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4月19日，游击队抓到一个名叫乔治·鲁斯的人，发现他有英国和智利双重国籍。他自称是《自由之箭》记者，想写一篇关于游击队的报道，震动全世界，可游击队总怀疑他是CIA特工。德布雷提出建议，既然此人声称是记者，为了证明他的身份和诚意，他就应该把他们安全带出去。格瓦拉同意了。
这件事似乎很容易就能办成，可是4月20日，格瓦拉从收音机里听到鲁斯、德布雷和布斯托斯三人被玻国政府军逮捕的消息。事件立刻震动全世界，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也出面调停，可这反而更加让玻国政府下定决心：一定要赶快除掉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
三人被隔离起来，分别被警察严刑拷打，德布雷最倔，受的苦也就最多，好在一个好心的军官阻拦，那群喝醉了酒的警察才没有将他活活揍死。这个军官正是曾被格瓦拉俘虏然后又被释放的鲁文·桑切斯。德布雷相信幕后指使者是美国CIA，因为在黑暗中，他多次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嘀咕，获释后，他讽刺地说：“也许是CIA救了我的命，为什么要把我秘密关押两个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任务。”
可是阿根廷的布斯托斯却不像法国人那么顽强，不出两天他就供出了无数情报，写出了大概两万字的供词：供出游击队的领导者就是切，化名为拉蒙，报出了游击队队员的姓名和人数，塔尼娅的身份，还有武器的隐藏地点以及他们秘密通道的位置。他甚至还精确地画出了20张游击队员的头像，画像中，格瓦拉悠闲地叼着烟斗。
紧接着，CIA再下一城。就在格瓦拉将三位客人送走的第二天，玻利维亚人洛洛参加了一场战斗，不幸与同伴失散。4月27日，他受伤被捕，政府军在医院为他做手术时，一个CIA的特工来照顾他，这人其实是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却凭着诚恳的语言让洛洛相信，他是古巴派来帮助格瓦拉的。洛洛将所有事情毫不隐瞒地说给这个古巴人听，结果内容全部被暗中录音。之后，他被毒打至死，尸体被从一架直升机上扔下来，丢进丛林里。
牺牲成了常有的事。4月25日，一支60人的政府军突然冲上来，游击队只得正面迎击，罗兰多阵亡。罗兰多本名埃里塞斯·雷耶斯，只有27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平时最喜欢看司汤达的作品。多年来，在日记中已经不再流露狂喜或狂悲的格瓦拉，那天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痛苦，他写道：“我们失去了游击队里最好的同志，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是伙伴，他曾是第四纵队的交通员。罗兰多的死令人心痛，我原准备让他指挥有可能建立的第二战线。”当自己的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情绪时，格瓦拉引用了聂鲁达《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中的诗句，“你那英勇上尉的瘦小躯体，在无垠的宇宙留下不可磨灭的形象。”
相比3月小结的基调，4月份，格瓦拉的小结已经变得很悲观：“我们已经陷入了绝境，疾病摧毁了一些同志的健康，迫使我们化整为零，大大地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农民力量一直没能调动起来，不过，看来是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恐怖行动，迫使大部分农民保持中立的。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
饥饿、疾病、死亡、背叛，1967年8月，成为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个月”。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7）
没有吃的，大部分时候只能捉到什么猎物就生吞活剥给吃了，结果吃到点正常人应该吃的东西，所有游击队员的肠胃都没办法消化。5月13日，他们在一家农户找到了点猪肉和油焖笋，所有人都上吐下泻。
没有办法洗澡，连最不爱干净的格瓦拉也受不了：“我身上的臭味十英里外都能闻得到。”
更可怕的是没有药品。7月6日，他们找到了一个药房，买走了所有药品，却发现惟独没有治哮喘的药物。结果，格瓦拉只能注射当做眼药用的1％肾上腺素溶液。
越来越多的同志阵亡。6月26日，在与政府军短兵相接时，庞博腿部中弹；图马腹部中弹，不久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图马是格瓦拉的贴身保镖，曾经真正为他出身入死。在日记里，格瓦拉痛心地写道：“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儿子。”7月30日，里卡多（原名塔玛约）阵亡，格瓦拉评价他“是一个最杰出的战士”。
格瓦拉几乎就要放弃，他没有药，哮喘病随时发作。脚后跟长了两个大大的水泡，战友们帮他挑破后，才可以下地走路，可又发起高烧。8月16日，这位领袖无奈地在日记里写道：“给我们驮背包的那只小骡子，竟然一下子把我掀翻在地上。”整个8月份，格瓦拉认为“是我们所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个月”。有好几天，他们没喝一口水，也没吃一点东西。
与此同时，与格瓦拉失去联系的华金分队，也在苦苦挣扎着。几名靠不住的玻利维亚人果然瞅准一个机会就开溜，华金的队伍被政府军盯得死死的，不断有人在战斗中牺牲。到了8月30日，他们一共只剩下9个人，包括仍在发高烧的塔尼娅和1个格瓦拉所说的“废人”帕科。华金来到了曾经给他们玉米的农民罗哈斯家，罗哈斯仍然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还帮忙指路。可是事实上，他已经被CIA收买，美国人许诺事成之后给他3000美元，还让他移民美国。那个曾被格瓦拉抱在腿上的小男孩，听了父亲的吩咐，溜到附近的政府军驻地告密。
第二天，游击队员准备渡河，此时他们已经被政府军包围。就在他们全部上船时，两岸的政府军猛烈开火。所有人都身中数弹。塔尼娅的尸体被河水冲走，7天之后才被人发现。只有两个人没有被打死，但还是被逮捕了，一个就是始终想叛逃但终究没走成的帕科，另一个是弗雷迪·迈姆拉医生。医生在3天后被枪决。帕科坐了3年牢，然后被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罗哈斯并没得到CIA允诺的3000美元，也没能移民美国。3年后，他被南美游击队打死在家门口。
“我就是切·格瓦拉！”格瓦拉最后的日记充满了田园诗歌般的宁静，面对玻利维亚政府军的枪口，他小声地介绍自己。
玻利维亚政府再度加派军队，640名玻利维亚特种部队，穿着由美国提供的迷彩服，9月25日到达格兰德河地区。政府还向每个村的村长投递通知，让他们一发现游击队就立刻向政府军报告。
9月26日，格瓦拉率领的游击队遭到伏击。米盖尔中尉和胡里欧医生中弹身亡，科科受伤，枪林弹雨中，贝尼格诺背着科科撤退，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肩胛骨，在他身体内留了好几年。在混乱中，又有两个玻利维亚人溜走。科科因为伤势过重，很快宣告不治。现在，他们只剩下17人，其中有1个伤员，3个病号。大家几乎崩溃了，因蒂不断流泪，为了他弟弟科科的死。贝尼格诺失血过多，神智不清，而且伤口生了很多蛆。路极其难走，不断有刺扎在他们的脚上和身上。
10月6日，从阿根廷的电台广播中，格瓦拉得知，他的队伍已被几千名政府军包围。只有他还保持着镇定。第二天，一块陡峭的巨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大家都累得不想动弹，格瓦拉一声不响，一个人走在前面，竟然不一会儿就灵活地爬到岩顶，然后伸出手，将大家一一拉了上来。贝尼格诺说：“每当需要勇气，需要胆量，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时，切就在我们身边。”
这一天，格瓦拉的日记竟然充满了田园诗歌般的宁静。这是他日记的最后一页，他写道：“开展游击战以来，11个月过去了。一切顺利，仿佛田园一般。一个老妇人来峡谷放羊，我们正在那里露营，只得将她关起来。我们17个人在微弱的月光下出发，行军很累，而且留下了很多痕迹。附近没有房屋，却有庄稼地，一些水渠引来小溪的清水来灌溉。”
每两个人一组，格瓦拉派了三组人出去侦察，这才发现，政府军正以扇形从四面八方冲下来。格瓦拉和其他11人留在峡谷里，躲藏在灌木丛中。庞博和乌尔诺在左翼，贝尼格诺和因蒂、达里奥则在对面山坡上。下午1点半，政府军展开一阵扫射，一颗子弹打在了格瓦拉右腿下方。
玻利维亚矿工维利搀扶着格瓦拉撤退，沿着一条狭窄的石头路向上攀登，就在上面，两个政府军用枪口对准了他们。
“上尉，我们抓住了两个！”加拉·普拉多上尉应声跑了过来，手上还拿着一本CIA和玻利维亚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格瓦拉小声地说：“我就是切·格瓦拉！”普拉多竟然大声叫了声“教皇”，然后激动地一屁股坐在地上，“教皇”是政府军给格瓦拉起的代号。他立刻向普卡拉总部做了汇报，总部向总指挥部转达了这条消息：“我抓住了教皇和维利。教皇受了轻伤，战斗还在继续。”此刻，是10月8日下午3点。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8）
普拉多并没有按照上级吩咐，将格瓦拉五花大绑，而是派两位士兵扶着他走。格瓦拉要求喝水、抽烟，普拉多忙不迭地照做，递给他自己的水壶，他给了格瓦拉两种烟叶，浅色的温和一点，褐色的劲儿大，格瓦拉挑了褐色的，装了满满一烟斗。
凌晨，小村子里的小学被临时改成了监狱，普拉多将士兵拿走的两块劳力士手表还给格瓦拉。格瓦拉对他说：“不用了，你留着吧，反正他们还会拿走。以后你再还给我。”他用 石头在自己的手表上画了个十字，以便与图马的那块表区分开来。日后，普拉多将图马的这块表送给上司，格瓦拉的表则寄还给古巴政府。
玻利维亚政府将格瓦拉的头和双手割下，头颅送到了巴拿马的美军基地，双手则保存在内政部。
1967年10月9日清晨，19岁的小学女教师胡利亚·科尔特斯获准来教室拿教具。她对格瓦拉说了声：“您好。”
格瓦拉友善地向她点点头，问她：“你是这里的老师？”
“是的！”
格瓦拉笑了笑，指着胡利亚身后的黑板，说：“这一行西班牙文，是你写的吗？”
胡利亚害羞地点了点头。
像是个慈祥的父亲一样，格瓦拉认真地说：“你那行字里，有一个重音符号标错了。‘会’字不该标成双重音。”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格瓦拉仍然不忘祝福这个年轻的印第安姑娘。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５个孩子？他一直很忙，忙到无法为他们庆祝生日。
上级用密码传来命令：“一个俘虏也不留！”据普拉多分析，政府是害怕夜长梦多，出现第二个德布雷事件，被国际社会干预。即将被枪杀前，CIA的特工拍下了三张格瓦拉的照片，照片上的这位领袖，衣着破烂，头发和胡子乱成一团，瘦得可怜，他不愿看镜头，目光阴沉。由于命令不得向格瓦拉的头和双手开枪，因为这些部分要送给美方检验。于是，刽子手对着格瓦拉的肚子开了9枪。
最后在这场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只有三个古巴战士庞博、贝尼格诺和乌瓦诺。1968年3月7日，卡斯特罗亲自到哈瓦那机场迎接三位战士归来。
10月9日下午，一架直升机载着格瓦拉的尸体，飞到了瓦列格兰德，只有7000居民的这座小城里，突然涌来无数记者。医生在死者的主动脉上切开一个小口，注射少量甲醛，这样可以延缓尸体腐烂。两位修女清洗了切的遗体，为他梳洗了11个月来从未理过的头发和胡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格瓦拉原本闭着的眼睛睁开了，眼神还像原来那样澄清，嘴角似乎隐约浮现出一丝微笑。摄影记者开始抢拍传奇英雄的遗照。
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杰发现，这些照片让人联想到了两幅名画。一幅是伦伯朗的《解剖课》，另一幅是曼特格纳的《基督之死》。《基督之死》中，基督的面庞和沉静的表情，都与格瓦拉的遗像惟妙惟肖，惟一有些不同的地方在于，基督的下半身盖着毯子，而格瓦拉则穿着解开扣子的军裤。
玻利维亚政府将格瓦拉的头和双手割下，头颅送到了巴拿马的美军基地，双手则保存在内政部。后来，玻利维亚内政部长阿格达斯千方百计弄到了格瓦拉的日记与双手，将它们带到古巴，但是人们发现，格瓦拉的尸体失踪了。
今天，格瓦拉甚至成了流行符号，人们穿着印有他头像的衣服招摇过市。觉得他长长的头发和皮靴看起来是那么时尚。
古巴举国哀悼。10月8日被定为“英雄游击队日”，全国哀悼三天。10月18日，古巴的革命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举行了庄严的守灵活动，礼炮沉痛地发了39响，代表格瓦拉只活了短暂的39年。
科达当年随意拍下的那张切的照片，成为了革命和叛逆的象征。1968年，大学生们举着他的画像，在欧洲、在美国、在全世界举行游行示威。在巴黎，曾与格瓦拉有过一面之缘的萨特，对这位“当代最完美的人”表示敬意，而法国总统密特朗说：“作为一个法国左派，我可以这么说，切·格瓦拉的战斗就是追求自由的人的战斗。”而在当代，格瓦拉甚至成了流行符号，人们穿着印有他头像的衣服招摇过市。觉得他长长的头发和皮靴看起来是那么时尚。
1997年7月5日，奇迹出现。古巴—阿根廷联合小组在玻利维亚的瓦列格兰德，花了几个月时间，挖掘了一万平方米，终于在机场跑道附近发现了一个合葬墓坑，内有7具遗骨。几位法医认定，其中的二号遗骨就是格瓦拉的遗体，骨骸上几个弹孔的位置也与当年的验尸报告一致。7月12日格瓦拉与其他几位战士的遗体，终于重返古巴，安放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市的一座陵墓里。
全世界为之哗然。所有报纸都打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标题：“切回来了！”虽然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屡战屡败的人，切仍然被人们视为英雄，他狂热、正义、英勇、充满理想。法国学者福柯因此说：“他的光辉成就并不在于真正取得胜利，胜利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而在于将现实化为符号。”
第八部分：后记《世纪洋人画传丛书》缘起（1）…（图）
一个人如何打动另外一个人？
一个异国的人如何成为另一个国度一代人的偶像？
一群人为何会专注于关注另外一个人的命运？为他的死与生，产生冲动或者好奇。为他的命运与状况揪心或者感动。甚至会因为某一句话改变自己的一生，把自己送上不可知或者 未知的命运车站，试图发现哪个理想与梦想一夜之隔的终点？这种联系是否有着某种神秘的暗示或者人类精神迄今并未发现的暗道。
这些神秘的问题一直令我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的暗示。而这也是我面对一个个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些神秘之人，伟大之人或者明星们之时所产生的最大的困境。
我为什么会喜欢他们？
他们为什么会影响我？
他们如何影响世界？
他们如何改变世界？
这样的怀疑我坚信会出现在每个人的青春期或者思想开始接受世界的信号的那一时刻。每个人的命运开始于自己隐藏的欲望中那未知的天线。在这个世界给出相当多的传奇与繁杂信号的时刻，你为什么会接受这一条，而忽略了另外一条，这些仍然是人类之谜。只有一点，是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你接受的人影响了你，改变了你。
而改变我的人，我如果说是切，一个遥远的阿根廷人，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一个革命者，一个先锋派年轻人，一个终生把革命或者生活当成艺术的人。你千万不要怀疑我的真诚，我其实与你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神秘的原因，以及理由。我只知道，我喜欢他，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个被无数的人穿在胸前，或者被泰勒刻在身体皮肤上某个位置，被可口可乐、被雪茄烟商人、被商业化了的切，而忽略了他的革命本质的时候。其实我喜欢上了一种切的生活方式。他是我某个时刻的理想图标。
像切一样生活，这样的理想正在成为中国一代中产或者小知（小知识分子）者的口号与暗示。
我像你一样，盲目与无知地爱着这个男人。并且无私地把他的巨像放在自己的居所的墙上。然后乐呵呵地注视着这个男人，如何在23岁的时候，骑着破旧的摩托车，带着盲目的理想上路，走了12000公里，在这条盲目的公路上，他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与传奇。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改变他的人卡斯特罗。也找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方法。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也找到了人生中最后的一点点回忆。
格瓦拉在23岁时的依据是漫长的路上。出发时他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