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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弹了。
还好，我的泪腺还能正常工作，家里其他人也一样。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开始商量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了。支架肯定是需要的，因为我的腿部没有知觉了，倘若没有支架的话，有可能永远也无法直立了。支架最下部有一块踏板，踏板绑在我鞋子下方，这样不仅可以让我的脚部能够受力，而且支架上面铁板的重量也不至于把脚掌处的铁板压弯。得有人（典型的美国老爹）一天两次抬我进浴室，给我洗热水澡。家人还经常为我祈祷。
这么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突然而至的病魔，我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悲观地去想自己的人生可能从此就变作铅灰色的了。我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内心到底有过多少念头，有过怎样的念头，但至少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从来没有为明天担心过。一秒钟都没有担心过。我从来都没有在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坐在轮椅上的场景，或是自己带着支架、拄着拐杖的样子。当然，我对自己明天何去何从也把握不好。
我那时发现了手淫能给自己带来快感，当我发现自己那个部位的功能“恢复正常”后，手淫的次数就更多了。（编辑老师请注意此处的文字是否对于读者而言，不太妥当，请审改。）
葛兰特公司研究项目的心理医生和后续研究人员认为，我对现实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对这一点印象颇深。我现在却在想，我当时到底是在适应现实，还是根本没把现实当回事。不管怎么样，弗莱德•；哈贝尔去世一个月后，我又躺进了救护车（我父母的朋友付的钱），警报器声震耳欲聋，救护车一直开到了我们家在比华利的大房子。躺在床上，我可以看到窗外那高大挺拔的衫树，我几年前曾在上面搭过小树屋。我能听到贝克岛上的雾角声，我还能听到窗外夏季女神来去匆匆的脚步声。我哥哥和妹妹眼睁睁地看着一盘盘树霉和纯奶酪端到我身旁，还有皮尔斯公司的很多美食供我尽情享用——这些都是我父母的朋友送给我的礼物，他俩只能一个劲地摇头叹气，他们已经连续73天只靠吃汉堡和苹果酱度日了。他们总是在抱怨，担心把我宠坏了，其实他们嘴里的话和心头的怨气相比，已经算是是很轻描淡写了。
到了五六月份，天气就开始热起来了，但是我不害怕也没有感到无聊。多亏家人在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安了一副吊环，我就能够在床上侧身了。母亲借用一块演示黑板，教我怎样玩桥牌。父亲原则上答应给我200美元，让我参与在萨福克•；唐斯举办的赌马比赛。我花了几个小时，认真研究了每位骑手和马匹的过往战绩，仔细记录下我的每笔赌注，守着收音机听着比赛结果，我基本上都能赢些小奖。我记得在劳动节时赚了25美元，钱是父亲付给我的。我对报纸上的体育新闻总是从头到尾地认真阅读（其他新闻我也不看），收听波士顿WNAC电台弗莱德•；休伊解说的红袜队比赛的实况。
家里的客人很少。偶尔会来几个大人，他们是和我父母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在圣马克中学的室友鲍勃•；波特差不多每天都会出人意料地来我家，他每次到来都让我很开心。鲍勃•；波特也是我朋友中年纪最大的，都可以考驾照了。我其他朋友的母亲对小儿麻痹症过分恐惧，她们都听不进大夫的话了。大夫说小儿麻痹症患者发病两周后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她们还是让自己的孩子躲得离我远远的。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7）
可别忘了里奥•；克洛南，他个子长得不高，但却非常健壮，是圣母大学的一名运动员。为了谋生，夏天他会在波士顿北湾地区举办的体育夏令营中担任教练，教我们这样的男孩如何投球、接球、击球、跑步、滑冰和拳击，每天都要工作五六个小时。里奥那时应该是二十三四岁左右，每当谈起圣母大学的传奇橄榄球教练罗克尼先生时，他总会毕恭毕敬的。里奥个子不够高，所以难以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员。但是，他体格强壮，而且心地善良。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我家，看望这个“倒下的”选手，并在我家吃晚饭。他差不多一次能喝光一升牛奶，亨特利…巴麦尔牌饼干你给他多少，他就能吃多少（严格来讲，这不是饼干，而是比饼干更大的甜饼，不过都是前一天晚上剩下来的）。这就是大萧条，饼干就是他的晚餐了。
正是里奥让我萌生重新走路的念头。也正是因为有了他，当我脑子里面想站起来的时候，当我鼓起勇气想站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大声说出来。我的腿部没有什么疼痛感，但是我的脚趾依然不听使唤，而且支架紧紧地箍着我的腿，我也感觉不出来自己的腿有没有什么起色。支架两侧各有一块直立的挡板，和我腿的长度一样。在支架上，每隔几公分就有一圈皮带，把我的腿箍住，这样腿就不用紧挨着床单了。支架上的钢板都由弯曲的金属铰链固定在叉架上。即便是想象一下腿上带着这么多家伙站立起来，都是令人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里奥却对我郑重其事地说，我们要在夏天结束之前重新站立起来，不要去想可不可能，不要退缩，也不要犹豫，连我父母都没有让我这样去做。
到六月底的时候，里奥终于让我鼓起勇气下床走路了。起初，他用手撑住我胳膊，扶我走路。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脚没有怎么给支架底部的踏板加力，后来我一点点地加力，挡板和叉架受力也越来越大。后来我说想自己走走看，里奥也说可以放手让我自己试着走，如果我要摔倒的话，他可以抱住我。后来，他真的让我自己走了。第二天晚上，里奥问我想不想当着我父母的面自己站起来，我同意了。他下楼把我父母叫了上来，虽然我痛苦得面部表情都抽搐了，但还是站了起来。
见此情景，大家都不禁喜极涕零。里奥又喝了一大升牛奶，消灭了一盒饼干，我们全家人则在打算让我试着不用支架走路。两个月后，为了防止腹部下垂（那时腹部的肌肉还没有怎么恢复），我就穿上了紧身衣，和鲍勃•；波特一起，来到埃塞克斯县高尔夫俱乐部，打算打几洞高尔夫。我一挥杆就把球打进了离球道50码左右的一个小溪障碍区，我只得弯腰取出球座，然后一摇一晃地走到小溪旁，打算把我的球给捞出来。我碰到了一个麻烦，我弯下腰去够小溪里的球，虽然小溪水只有四五公分深，可是我却没有力气直起身子了，也没有力气继续弯着腰了。结果可想而知，我整个人就扑通一声摔进了溪水里，在进水那一刹那间，额头重重地撞到了一块石头上。波特在一旁手忙脚乱地要把我打捞上来，虽然我满脸都是鲜血，却觉得非常开心。
返校的时候，我已基本“康复”了。我虽然没法快跑，但是我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全身的每一块肌肉也都很听话。不知是不是我太天真了，我当时就考虑来年重返运动场。圣马克中学能够将好苗子培养成才，让好学生和优秀的运动员精益求精，让他们去发掘新的机遇，例如去参加社会公益、辩论比赛以外其他课外活动。
而像我哥哥弗莱迪那种桀骜不驯的“歪才”，肯定不能中规中矩地行事，它们的命运就比较“悲惨”了。他们这种人被称作“头发干着去教堂的家伙”。理由就是他们千方百计地逃避任何体育活动，所以他们下午就没有必要洗澡，因此当他们傍晚去教堂参加例行聚会时，头发总是没有洗过，也没有梳理过，干枯得像柴火棒子，所以得其美名。我们去教堂要先听一段讲道，做两次祷告，再唱一首赞美诗。“头发干着去教堂的家伙”中可不乏大人物，例如布莱尔•；克拉克，他日后成为了《红色哈佛》报的主编，后来又当上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副总裁；还有著名诗人、普利策奖获得者罗伯特•；洛威尔，他上学时人送绰号卡尔。他们这些“人物”在圣马克中学都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但是在大家眼中，他们多多少少是些“异类”。
返回圣马克学校，为了防止腹部下垂穿上紧身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体育事业”的复兴。橄榄球根本就别想了。我那年冬天试着学习曲棍球，但我的腿脚不灵活，你总不能指望用脚踝来跑动吧。棒球对我而言略微好一点，但我还没有我母亲跑得快呢。因此，我转向去从事一些“头发干着”的运动，例如辩论比赛、编辑，我甚至还参与了话剧演出。继在莫里哀的《迎娶哑女的男人》一剧中扮演了哑女一角之后，我又在学校的一出话剧中扮演了警察。我把这出话剧一共48位演员的签名卖给了《生活》杂志——一份新创刊的精彩图片杂志。我还记得杂志第一期的封面照片，是由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拍摄的蒙大拿州福特堡的照片，当时我看到这本杂志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我也申请在学校的月刊《文德克斯》编辑部担任交换编辑职务，这可是人人都羡慕的差事，最后我如愿以偿了。当然，作为交换编辑，我惟一要做的就是给新英格兰地区所有女校的编辑们写信，给她们免费提供一份我们的校刊，并换取她们校刊的全年合订本，里面会有她们学校二年级和三年级女生的照片。
在学术交流活动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当属英国著名诗人威斯坦•；休•；奥登来讲学一个学期。奥登是我们英文老师理查德•；埃伯哈特的朋友，我们给埃伯哈特老师起了个绰号，叫“梦幻诗人迪克”。我对奥登主要有两个印象：第一，他的左脸颊下方有很大的一颗痣；第二，他洗澡不够勤快。我没能记住他的任何一首诗。在我印象中，我也没有因此而感到一丝一毫的负疚。我们都很喜欢迪克•；埃伯哈特老师，后来他也成为了一名著名诗人。从1956年到1961年间，他都是美国的国会图书馆的英文诗歌顾问。埃伯哈特写了一首《手淫颂》，首先是献给圣马克学校的老师的。（编辑老师请注意上面的文字）记得有一年秋天，他还带来一本D•；H•；劳伦斯写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可是瞒着校方偷偷给我们看的。
对于比较传统的学习科目，比方说历史、政治和古典文学，我向来在班里总是排名第二，仅次于亨利•；蒙洛。蒙洛可不是一般人，他要是做《时代周刊》杂志上的时事测验题，都能得满分。后来，他去了维克化学公司，成了一名成功人士。不过有一次我在班里成绩也排名过第一，不过那周恰好蒙洛得了腮腺炎，没能来上课。
在我小儿麻痹症“康复”后返校的暑假，我拿出了两个星期，参加了圣马克学校在布兰特伍德举办的“大师兄运动”，参加活动的“小师弟”们都来自纽约，也是在生活上有困难的白人孩子，这也是我第一次和社会弱势群体接触。我平身第一次见到了手枪，那是因为来自纽约14岁的尼克想在我屋子附近建立起自己的地盘，亮出了一把柯尔特式点四五口径手枪（后来证实，枪里并没有子弹）。有个来自瀑布河城的孩子，名叫乔伊，完全是只旱鸭子，他不小心掉进了池塘，幸好我及时发现，把他给捞了上来。我听着这些孩子们给我讲述如何从废弃仓库里偷铅管的“辉煌经历”，我也抽了自己生平第一根香烟。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8）
回到比华利的时候，我马上就快要满16岁了，我得到一份工作（是我父亲帮我找的）。我可以在《比华利晚报》当送稿生，《比华利晚报》有5000份的发行量。我觉得这份工作会挺有意思的，而我父亲也认识《比华利晚报》的老板。父亲在他去上班的路上也先把我送到报社，直到我考了驾照，自己开上了车。我的第一辆车是雪佛兰牌双人座小轿车，是辆1930年或1932年产的老爷车。这车的主人是在禁酒时期私自贩酒给我父亲的商人。这车的座位后面没有弹簧，车里也没有折叠加座，原来的加座已经挪开了，为的是腾出空间好搁酒。差不多整个夏天，每天我都要给克莱顿•；克利西和斯丹顿先生倒咖啡。克莱顿•；克利西是晚报城市版的编辑；斯丹顿先生有些驼背，但却是个好心的长者，戴着一副绿色的遮光眼罩，每天都趴在办公桌上，为报纸的讣告版忙碌着。
没过多久，巴迪•；康尼和我就得到“重用”，开始为当地新闻栏目采集新闻。当地新闻栏目每天都会在晚报上刊登，都是用一两句的篇幅来讲述当地人们的生活。比华利是波士顿北部海湾地区最后一个兴起的工业城镇，也是第一个兴起的夏季旅游度假城镇。联合制鞋机械集团旗下的一家工厂控制着比华利的经济命脉。
为了收集当地新闻，我来到卡伯特街，沿着街边的店铺挨家挨户地打听，询问店员们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有人过生日吗？有谁家生孩子了？有谁刚过世？有谁病了吗？家里来客人了吗？有没有打算假期出去旅行？搬家了？要举行聚会、退休欢送会或者教会的坚信礼仪式？有谁家的孩子被大学录取了？有没有学校奖学金名单公布？我每次给栏目采集新闻能得到两美元，每周还能得到五美元的薪水。不仅如此，我还学会了很重要的一课：当人们感觉舒服的时候，他们就愿意袒露心扉。当我在报社工作的最后一周，我第一次见到了死人尸体。一个男人在伊普斯威奇附近的波士顿…缅因铁路上卧轨自杀。他的尸首都分离了。当验尸官弯腰把男人的头颅装进塑胶袋时，他问我从前有没有见过人的头颅，我都恶心得吐了出来。我写过一篇关于在皮波第•；埃塞克斯博物馆举办的船模展览会的报道，这也是我的第一篇署名文章，报道的开头写道：“船模展览会吸引大批民众参观皮波第•；埃塞克斯博物馆”——1937年8月。过不了几天，也就是我的16岁生日了。
“美国红十字会埃塞克斯分会正在展出一些船模。船模很多都是来自斯蒂芬•；皮波第家的古玩店，店铺原来位于埃塞克斯县南部的缅街，大部分船模是由埃塞克斯家族捐献的，他们的祖辈就是享有盛誉的船舶制造商。”
英文寥寥几十个字，就把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交代清楚了。
在那个年代，波士顿上流社会成员，或者至少看似上流社会的人，在性方面如果不说是禁欲的话，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到压抑的。关于性方面的知识，都是道听途说的。脱衣舞女王李玫瑰和波士顿霍华德滑稽剧院都是几年后才出现的。当时放映过一部外国电影，名叫《神魂颠倒》，电影画面还有些不清楚，女主角海蒂•；拉玛有裸露镜头，但是这样的电影是难得一见的。那时还没有《花花公子》杂志，只有在《电影月刊》里有个栏目叫做“来自卡尔•；约克的好莱坞花边新闻”。《电影月刊》在理发店里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关于喜剧明星阿巴寇和其他一些明星参加狂野派对的新闻。
当然，我的生活中并不缺少女孩。我妹妹康妮的朋友是最令我兴奋不已的。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带者珍妮•；麦克基恩去看电影。她是我第一次爱过的女孩，也是我一辈子都珍爱的女人。天哪，不知当时那根神经不正常了，决定要吻她。可是我遇到了麻烦，这个麻烦一辈子都困扰着我。当时放映的电影名叫《黑暗的胜利》，是由贝蒂•；戴维丝主演的。我现在还能想起来，电影演到最后的时候，贝蒂•；戴维丝失明了，随着音乐变得越来越高亢，银幕上出现了巨大、无止境的天梯。电影突然间就结束了，影院内的灯全都亮了，我却坐在那里哭得不可自拔。身上没带手帕（十六岁的男孩子，身上怎么可能会带手帕呢？）更别提带面巾纸了。我只能拿我Polo衬衫的衣襟来擦眼泪了。我送珍妮回家，我鼓足勇气但却笨手笨脚地想要吻她，被她婉拒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妹妹正在和珍妮通电话呢，听筒的那一边珍妮正大笑不止呢。
我又回到了寄宿学校，念高中一年级，学费是由教父弗兰克•；克罗宁谢尔德帮我支付的，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即是和杜邦家的一位千金结了婚。进入高中后，我打算这一生一定要有所建树。我的健康状况大为改观，不过奔跑的速度还是不如从前。可是，我还是加入了学校的橄榄球队和曲棍球队，不过还不是正式队员。我还加入了棒球队，在校队击败格劳顿高中校队的比赛里，我可是先发出场的一垒手呢。在那场比赛之前的几周，我在对密尔顿高中校队的比赛里，打出了一记全垒打。当时我母亲和外祖母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这个球场，就像一辆货运火车呼啸而过一般。乔治•；巴麦尔和我搭档，赢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