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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苡心芰ΑＮ以痘⒍儆时ā返姆贫�•；格雷厄姆工作过；《圣路易斯邮报》的乔•；普利策和我一起上过预科学校；《芝加哥太阳时报》的马歇尔•；费尔德的姐姐和汤尼是朋友。奥斯本•；爱略特和我在只有两人的时候，对他们三个人不停地评头论足。
有一天，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后，我喝了几杯烈酒，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给在纽约的爱略特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说，我马上要给菲尔•；格雷厄姆打个电话。
这是我打过的最棒的一通电话了，最幸运，最有效，让人最为激动，回报也最为丰厚，而且只有回报，没有损失。
菲尔本人接了电话。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希望尽快跟他谈谈有关《华盛顿邮报》并购《新闻周刊》的事。他简单地回答说：“为什么你不过来谈谈呢？就现在。”
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他的客厅里了。我在那里和他谈话，努力回答他提出的每个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关于人事方面的，哪些人很优秀，哪些人不够出色，以及到底为什么。我们一直聊到将近凌晨五点。九点钟的时候，我按照他的指令，带着五十页的备忘录重新回到他的住处。格雷厄姆跟我说：“只是些随便想到的东西……只有我会看到这个。”
我几乎不认识菲尔•；格雷厄姆。我之前为他工作过，那时《华盛顿邮报》规模还很小，每个人都互相认识，我们打过一两次交道。有一次，我让他支持我申请尼曼学者奖学金，他回答说：“去你妈的，你不是在哈佛念过书了吗。”有一次他让我帮他推动解除华盛顿游泳池种族歧视的工作。还有一次，我请他准我一段时间的假，我想到巴黎大使馆去工作，他说：“你们这些禽兽都好不到哪去，在报纸上发了几篇豆腐干文章就无法无天了。”但是，他为我向让•；莫奈、艾森豪威尔将军、诺斯塔德将军和其他人写了很棒的推荐信。我当时不知道菲尔•；格雷厄姆正遭受严重的阵发性狂躁抑郁症的折磨。而我深夜打来电话时，他正好精神状态不错。
说到底，我投奔菲尔•；格雷厄姆，只是想让格雷厄姆知道，如果《新闻周刊》能得遇明主，如果格雷厄姆能放手让记者们投身一切实际工作，那么《新闻周刊》是会大有作为的。《新闻周刊》也有可能落到那些既不懂行，又不知道如何挖掘其潜力人的手里，这可能都不用花多少钱……可能只要花几千美元解雇费就成了。《新闻周刊》也许能够助《华盛顿邮报》一臂之力，使其在全世界和全国业界内的地位更上一层楼。在我想和菲尔说这些话前，他早就了解到这些了。他所想和我讨论的只是人事安排。他想知道华盛顿分部和纽约总部的人事情况，包括负责新闻采访和负责杂志运营管理的人员情况。天知道我那天说了些什么，他的热情和兴趣感染了我。幸运的是，没有任何有关这一次谈话的书面材料流传开来，而我在早晨九点送给他的那份五十页纸的备忘录，也托他大恩大德，再没有在江湖上出现过。我很确定，我当时并不谨慎，他的不谨慎鼓动了我的不谨慎。在我离开之前，他已经开始谈论“我们”“能够”怎样怎样了。
我那天就向爱略特汇报了这些情况，还把我的老板肯尼思•；克劳福德拉入彀中。两天后，格雷厄姆、克劳福德、我以及菲尔的秘书查理•；派洛达斯一起乘上了前往纽约的火车，去见奥斯本•；爱略特、商业经理吉布•；麦柯比以及伟大的福瑞兹•；毕比，他有可能退出克拉瓦思律师事务所，去接手《华盛顿邮报》。他原来在克拉瓦思律师事务所工作、该律师事务所守护着迈耶和格雷厄姆家族的利益。火车刚到了巴尔的摩北部，格雷厄姆就让我和派洛达斯离开那节车厢，让他和克劳福德私下聊上几句。我和查理十年前就已经是朋友了。他曾在克拉瓦思…德格斯多夫…史文…伍德律师事务所做秘书，他还认识我外祖父德格斯多夫。
毕比在宾州车站等火车，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会给我生命带来巨大变化的人。要不是他目光如炬，嘴里又叼着支雪茄烟的话，我一定会把他当成是联邦情报局的特工。他身穿深蓝色的外套，头戴褐色的费多拉帽，试图在肮脏的瓦墙掩映下显得比较引人注目。在后来的一次会面中，毕比用不信任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就好像格雷厄姆看着爱略特一样。我们两人都是如此希望能够博得对方的赏识，结果我们的这种判断最后证明是错得一塌糊涂，但是当时我们都觉得双方都彼此认可了。
毕比悄声不响却迅捷地安排好了一切，将格雷厄姆的热情变成了一系列的疑问和答复，在未来，这些问答为切实的行动计划奠定了基础。《新闻周刊》是否真的会被出售？福瑞兹觉得……这只是家周刊杂志，这可不是以最大限度地赚钱来缓解人类痛苦的基金会感兴趣的投资模式。
保守派的文森特•；阿斯特基金会愿意把东西卖给自由派的《华盛顿邮报》吗？传奇式的保守派上校罗伯特•；考米克在七年之前就把《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卖给了菲尔•；格雷厄姆，文森特•；阿斯特一开始支持罗斯福的民主派（他当时还是罗斯福在哈得逊区寓所的邻居），之后他变成了保守派。毕比觉得事态应该会这样发展。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易主；肯尼迪；菲尔（2）
我之前同文森特和布鲁克•；阿斯特一起吃过饭，那是《新闻周刊》从前的编辑哈里•；克恩的安排。他当时搬到了文森特家的公寓里住，因为他深受文森特的宠爱。当毕比知道这件事，以及奥斯本和菲尔都认识她之后，他的眼睛就真得闪闪发光了。
《华盛顿邮报》买得起《新闻周刊》吗？毕比说他会找“哈维叔叔”搞清楚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暗指信诚保险公司的首席信贷员，“哈维叔叔”这个代号是以毕比还在世的叔叔命名的，他是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个头面人物。价格呢？没人知道。
还会有谁想要买呢？奥斯本从华尔街那儿打听到，米尔家族也想参加竞价，用《新闻周刊》手头的现金来支付定金。毕比再一次微笑了。那个“卖破番茄酱”的诺顿•；西蒙实际上真的感兴趣。图书出版商道布尔戴也有兴趣，也参与了竞价战。
在回华盛顿的路上，克劳福德向我们坦白了格雷厄姆和他谈话的内容：欧内斯特•；林德利会出局（“我们会另外给他找份差事”）。克劳福德将会接手华盛顿的专栏（“你想要这个位子吗？”）而布莱得利会接管华盛顿分部（“他能胜任吗？”）这让我大吃一惊，正如传言所说的那样，其实他也不总是游手好闲。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切都处于高度机密的状况，大多数行动都在纽约进行。毕比在和“哈维叔叔”核实价格的问题，奥斯本开始游说布鲁克•；阿斯特让他觉得菲尔•；格雷厄姆就和表面上看起来一样，是个不错的人，而且他和最好的朋友本•；布莱得利就是不要命了，也想这桩生意成交。在华盛顿，有一阵子很难找到菲尔，我开始担心他的兴趣是不是变淡了。（实际上，他的抑郁症发作了一段时间，那时他真的没多少热情了。）但是毕比向我们保证，这桩并购案仍在进行之中，我们还有机会。
突然一下子，大日子就到了。1961年3月9日，阿斯特基金将决定《新闻周刊》的新东家。《华盛顿邮报》的代表团里有菲尔、他的妻子凯瑟琳、约翰•；斯维特曼和罗斯•；威金斯。凯瑟琳当时只是在忙着料理家务和照顾小孩，约翰•；斯维特曼在生意场上精明又铁面无情，他的不懈努力才让《华盛顿邮报》保持赢利。前一天，他们在纽约的卡莱尔宾馆入住，他们邀请我那天晚上和他们共进晚餐。前所未有的一场暴风雪使得机场被迫关闭，而我却搭乘了一辆夜班火车，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8点，火车被一堆巨大的冰碛所阻，就停在了巴尔的摩外面。我都绝望了，担心自己会错过这场好戏，但是幸好刚过一点，我就赶到了卡莱尔宾馆。我发现他们都在电话旁别扭地挤成一堆，还在等掌管阿斯特基金会的艾伦•；贝兹打电话来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在《华盛顿邮报》集团的核心层里，其实只有菲尔•；格雷厄姆真心实意地想将《新闻周刊》收归麾下。凯瑟琳担心菲尔和自己的身体健康。几天后，她就因为肺结核而接受住院治疗。斯维特曼担心这桩收购会让《华盛顿邮报》陷入负债的境地。罗斯打心底里觉得要是《华盛顿邮报》有那么多的钱去买《新闻周刊》的话，还不如把这笔钱花在提高《华盛顿邮报》自身的编辑质量上呢。
喝过一两杯血玛丽鸡尾酒后，格雷厄姆再也忍不住了，说要去冲个澡。当然，就在这时，电话响了。菲尔从浴室一跃而出，随便裹了条毛巾就去接电话。我们只听到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对着电话听筒“嗯”上一声。然后，他挂上电话，对我们说“搞定了，”我当时是真得激动得全身发抖。我知道我的生命又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并不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的任务是给爱略特打电话，然后根据安排，格雷厄姆将搭乘在新闻编辑室的电梯，同艾伦•；贝兹在会客室会面。贝兹将会带格雷厄姆参加一次员工大会，向所有员工进行介绍，而菲尔将会即席发表一个热情洋溢而又激动人心的讲话。我随后一个人进来，我们都在《新闻周刊》的接待室里等贝兹，这时小麦尔肯•；米尔走了过来，他看到了菲尔，大吃一惊，跑过来问他在这里干嘛。他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他爸爸也是三分钟之前才得悉这场变故的。但是当那个老头子看着我偷偷溜进职员大会时，他冲着我吼道：“怎么了，本？决定大开杀戒了吗？”我不禁想起那个当年因为租了辆过宽的豪华轿车，开不进温莎公爵及夫人豪宅，而惨遭开除的那个可怜家伙。
菲尔的讲话只就我们想要做出承诺的部分，向职员们作了保证。他向我们所有人保证我们都会过得很好，虽然在这方面他说得有点轻描淡写。
结果证明，我们所有人在《新闻周刊》的这单生意上都大赚了一笔，尤其是我，但是对于《华盛顿邮报》来说，这也是他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价钱谈到50美元一股，也就是说总共一千五百万美元就能成交。但是《新闻周刊》自身在银行里的现金存款只有三百万美元，外加在圣地亚哥电视台一半的收益，后来这批股份卖到了三百万美元。所以实际的价格也就九百万美元，毕比的“哈维叔叔”信诚扛下了这笔交易中的大部分款项，毕比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为了购买《新闻周刊》，真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也就“大概75000美元吧”。这个数字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所知道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新闻周刊》平均每年也有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收益进帐。我得到了《华盛顿邮报》的股份回报作为中间人佣金，《华盛顿邮报》的那些人对我大加嘉许，十分赞赏。我的人生和经历了并购事件的《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一样，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
我的人生因为与肯尼迪一家的友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肯尼迪一家正在改变华盛顿的面貌与风格，同样因为《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并购，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肯尼迪一家人都很喜欢举办聚会，因而那些聚会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标志这一改变。肯尼迪喜欢和一帮他精心挑选出来的朋友一起，活力十足地寻欢作乐，尤其是和那些衣着华美的美女们在一起。他们喜欢让乘喷气机旅行的人士和政治家们混在一起，让记者和他们的采访对象打成一片，让学术圈和娱乐圈里的人比肩而坐，让旧友和初识之间毫无阂隙。杰奎琳是这些聚会的主办者，而杰克是真正沉浸其中、充分欣赏的人。他们在白宫期间举办了五、六次舞会，人们就是在这种场合下相聚一堂。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易主；肯尼迪；菲尔（3）
参加聚会的人永远不会老，女士们都打扮入时。你必须掐自己一下，才能让自己醒悟过来自己是身在白宫的绿厅里，而那个在舞池里跌跌撞撞的家伙不是个找不到舞伴的流浪汉，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的副总统林顿•；贝恩斯•；约翰逊。
有时那些最为亲密的朋友会收到通知，让他们在晚饭后再过来，有时我们就拿这个作借口解释我们为什么没在场。肯尼迪他们必须请些别处来的客人共进晚餐。这些客人中很少有爱尔兰裔秘密政党里的人，人们认为这些人是爱尔兰天主教政治上的盟友，他们一般来自波士顿。从很多角度上来说，这些人不论是在个人关系上，还是在政治立场上，都要比那些红男绿女与肯尼迪的关系更亲密，也比那些学者们更亲近肯尼迪。这是肯尼迪性格上的分裂矛盾之处：他一半是个“爱尔兰化”的政治家，性格强硬、脚踏实地、好色而又意气用事；另一半却是个优雅、高贵而又聪明的“小资情调花花公子”。只有少数几个人能身兼这两种气质。
尽管这些舞会十分浮华无聊，但是我总是觉得新闻的头条和舞池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
1962年2月的一场舞会之后，十一点半时，总统横穿舞池向我走过来，跟我说他有条特大头条新闻给我，问我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更改《新闻周刊》的封面了。当时已经太迟了，但是我相信他对新闻重要性的判断力，既然他认为这件事值得上封面，他就真的会给我些重要的新闻素材。他离开时，让我凌晨十二点半在绿厅等他，在皮尔的壮观杰作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雕像下等他。我准时到了那里，在那儿我和凯瑟琳•；格雷厄姆进行了一番交谈。肯尼迪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9个月前被俄国人击落的中情局U2侦查机的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威尔，将会和苏联情报机关的上校鲁道夫•；亚伯进行交换。这位上校是美国逮捕的最高级别的苏联间谍。亚伯是被叛徒指认出来，以秘密收集军事情报而定罪的。
总统告诉我，再过一两个小时这个消息就将公诸于众，他问我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更改《新闻周刊》的封面。
是来不及了，但是要是打个电话给我们的“姐妹媒体”《华盛顿邮报》（我们都爱这么称呼《华盛顿邮报》），让它从此对我感恩戴德呢，还是来得及的。我去找菲尔•；格雷厄姆，问他《华盛顿邮报》还有没有时间加一个标题新闻。他说还来得及，就把我拉到了电话机前。我记得当时我就坐在白宫大堂里一扇巨大窗户的窗台上，窗外就是拉法耶特公园。他让《华盛顿邮报》的夜间编辑接电话，聊了几分钟后，他把话筒递给我，说道：“好了，小鬼，开始口述吧。”
我从未体验过这种经历。设想一下吧，一个记者从美国总统嘴里搞到这条消息，然后从白宫的舞池打电话给人口述一条独家报道，还会成为标题新闻，旁边还不时传来莱斯特•；拉宁交响乐队的旋律。也就是这个，使得肯尼迪对我心怀忌惮，而我却对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心怀忌惮。即使是现在看来，对于一个总统来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被这束缚住手脚，我还是要去面对职业的挑战，去享受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登载我那篇没有署名封面报道的《华盛顿邮报》大卖了165000份，《华盛顿邮报》提前两个小时刊发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这使得肯尼迪的新闻官皮埃尔•；塞林格很不高兴，他还准备把这条独家消息告诉在场其他的记者呢，比如说《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汤姆•；罗斯，美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比尔•；劳伦斯，以及专栏记者罗兰•；埃文斯。当格雷厄姆和我打完电话，重新回到聚会上时，其他的记者们都焦躁不安地看着我们。他们之前看见总统在舞会上消失了三次，现在格雷厄姆和我明显私下在做了什么勾当。在凌晨2点的时候，总统又消失了一次，根据之后他对我说的版本，他是去和柏林方面通了电话，保证交互囚犯的行动得以执行。当总统听到行动确认的消息后，他给塞林格发出了信号，让他去通知罗斯和其他记者，并再次回到了聚会里。
我和总统有一次关于这件事的短暂对话，把其他许多记者气得不轻，特别是那些为电台卖命的家伙。那是在舞会四天后，肯尼迪一家、汤尼和我一起吃晚饭，在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