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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他太鲁莽，格瓦拉大叫：“我才是司令官！”在刚果“游而不击”长达6个月，格瓦拉再也没有耐心了。
他仍然不愿意就这样离开刚果：“我不能做可耻的逃兵，扔下我们遭难的兄弟不管，听任外国雇佣兵残杀。”他提议要从东到西横穿刚果，因为在首都利奥波德维尔附近还有一支游击队。这意味着他们要步行1500公里，穿越荒蛮的热带大森林。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
11月19日，天还没亮，格瓦拉亲手放火，烧毁了茅屋和弹药库，站在山上，他眼睁睁地看着宝贵的弹药在隆隆爆炸声中化为灰烬，肝肠寸断。两天后，他们渡过坦噶尼喀湖，离开刚果。
格瓦拉坚决要与游击队员们分手，临别时，他对大家说：“你们回到古巴，12月24日，你们吃上圣诞大餐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受尽屈辱的民族，不要忘记那些留在刚果的同志们。”大家都哭了，格瓦拉却没有哭，他的心中百感交集：“在刚果这最后的时刻里，我只觉得孤独。在我漫游世界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其他地方，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孤独。”
他躲进古巴大使馆，闭门谢客，一连在里面住了3个多月。他咳嗽得越来越厉害，医生怀疑他的结核病又犯了，可他还是像疯了一样拼命抽雪茄。他的头发又长了，他也不梳理，就让一头乱发搭在肩上。整个人瘦脱了形，1。75米的个子，现在体重还不到50公斤。
格瓦拉始终不明白，他已经将自己的整个人都献给了刚果革命，可是为什么还是会输得这么惨，他只有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在日记中他反思道：“因为一直在闭门读书，再加上我性格上的某些问题，结果使我和战士们之间的接触很少。我总想在精神上强加于人，结果我失败了。我试图让我的部下接受我关于局势的观点，结果我失败了。”他反复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失败了，我的责任重大。”
不久，卡斯特罗命令内务部的埃斯特拉达将格瓦拉弄回古巴去。格瓦拉拒绝接受。他们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地方，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格瓦拉来到了布拉格。
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格瓦拉对古巴的思念。埃斯特拉达回忆说：“我们除了吃饭，整天就待在卧室不出来。可切却耍了个心眼。他从使馆一个同志口中得知，不远处一家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关于东京奥运会的电影，其中有古巴选手在百米赛跑中获胜的片断。他想到电影院亲眼看看，我说，‘司令，你不能去，这太冒险了。’可他还是趁我不注意，与使馆那位同志去看了。我立刻追了上去。在电影院里看到我，切就站起来，跟着我走了。”
从1966年3月到7月，格瓦拉在布拉格逗留了4个多月，他几乎不能出去，因为“如果有人认出了我，全世界都会立刻知道”。他只有埋头写日记，一个崭新的计划在他的头脑里渐渐勾勒成形，他的心中再次充满了战斗的激情。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1）…（图）
“我想死在阿根廷。”然而，心急如焚的格瓦拉，在革命还没开始时，就与玻共貌合神离。失败，从一开始就在冥冥中留下了伏笔。
在布拉格的日子里，格瓦拉比任何时候都要想念家乡，一次，他对埃斯特拉达说：“如果要死，我也希望死在阿根廷的土地上。” 反思刚果的教训，他觉得对非洲的情况不了解，无法带领一群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黑人战斗，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痛定思痛，他重新把视野转回拉美。在格瓦拉看来，玻利维亚正是一个适合他大展身手的地方。
在拉美，玻利维亚只是个不受人注意的小国，可是这个国家的人都相当热衷政治，时有起义发生，而领导人更是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它的锡矿出口被美国的三大公司垄断，矿工的收入却仅够温饱。1952年，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律师埃斯登索罗当选总统，他将锡矿收归国有，又搞了场土改，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1956年副总统西莱斯上任，通货膨胀日益严重。4年后，埃斯登索罗再度上台，工会领袖胡安·莱钦任副总统，此时埃斯登索罗的政策发生了急剧转变，重新伸手向美国要援助，莱钦于是退出政府，建立了左翼的民族主义革命党。1964年，美国空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巴里恩托斯当上总统，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包括莱钦在内的150名进步人士被捕或被流放。
格瓦拉认为，革命在玻利维亚将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农民和矿工将会自然而然地声援他领导的游击队。同时，比起语言不通的非洲，他和他的弟兄们完全可以与当地的战士们打成一片。玻利维亚的地理条件优越，毗邻秘鲁、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国，他相信，凭借他和他训练起来的战士们，足以将安第斯山脉变成马埃斯特腊山，当玻利维亚的革命之火被他们点燃，他们就可以一路打下去，将革命输出到拉美各国，自然，他的祖国阿根廷也将经他之手，转变为光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格瓦拉实在是太乐观了，他没有意识到，玻利维亚人虽然三天两头起义斗争，但针对的往往不是残暴的反动政权，矿工经常会在得到了一个稍稍满意的工资承诺后，就放弃武装斗争；而村民们更是“窝里斗”的典范，很多个村子都着迷于互相斗殴、争夺地盘。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如果斗争无法争取到玻利维亚反政府力量的广泛支持，他必定会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3月，到达布拉格没多久，格瓦拉就派他的保镖马丁内斯·塔马约（帕皮）前往玻利维亚，命令他尽快物色一批战士。这些战士将以曾在哈瓦那受到过训练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战士为主，同时也包括参加了秘鲁革命的战士，虽说由于革命失败，他们做了逃兵，可毕竟训练有素，随时可以再参加战斗。帕皮很快找到了玻利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因蒂和他曾去过苏联与古巴的弟弟科科，同时与几年前就已经奉命在玻利维亚进行秘密工作的塔玛拉接上了头。
传说塔玛拉是个来自东德、年轻漂亮的女孩，早在1964年10月，她就接到格瓦拉的命令前往玻利维亚。她化名为劳拉·马丁内兹，声称自己是历史学家兼业余作家，大摇大摆地进入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漂亮的姑娘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很快她就成为电台节目主持人，打入了玻利维亚的上流社会，与政府的高官攀上了交情，甚至连总统都以认识她为荣。一次，总统特意邀请她参加一场宴会，在介绍她时，还特别提及，“劳拉是我的好朋友。”不久，她与大学生马利奥结婚，取得了玻国国籍。有人怀疑她与格瓦拉之间有过一段情，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已经不重要，但可以看出，塔玛拉对革命相当热诚，她成了格瓦拉埋伏在玻利维亚的一个最重要的眼线，在秘密工作中，人们叫她“塔尼娅”。
1966年7月10日，格瓦拉的两名保镖——刚果游击战中始终在他身边的阿里·比列加斯上尉（化名庞博）和卡洛斯·柯埃略中尉（化名图马）也前往拉巴斯，他们奉命在玻国的一处僻静地方买下一个庄园或农场，作为日后的训练基地。按照格瓦拉的庞大计划，在这里，他将为拉美各国训练精兵强将，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庞博和图马在玻利维亚转了一圈，在南部靠近阿根廷的地方买了一个庄园，庄园取名为“卡拉米那”。庞博这个大个子，考虑起问题来还是很周到，挑选这个地方，他认为好处在于人烟稀少且旁边油井很多，只要切断通向智利和美国的输油管，就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惟一的坏处在于，离这里3公里的地方还住着一户人家，叫西罗·阿尔加尼亚拉斯，而且此人来头不小，曾经当过卡米里市的市长。
卡斯特罗在此时，曾经与玻共第一书记马里奥·蒙赫进行过一次秘密碰头，卡斯特罗要求玻共支持“某一个人”在玻利维亚打游击。蒙赫派了4个人前往古巴受训，可是对于帮助“某一个人”的事情，他显得并不热衷。他的首要原则，是要保持对革命的绝对领导权，绝不能让古巴人跑到自己的国家里闹革命，同时，他认为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一切要等他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后再说。心急如焚的格瓦拉，在革命还没开始时，就已经与玻共貌合神离。失败，已经在冥冥中留下了伏笔。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2）…（图）
包括格瓦拉和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在内，17名古巴战士将要开赴玻利维亚。最后，只有3个人活着回到古巴。
1966年7月，格瓦拉回到了古巴。他始终认为卡斯特罗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他不愿意回到古巴，可是又不得不承认，只有他自己训练出来的军人，才有可能在条件极端艰苦的玻利维亚，再创一次革命的奇迹。
他亲自挑选了15名战士，单从他们的头衔就可以发现，这是格瓦拉所能找到的最精锐的人马，其中包括5名少校（这是古巴的最高军衔）、7名上尉和5名中尉，而且格瓦拉对他们大多知根知底。
其中三人曾在格瓦拉担任部长期间在他身边工作，他们分别是马钦少校（化名“亚历山大”），此时担任工业部副部长；阿贝特·德奥卡少校（化名“帕乔”），时任矿业部主任；苏亚雷斯·加约尔中尉（绰号“黄毛”），任糖业部副部长。
另外有5人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胡安·阿库尼亚少校（化名“华金”）、安东尼奥·桑切斯少校（化名“马科斯”）、埃利塞奥·雷耶斯中尉（化名“罗兰多”）、奥兰多·潘托哈中尉（化名“安东尼奥”）、曼努埃尔·埃尔南德斯中尉（化名“米盖尔”，格瓦拉最早的老战友）。
其他人大部分都是格瓦拉的保镖或卫士，个个对他忠心耿耿，包括黑人“庞博”、“图马”、拉米雷斯（化名“贝尼尼奥”）和何塞·塔玛约（化名“里卡多”）。另外，伊斯雷尔·雷耶斯（化名“布劳略”）是劳尔·卡斯特罗的部下，也曾随格瓦拉去刚果。雷内·塔玛约（化名“阿图罗”）是前面提及的何塞·塔玛约的弟弟，直属于卡斯特罗的情报部门。只有一个人格瓦拉不是太熟悉，他是莱昂纳多·塔玛约（化名“乌尔瓦诺”）。之所以每个人都安上了一个化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干扰敌人的视线。每个人都拿到了一本假护照，同时还有一个小册子，专门介绍自己的新身份和生活背景，大家都需要牢记在心。
几乎每个人都已在古巴身居领导职位，可是在这里接受训练时，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普通战士的起点。格瓦拉并没有向他们交待将要接受的任务，每天他们要从早上5点训练到晚上11点，训练的内容包括射击、山地负重行军和跑步，同时还要上文化课，学习法语和凯楚阿土语——印第安人的通用语言。卡斯特罗每周都来视察一次，最喜欢在战士们赛跑时充当裁判，要么就假装是警察，反复审问战士们的证件，让他们交待虚构的人物履历。
格瓦拉偶尔也会来卡斯特罗的那一套把戏。8月初，战士们接到通知，要接受一个叫“拉蒙”的西班牙人的检阅。大伙儿暗自猜想，这个人想必就是他们行动的头头，所以列队时个个都显得很精神。没想到，走过来的不是一位穿着军服的军人，而是长相猥琐的商人“拉蒙”。眼前的这个人，穿着一套很时髦的西服，还打着领带、穿着一双油光可鉴的皮鞋。他已经完全谢顶，架着副很精巧的眼镜，嘴上叼着烟斗。战士们根本就瞧不起眼前的这个小资产阶级。
这个让人不喜欢的家伙走过来时，陪伴着他的古巴军人毕恭毕敬地问：“这就是我们的战士，您觉得怎么样？”拉蒙先生一脸不屑，说：“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吃屎的’。”接着，他一脸不耐烦地与战士一一握手，大家都一肚子火，只好语带讥讽地说：“见到您真荣幸，拉蒙先生。”结果这个拉蒙又说了句：“我的看法还是没变，他们就是群‘吃屎的’。”
大家的拳头都捏得紧紧的，这时，“黄毛”突然惊叫起来：“我们真是笨蛋！他就是切！”斯斯文文的拉蒙先生戴上帽子遮住秃头，又拿下眼镜和烟斗，穿上军装，大家这才相信，眼前的人果然就是格瓦拉。这只是格瓦拉的一次试验，试验的结论是：情报部门找来的整形专家果然不赖，他连身边共事这么久的战士都能骗过去，应该不会遇到太大危险。
训练期间还有个小插曲。一天早上，一辆汽车突然来到了训练基地，传令兵通报说，格瓦拉的妻子阿莱伊达来了，就坐在车上。格瓦拉气得要命，因为前不久他还严令禁止手下的这群战士与家人告别，他坚决不让妻子下车，甚至不愿意走过去见她一面。好在这时卡斯特罗来了，打了个圆场，结果，所有人都和格瓦拉一样，特许与家人团聚5天。格瓦拉终于有机会回去看看他的几个孩子，分别是小阿莱伊达、卡米洛、塞莉亚和小埃内斯托，最大的6岁，最小的刚刚1岁。他不能见长女小伊尔达，因为这时她已经快11岁了，人们怕她会乱说话。即使是见亲生骨肉，格瓦拉还是不得不化装，妻子对孩子们说，这个人是爸爸的一位西班牙朋友，让他们喊他“拉蒙先生”。这是格瓦拉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孩子们，可是，他却无法听孩子们亲口叫他“爸爸”。临走时，格瓦拉还交给妻子一卷录音带，录音带里，他为妻子朗诵了聂鲁达的20首爱情诗和一首悲痛欲绝的诗。
他的战士们终于知道了行动的计划，并且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包括格瓦拉在内，17名古巴战士将要开赴玻利维亚。最后，只有3个人活着回到古巴。
10年过去了，格瓦拉从一个外表俊秀、乐观活泼的青年，变成沉稳而又有些愤世嫉俗的中年人。母亲去世了，有5个孩子却不敢相认，出生入死的好友卡米洛早已失踪，而他当年视为兄长的卡斯特罗已与他生疏。有一点永远不会变：他仍然相信自己将会为南美乃至全世界，带来革命的火炬。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3）…（图）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在他那本深红色封皮的大记事本里，写下一句话：“今天，一个新阶段开始了。”这不是格瓦拉一贯的文字风格，受到诸多南美诗人、尤其是聂鲁达的影响，他的日记往往热情洋溢。
距离1956年11月“格拉玛号”启航，到现在，整整10年过去了，格瓦拉已经从往日那个外表俊秀、乐观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稳而又有些愤世嫉俗的中年人。母亲去世了，有 5个孩子却不敢相认，出生入死的好友卡米洛早已失踪，而他当年视为兄长的卡斯特罗却已经与他生疏，刚果革命失败的阴影更让他每每从噩梦中惊醒。可是，有一点永远不会变：他仍然相信自己将会为南美乃至全世界，带来革命的火炬。
这一天，格瓦拉在卫兵庞博和图马的陪伴下，进入了他们位于玻利维亚卡拉米那的战斗基地。几天后，古巴战士们也趁着深夜，分批来到了这里。虽然已经相当注意，可他们还是引起芳邻阿尔加尼亚拉斯的注意。前市长认定这里成了制造可卡因的秘密工厂，一时半会儿，他还不敢惊动眼前这群“毒品贩子”。
基地几乎与世隔绝，最近的村庄离这儿也有30公里。基地里只有一间小小的铁皮屋，周围到处都是灌木丛，如果不带把砍刀贸然进入森林，肯定得吃皮肉之苦。古巴战士们刚刚到这里，就成了饥饿的小虫子们的目标。这段时间，翻开格瓦拉的日记，跃然纸上的尽是他对当地害虫们的咒骂。11月8日，他恨恨地写道，“这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小害虫，不是咬人，就是在人的皮下产卵，弄得奇痒难忍。”11月9日，他“从身上抓了6个扁虱之类的东西”。11月11日，格瓦拉在无奈之中，在吊床外又加上蚊帐（这是格瓦拉少校一个人的特权）。
格瓦拉做好了在这儿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很快，他与战士们把这里整修得很像那么一回事儿，搭建了基本设施，自己做了几条长凳和一张桌子，修了个厕所，将一部大型发报机藏在附近的山洞里，甚至还弄了个烘面包的烤炉。可是，他却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来基地不到一星期，庞博就建议他“练一下手艺”，偷袭玻利维亚军队的一处小军营，格瓦拉坚决制止，理由是“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吃败仗”。
11月至12月间，格瓦拉兴奋地迎接一拨又一拨的新兵。11月27日，科科带来6名玻利维亚战士，包括他的哥哥因蒂，还有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乌尔塔多，以及洛洛等人。12月初，5个秘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