逐舰的航行状况也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在海军生活的每一天，让我学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那就是让你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团结在你身边，这是人世间最美妙的事情，而且要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向舰长汇报道：“我们以同样的速度和方向跟在萨佛雷号后面，距离它有30米左右。我们一切正常。”我不知道自己的驱逐舰到底在地球表面的什么方位，但是我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告诉了我驱逐舰的航行状况。
1945年初，不管我乘坐去总部的哪条船舰，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船舰航行于波光闪闪的太平洋上，当你作为“专家”在甲板上悠闲地走动，并让技术人员征询并接受你的建议是令人惬意的。然而，当舰船发动攻击或遭遇攻击时，全体船员会共同应战，此时我这个“外人”就不受欢迎了。我讨厌那种无助感。有一次，我所在的驱逐舰午夜时分向一小纵队日本战舰发射鱼雷攻击时，我就感受到了这种无助。驱逐舰上的船员运用了我所教授的方法作战，但我并不是在带领大家一起作战。还有一次，当我从雷达上看出有一群日本飞机冲入了我们的飞机编队，并且坠到了离我们不远处的另一艘驱逐舰船尾附近时，我又感到了这种无助。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到日本神风敢死队的袭击，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日本人的这种奇怪的行为模式。我能想象到，当战斗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为了在紧急情况下求生，自己也会采取本能的行动。但我无法想象自己早晨5点醒来，去教堂祈祷，然后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得驾驶飞机目标明确地撞向敌船。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海军旅程（9）
1945年7月23日，在距离日本海岸东南八九十公里的地方，我登上了我的第十九艘也是最后一艘驱逐舰——美国海军军舰德海文号。它是第六驱逐舰中队的旗舰，这个中队的船员里有我的老朋友乔•；沃克，并且这艘驱逐舰也是由原菲利普号的老舰长比尔•；戈洛尔曼指挥。在8月7日，我完成了我在德海文号上的“视察和指导”工作，秘密地乘上一艘快艇，驶向海军的一艘支援舰卡喀朋号（编号AO52），开始去珍珠港执行新的命令。
当年8月6号，原子弹落在了日本广岛，在一瞬间有80000人丧身，100000人严重受伤，98％的城市建筑夷为灰烬。我们知道的消息全都来自一个简短的无线电广播，但每个人都知道和平的曙光就在眼前了。在我的新同伴中没有人了解原子能，对原子弹的了解就更少了。但是我在舰上的小图书馆里看到了一套全新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我就自告奋勇地打算对这个课题做了一个小研究，最后研究的成果足够为船员们写一篇小的简介了。在所知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意识到这件事与珍珠港事件一样，对我们不远的将来至关重要。
这是我第一次不知道该写什么？对自己要写的所知甚少吗？还是最后一次？
但愿吧。
对这个任务最后几个月的记忆模糊了，但我服役过的舰艇长官对我表现的评价都保留下来了。尽管有些提供证明的舰长，日后并没有成为美国海军中引人注目的高官，但它们是我在那些岁月中留下来的实在东西，是我可以向人展示的财富。
作为一个巡回传授经验的“专家”，有时我的生活忙得令人难以想象，而且也非常丰富，从战斗到闲谈，无所不有；有时我的生活却非常孤单、寂寞。因此，我一直随身带着缩印版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纽约客》杂志（由《读者文摘》杂志出版），里面虽然没有广告，但毕竟能够告诉我在战场之外，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没有雷达信号，没有没完没了的地平线，也没有在两个星期内萌芽、开花而又将枯萎的友情之花。
我从一艘驱逐舰调离到另一艘驱逐舰时，舰长们的报告帮了我不小的忙。这些报告满足了我的要求，也证明了我作为指导专家的价值。孩子想要得到的是表扬，成年人想要的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但在战争时代，如果你不是战斗机飞行员，也不是潜艇船员的话，这种证据是很难找到的。因为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计算出自己打下来的敌机数，潜艇船员可以记录下自己击沉的敌舰数，而其他人就很难找到所谓的证据了。舰长似乎注意到了我身上的一些优点，这些优点似乎和我日后的生活关系更加密切，而和我作为一名海军上尉的身份关系倒不怎么密切：
布莱得利海军上尉是第一位同时拥有实际经验，同时具备还理论基础的战斗信息中心训练官员……他为人热情，而且富有口才，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志愿和普通水兵一起站岗……他提高了所有参与战斗信息中心工作官兵的工作热情。
——美国海军驱逐舰罗宾逊号（编号DD562）舰长E•；B•；格兰森1945年3月14日
布莱得利海军上尉的工作……深受我们的赞赏。再好的书都没有他的课让我们更感兴趣……布莱得利海军上尉来到我们军舰上，不仅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