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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他们之前拒绝了自己新闻界朋友的要求，包括《纽约时报》的亚瑟•；苏兹伯格，他们极不情愿接纳我，但是最后多莉还是同意了。第二天早上，她还开车将我送到贝尔格莱德，我们在车上担心的是万一大使夫人遇到车祸，会发生什么让人害怕的事。想想吧，万一大使夫人遇到了交通意外，而且只穿着拖鞋，睡袍外面只披了件外套，别人看到这番场景该作何感想。
苏联人终于前往戒备森严的布里俄尼岛，和铁托元帅会见，但是在他们去那儿之前，先访问了萨格勒布，然后往北到了布雷得，那是位于原奥匈帝国腹地的一处风景名胜。从萨格勒布到布雷得的驾车旅行的一路欢声笑语不断，每四名外国通讯记者分乘一辆汽车，汽车由南斯拉夫情报人员驾驶。这些情报人员至少都懂点英语，我们在说到各种反共的俏皮话时，他们也会在一边陪笑。我和诺伊斯、美联社的爱德•；科里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比尔•；斯通曼共乘一辆车。我们老是被南斯拉夫的士兵拦下，没有我们司机的帮助，每遇到一个路卡，我们必须自己解释清楚才能继续前进。我们最后推举斯通曼作为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直到有一次他大发脾气才作罢。他如果是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时候，脸上会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在一个士兵的眼前晃着他的身份证明，绅士气派地笑着说：“我料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吧？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我们的司机几乎无法压住自己的笑声，但是我们永远都被挥手放行。
1956年10月28日的清晨，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丹•；阿佛尼打来的，他是以色列大使馆的新闻随员（可能职位比这还要高），他是我做美国使馆新闻随员时认识的朋友和同行。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9）
我能从他短促有力的语调中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和很多以色列人一样，他年轻时，曾在英国陆军里服过役。）这种紧张是有理由的。头条新闻都很不祥。在埃及，当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在沙漠中划了一条不可侵犯的疆界线。而英国、法国和以色列都准备做出反应，也就是侵略。在匈牙利，民众反苏的情绪已经演发成了反苏的革命。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在为自己的连选连任进行最后一个礼拜的宣传。
没有人会猜到10月24日会发生什么：一支包括重型坦克在内的苏联军队占领了匈牙利，肃清了反苏的革命。
在10月29日，以色列打算通过入侵埃及来“清洗埃及游击队员在西奈的据点”。
11月5日，在经过差不多一周的炮击和空中轰炸后，英法入侵了埃及，伞兵分别降落到了在苏伊士河口的塞得港和福阿德港。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而艾森豪威尔将要撤出对英法的支持，这会大大加快停火协议的达成。
丹•；阿佛尼知道我有多么盼望第一次前往以色列，他在10月28日清晨的电话里提醒了我。我们很多次地谈论过这个话题。他说现在就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就是现在。实际上，他告诉我，就有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会在今晚离开，要是我抓紧的话，他觉得我还能在飞机上找到个位子。实际上，就是认为我要离开的，还特地为我在预定了一个座位。
事实上，这是在以色列军队第二天早晨侵入西奈、加沙并占领苏伊士运河前，最后一班降落在特拉维夫的商业航班。我一个人待在丹宾馆，周围和平常一样，都被一帮《生活》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给包围，更别提他们手下的那帮听差了。他们会帮忙租车，预订，分类拷贝，应付审查员，让通讯记者可以自由地采访报道。这帮听差也是最难对付的敌手。在《新闻周刊》，我们感到很受信任，因为我们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会被登在杂志上，而不是会经过杂志社里的专门写手重写。
这是我自在太平洋的驱逐舰上的日子之后，第一次直面战争。我很紧张，我需要写出自己的报道，来记载以色列快速进占埃及的过程。我的报道就在宾馆外面那些排成一行等候的计程车里向我招手呢。我早已经忘记了那个司机的名字，但是当我问那个司机我要怎么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简单地我说，“我怎么样啊？”他其实是从军队里周末休假，就在我们交谈时，他所在的军队还在加沙地带外围奋战。他说，他打个招呼，我们就能深入90公里的哨所，再往前十公里就是前线，能亲眼观战，还能和士兵谈话。他保证说：“那儿有很多美国人。”，然后他还会开车把我带回去正赶得上吃晚饭。
他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在那天晚上整理好自己的资料，这篇报道被一字未改地刊登了出来：
乘坐出租车感受战争
本杰明•；布莱得利，《新闻周刊》欧洲通讯记者，现在正在报道以色列的前线状况。他久历阿拉伯世界的战争和反抗（有一次他因为在阿尔及利亚的采访太过深入，而被逮捕）。布莱得利及时从巴黎飞抵了特拉维夫机场，来亲眼见证以色列占领加沙和攻破埃及军事部署的过程。
这是一场奇怪的斗争。从特拉维夫沿高速公路取道雅法到加沙战场，只用驾车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坐在一辆七座的克莱斯勒冒险家豪华计程车前往前线（以色列的军队指挥官禁止新闻记者随军采访。）
一个半小时后，我看到了以色列和埃及军队之间决定加沙命运的战争。这场战争就在我的眼前打响。
我听到美制的野马飞机（二战中常用的一种机型）在上空懒洋洋地盘旋，然后分别穿过埃及稀疏的高射炮火，用炮弹、火箭和机关枪攻击锁定目标。
战争的情景让我从乡村和煦明媚的虚假和平迷梦中惊醒。在梦里，番石榴和桔子林都郁郁葱葱。而在路边的吉布茨（农舍）里，孩子们会在空袭掩体里玩着射杀伞兵的游戏。
民兵：作为在加沙附近的人来说，田野被抛荒了，即使有农民在田野工作，背上也扛着枪。距离加沙大约八公里的地方，一名以色列的卫戍士兵从前线的一座城堡里向我们挥手打招呼。而在距离埃及城市加沙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山峦顶峰，两军鏖战正酣。一开始，除了城市投射在蓝色地中海上的黑色剪影外，我什么都看不见。忽然出现了一道橘红色的闪光，接着浓烟四起，并响起了迫击炮让人震耳欲聋的声音。敌方回以闪光，炮火齐鸣，最后是机关枪扫射的声音。
我面向加沙，以色列的军队在炮兵齐射的掩护下，向前进军。我爬到了一块高地上去，从这个孤零零的看台上我可以近距离观察战争的进展。
4架歼击机从面呼啸而来，在离地面一两百米的地方掠过。鉴于它们的飞行方向，我觉得它们是埃方的飞机，正在寻找一条并不存在的壕沟。但它们其实是以色列的飞机，通过地对空电波信号指示，它们在寻找很小的军事目标。
我往后看了一眼，确定等待我的出租车的位置。在这个荒芜的乡村，整整一个营的力量忽然一下真实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由坦克出任先锋的另一支特派军从另一侧向加沙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并不算是什么战役。圣经中的歌利亚就诞生于斯。加沙的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伤痕。大多数战斗都是在外围打响的，埃及人在那里修筑了工事。
举起手来：一位以色列的高级指挥官哂笑。埃及人可不是什么好士兵。他们将枪举过头顶，接着就想逃跑。然后，他们会丢掉枪，将手举过头顶投降。在我们返回特拉维夫的一路上，我们都能看到埃及人同样的自大、骄傲和轻蔑的情绪。
在以色列的城市里，你几乎找不到战争的痕迹。人们排队等待乘坐公交车（很多公共交通设施已经被征用了）和买汽油。有几辆车被涂上了水和泥的混合物做掩护。偶尔可见一扇窗户上被糊上了纸，用来防备埃及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的空袭。陈年褪色的窗帘实际上就发挥了灯火管制的作用。汽车的车灯上装了蓝色的透光镜，发出幽暗闪烁的光芒。因为新闻审查员的严谨工作，报纸上留下了一块块白色的天窗。
当我驾车从特拉维夫向北前往海法时，沙伦平原安详地沉睡在漫天璀璨的繁星下。只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守卫着高速公路的交界处，这条公路的分支通向约旦的国境，离它只有不到八公里。以色列人满意地发现，在他们和约旦麻烦不断的八年休战中，这条与约旦的边境线还没这么安静过。
多年后回首，这篇报道听起来就像是个驱逐舰上的水手的叙述，完全不熟悉军事战略，只能像个孩子似的看到军事行动的表象，而且还沾沾自喜，真不愧是从出计程车的小视角来看大战争。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10）
几天后，我为了另一篇报道而在海法周围的码头闲逛，想收集一点关于被俘的埃及潜艇细节。我突然一下发现潜艇艇长本人身着全套制服，表情肃穆地坐在一辆汽车的前座，眼睛还被蒙住了。他将在距离海法不到两公里的以色列海军基地接受审讯，那个基地是在山里面。他们带着这个艇长坐着汽车兜了半个多小时的圈子，想要让他搞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又到过何地。我从车窗里斜拍到的那个被蒙住眼睛的埃及人的照片，这张照片出现在了下一期的《新闻周刊》上。
我曾经为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深深折服，现在依然如此，因为他们精力过人，因为他们妄自尊大。当我们无法习惯于在敌人的枪口下过日子时，他们对我们的谦虚态度，以及他们的执着和理想主义气质让我也深深折服。当以色列人告诉我敌人已经很逼近了，我总是不明白，直到自己听到不远处火光通明，并传来了枪炮声。
我为那里有那么多的美国人而吃惊，他们不仅在精神和价值观上和我们一样，他们真的就是美国人。如果你喊一句：“有美国来的伙计吗？”顿时间就会应者云集啊！
以色列军队非常迅速地在西奈半岛打垮了埃及军队，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转到了纳赛尔国有化的苏伊士运河，以及英法会如何应对这一国有化问题上去了。显而易见，我应该去运河那里等待新闻，但是怎么去那里，当时我可不太清楚。我们这些急急忙忙奔到以色列来的人都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即使我们真得见到了一鳞半爪的战争，因为我们错失了采访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发生骚乱的机会，这些事件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当然，话说回来，要是我们错过了采访埃及新闻的话，那也太该死了。
我曾向纽约的编辑发去如下建议：我绝对没有机会从特拉维夫前往运河区。以色列军队指挥官告诉我，他们不会前进（至）运河，他们会停军在离那还有十公里左右的地方。看上去，这10公里可没办法独自通过。
当一个搭便车前往雅典的机会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决定好好利用，因为从雅典到塞浦路斯有好几个航班，包括第二天早晨九点就有一班飞机。因为不管英法联军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们都会先从塞浦路斯开始。在七点前，我就到了雅典机场，说服机长少带了60公斤的货物而捎上了我。当我抵达尼科西亚时，英法联军的指挥官当然已经挑好了所有他们信任的记者。但是当法军在塞得港旁边的福阿德港登岸一个小时后，他们又多挑中了一个人——我在两港之间已经确保安全的机场着了陆。
这两所城市都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记者来说，首要问题永远是交通问题。你怎样在自己从未见过的一座城市里到处走动，又怎么采访语言不通的人并获得资料？我的外国通讯记者朋友都知道，如果当地有大使馆的话，密切注意它会放出的绝佳内幕消息，那可不啻福音啊。在那时候，你要是想要吉普车啊，手枪啊，或是一顿像样的晚餐（或佳酿）啊这些“实质性”的帮助，与《巴黎竞赛》杂志的摄影记者混在一起可是个好主意。我认识的《巴黎竞赛》里的摄影记者吉恩•；罗伊是牛仔中的牛仔，他的名字ROY在法语中可以读成“国王”一词的发音。他娶了女演员劳拉•；孟黛兹。他穿着法国陆军的军服，在一辆埃及陆军吉普被法国军队解放没多久后，他就把这辆车给截了下来。我们接下来三天的行动中一直都有罗伊的参与。除了一名司机之外，还有人称“斯基姆”的戴维•；西摩，他很善饮，也为《新闻周刊》工作；还有我的老搭档弗兰克•；怀特，他当时是《生活》杂志巴黎分部的负责人，有时国际新闻社欧洲分部的老主管“手柄”霍华德•；汉德曼也会加入我们行列。由于罗伊，我们总能在被炸房屋的地下室里吃上一顿有比目鱼、色拉和冰镇法国白葡萄酒的美味晚餐，这些美味都是那些在垃圾堆里翻捡食物的食腐动物不曾“染指”的。
第二天，我们驱车经过那所废墟之城，人群鼎沸，可是城镇已遭抛弃，我们在黑暗无光的太平间里数着尸体的数目，直到忍不住恶心呕吐为止。我们看见卡车将一袋袋面粉分给三天没有吃东西的人群。我到现在还能看见斯基姆纤瘦的身影，他站在吉普车上，在黑暗天际的背景下投下自己的剪影，他静静地拍摄着埃及人争抢着撕开一包包面粉时的骚乱情景。
两个小时后，他就失去了生命。罗伊也和他一起离开了人世。
我和怀特单独离开，准备整理资料并写篇报道。罗伊和斯基姆当初是开车沿着运河边的高速公路离开了安全地带，进入无人区，他们最终进入了埃及的领土，却在那儿遭人伏击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和怀特正在写新闻。其实，这一天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截然不同，我们本来没必要进行资料归类；这个小时对我们来说也会不同，其实我们还有写文章的时间，没必要那么着急地写文章。但要不是如此，我和怀特也有可能离开了人世。
整理材料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完成的。法国人建议通过摩托船将我的文章送到吉恩•；巴特号军舰上去，它当时正停泊在地中海的某个海域。他们还告诉我，我的文章在那儿可能会受到审查，然后通过电波在某一天传送到土伦和马赛去，从那儿转到巴黎的PREWI电台，再发给纽约。我觉得这根本就行不通，这里没有建立任何可以工作的民用设施。所以我哀求了半天，混上了阿特拉斯空军的一架飞机前往南塞浦路斯的阿克罗提里，在那里军队已经控制了所有的通讯设备。我们在那架二战时生产的四引擎约克轰炸运输机上找到了两个空地，当时已经没有位子了。我们不间断地飞行了十个小时，飞机还不是全封闭的。终于我们抵达了法国南部的耶尔，在那里，我们听一名在几小时前吉普车爆炸中几乎失去全部两个睾丸的法国将军呜咽了半天。从耶尔到巴黎就只有三个小时的旅程，我在那里写出了这份新闻电讯稿：
塞得港现在是苏伊士运河河口一块丑陋流脓的烂疮。那儿公墓上散布着成百具还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在地中海炎热的阳光直射下，尸体快速膨胀，上面还黑压压地伏着一群群苍蝇。
医院里只能靠蜡烛来照明，病房里挤满了呜咽的伤兵。街道为残垣断瓦所阻塞，也有些地方的排水管道和输水管道破了，街道上一片汪洋。一个不留神，低垂的电线就可能要切掉人的脑袋，威胁着人的生命。
蒙着黑色面纱的妇女一动不动地坐着废墟中，无声地哽咽。男人身上肮脏的睡衣已经只剩条缕，他们和赤足的孩子们一起在废墟中翻捡瓶瓶罐罐。死去的山羊和驴子在街头腐烂，除了那股恶臭以外，人们仿佛看不见它们的存在。死亡、烟雾和排水道里的那种刺鼻的混合味让人无法逃遁，你只觉得它哽在喉头。
即使是在船和飞机将英国军队运抵塞得港之前，英国皇家空军的“毒牙”和“猎人”战斗机在海军炮火的支持下，已经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
黄色灵车：英法联军指挥官之一的休•；查尔斯•；斯托克韦尔中将告诉来自塞浦路斯的通讯记者，只有一百名平民在塞得港被杀。他说话的同时，我们这些在这儿已经待了两天的记者，目送着一辆装满了尸体的黄色可口可乐灵车向一座公墓驶去，那儿总共有三座公墓。有二十七具尸体被卸下。那些足够勇敢能够忍受死尸气味的人，又在鲜亮的紫色九重葛丛下数出了另外一百具等待掩埋的尸体。至少有2000人罹难。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