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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1日，他们终于到达秘鲁首都利马。在这里，佩斯塞医生给了两位旅行者极大的帮助。他让两人住在麻疯病院，还经常请他们吃饭，同时，他是秘鲁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其思想核心是强调社会斗争中土著人和农民的作用。他与格瓦拉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格瓦拉产生的影响，也许是他本人都始料不及的。10年后，格瓦拉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游击战》寄给了佩斯塞医生，在扉页上，他写道：“给胡戈·佩斯塞医生，也许他本人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影响了我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从此，虽然我的斗争精神一如既往，但我开始懂得如何将目标与拉美人民的需要更切实际地结合起来。”
此时的格瓦拉，与其称之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称其为国际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正在渐渐定型。
1952年6月14日，麻疯病院的全体病人和医生为他举行了24岁的生日派对，在致祝酒词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把拉丁美洲割裂为各个不稳定的国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妄做法。我们的旅途加深了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混血民族，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拥有太多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我本人要抛弃所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这杯酒，我要献给秘鲁和团结的拉丁美洲。”
在游历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后，格拉纳多决定留下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麻疯病院工作，而格瓦拉则在美国迈阿密逗留了一个月，然后乘飞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离家八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终于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准备毕业考试和关于过敏反应的毕业论文。从1952年12月到1953年4月，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他就通过了医学博士所必需的30项考试中的15项。6月1日，他正式成为医学博士。
等待着他的，将是锦绣前程，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已经彻底改变了格瓦拉，在旅行结束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至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这次漫游南美的旅行，对我的改变比我想像中的还要深刻和剧烈。”
由于贝隆政府当时的独裁统治已经令人为之胆寒，母亲担心儿子会被征用做军医，于是她宁肯让儿子逃离阿根廷。于是，格瓦拉在大冬天洗冷水澡，让哮喘病发作得更厉害。医生委员会相信以他的体质完全不能当兵，格瓦拉总算成了彻底的自由人。
他再一次计划起旅行，这一次，目的地是玻利维亚，与他同行的是童年时的玩伴卡洛斯·费雷尔，不过大家都叫他“卡利卡”。据卡利卡说，之所以选择去玻利维亚，是因为格瓦拉想再去看看他心中的圣地印加遗址。此外，他们还有更庞大的计划，卡利卡想去巴黎，而格瓦拉想去印度。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与卡利卡一起登上火车的二等车厢，两人出发前都向各自的家人要钱，一共筹得300美元路费。在他们上火车后，格瓦拉的堂兄马里奥发现，他的三件崭新的丝质衬衫不见了，后来格瓦拉承认，他顺手牵羊把衬衫给拿走了，因为这些衬衫“可以供我们住15天旅馆”。马里奥气急败坏，写信告诉格瓦拉，作为报复，他已经把格瓦拉寄存的一只望远镜拿去卖掉了。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3）…（图）
母亲塞莉亚在送行时，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将要永远失去他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了！”火车开出好久，母亲还紧紧地追在后面，呼喊着孩子的名字。而格瓦拉倚在车门边上，像演戏般大声念着：“一个美洲的战士，从这里出发了！”
“拉巴斯就像是美洲的上海。在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集合了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探险家。” 玻利维亚，到处是枪声，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
第二次南美之旅，格瓦拉打开了一本新的日记本，日记的标题取名为《又一次》。在解释他此次出行的目的时，他说：“这一次，我同伴的名字变了，从阿尔贝托变成了卡利卡，可是旅程还是与第一次相同，两个波希米亚人在美洲游荡，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也不知道前行的方向。”
向着玻利维亚前行，是因为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玻利维亚被人们形容成“坐在黄金宝座上的乞丐”，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锡、铜、黄金、石油、钨等矿产，可大半都被美国资本和国内的一小撮富裕家族垄断。印第安人占玻利维亚人口的大多数，却过着农奴般的艰苦生活。
1952年，农民和矿工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激进派代表人物埃斯登索罗取得了政权。上台后，埃斯登索罗宣布废除农奴制，进行土地改革，从而使得印第安人可以分得一小块土地。同时他决定将该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锡矿收归国有。在浩浩荡荡的变革中，矿工和农民们取得了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和劳工阵线。观察这样一个国家，让格瓦拉感到异常兴奋。住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时，他写信给父亲，决定要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有趣了，而且它正在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刻。（1953年）8月2日，土地革命开始，整个国家乱成了一团，到处都有人在吵架打架。我们看到无数人举着毛瑟枪和机关枪，动不动就互相干一架。每天，枪声都不绝于耳，不停地有人在我面前倒下、死去”。
在格瓦拉看来，拉巴斯是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咖啡馆和酒吧里度过，与来自美洲各国的移民会面、讨论。在这场革命中，玻利维亚成了激进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麦加圣地”。在他的日记中，格瓦拉写道：“拉巴斯就像是美洲的上海。在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集合了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探险家。”
除了与激进的政治家们探讨问题，格瓦拉还“混”进了拉巴斯的阿根廷移民圈里，进入了这个圈子里的上流社会。在别人介绍下，他和卡利卡还参加了希腊船王欧纳西斯的婚礼。
在拉巴斯差不多待了一个月，格瓦拉和卡利卡不得不继续前进。格瓦拉故地重游，再次游览了秘鲁的印加文化废墟，接着去利马，重新拜访佩斯科医生。他们在那里碰到了几位“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人，其中一个告诉格瓦拉，要是去危地马拉，可以用暗号联系秘鲁女同志伊尔达·加德亚，相信她会给他们无私的帮助。
他们又继续奔向厄瓜多尔，在那里，他们碰到了三个年轻同胞，分别叫巴尔多维诺、埃雷索和加西亚，他们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准备去危地马拉，但是凑不齐路费。三个人极力劝说格瓦拉与卡利卡与他们一起去危地马拉。格瓦拉被说动了心，但卡利卡却不愿意，他一心起去委内瑞拉。于是，这对同伴不得不分手了。现在，格瓦拉的新同伴成了加西亚。
1953年10月25日，格瓦拉和加西亚坐船前往中南美洲。由巴拿马，途经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最后到达危地马拉。
格瓦拉与同伴已经身无一文。为了筹措路费，格瓦拉不得不忍痛将医学书籍卖掉。同时他向当地一家杂志投稿，发表了他关于秘鲁印加遗址的游记和照片，稿费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他与加西亚的吃饭问题。更糟糕的是，在搭卡车去圣何塞的路上，卡车遇到暴风雨，结果翻了车，格瓦拉的左手和两条腿都摔伤了。
虽然在哥斯达黎加逗留的时间很短，可是格瓦拉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这里是当时美洲的一块民主绿洲，自1952年起，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总统何塞·菲格雷斯慢慢迫使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交出四成利润给该国政府，同时还愿意收留来自美洲各国的流亡者。从格瓦拉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局势越来越关注。1953年12月10日，在圣何塞，他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这样半开玩笑地写道：“我的姑妈，我有机会从联合果品公司的领地前面走过。我曾经在年迈的令人怀念的斯大林同志的肖像面前发誓，不消灭这些资本主义的章鱼就绝不吃饭。在这里，我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得到了成为一个真正革命者所缺少的东西。”
她不是个好看的姑娘，面色暗淡，身材臃肿，是印第安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而且比格瓦拉大了三岁。可是在格瓦拉看来，她却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
“这里才是美洲中部真正值得一住的国家，充满了民主的气息。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可以敞开胸膛，自由呼吸民主的气息。”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刚刚来到危地马拉，就被这个国家深深吸引了，危地马拉独特的政治氛围令他极为兴奋。两年前，37岁的阿本兹当选危地马拉总统，这个药剂师的儿子是南美最年轻的国家首脑，血气方刚，不愿再忍受专制制度，并且下决心挑战这个国家的贵族们。事实上，危地马拉全国一半的耕地，当时都集中在22家贵族手中。1952年他下令进行土地改革，凡是占有90公顷土地以上的，其中未耕和休耕地都被国家征用，征收到的7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土改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联合果品公司，这家公司占有50万公顷土地，其中开发耕作的部分只占15％。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4）…（图）
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被人简称为“果联”，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国中之国，不仅占据了该国最好的土地种植香蕉，而且控制了内河航运。这家公司的来头极大，美国的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都是它的股东，后台老板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而杜勒斯的弟弟艾伦就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头头。
这种公然对美国发起的挑战，令格瓦拉热血沸腾，他主动要求去丛林当医生，可是危地 马拉政府规定必须先经过一年实习，而且要加入革命党。迫于无奈，他只能靠摆地摊勉强度日。朋友把他和加西亚介绍给一个秘鲁的女经济学家，直到见面，格瓦拉才发现，原来在秘鲁时，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朋友就已经跟他提及了这个叫伊尔达·加德亚的女人，并且声称她会在必要时帮助他们。
如果把伊尔达描述成一个性感热情的美女，那就陷入了三流小说的俗套。事实上，她不是个好看的姑娘，面色暗淡，身材臃肿，是印第安人与中国人的混血，而且比格瓦拉大了三岁。可是在格瓦拉看来，她却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她的吸引力在于气质和思想。伊尔达是经济系学生，因为投身社会主义运动而被开除，当时在危地马拉政治避难。
伊尔达对格瓦拉的第一印象却不是那么好，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格瓦拉长得太好看了，在她的传记中，她仔细回忆了第一次与格瓦拉见面时的情形：
“这个小伙子太漂亮了，所以一定不是个聪明人。他清瘦修长，大概一米七五的身高。跟我们秘鲁人相比，他显得太白了点。他的头发是栗色的，黑色的大眼睛富于表情。格瓦拉的嗓音略带沙哑，很有男人的味道。我注意到，他的眼光富有洞察力，思维也很敏锐。”
人们叫他“切”，这是个感叹词，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相当于“喂，老兄”的意思。格瓦拉喜欢好友这样喊他，从此，他就自称为“切”。
无论如何，伊尔达已经对格瓦拉相当信任，很快便把自己的好友们介绍给格瓦拉。他认识了危地马拉的经济部长鲍尔·莱兹和总统秘书迪亚兹，来自洪都拉斯、刚刚访问过苏联和中国的埃莱娜·莱伊娃。12月27日，格瓦拉又认识了6个古巴流亡者，其中包括马里奥和安东尼奥·洛佩斯（人们都叫他“尼科”），这些人都是在攻打蒙卡达军营失败后，幸免于难的战士。那一年的7月26日，24岁的大学生卡斯特罗正在竞选议员，没有想到，巴蒂斯塔的政变将一切选举的幻想化为泡影，于是卡斯特罗发动了一次对蒙达卡军营的突袭，打响了现代古巴革命的第一枪。
这些古巴战士都没有多少文化，可是，他们的故事却让格瓦拉“感到自己十分渺小。我可以撰写十倍具体的演讲稿，我可以读得更好，把观众都说服，但是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些古巴人真行！尼科把他整个的灵魂都放到麦克风里去了，所以他把像我这样抱有怀疑的人都激励起来”。
在这6个古巴流亡者中，与格瓦拉最亲密的是尼科。尼科叫他“Che”。这是个感叹词，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相当于“喂，老兄”的意思。格瓦拉喜欢好友这样喊他，从此，他就自称为“切”。
1954年上半年，危地马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很多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抨击总统的评论，而在这些评论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在美国的支持下，美洲各国的反动政府也俯首承认美国在这些国家拥有“宗主权”。1月，阿本兹宣布，“北方的某国政府正在准备武装入侵。”
在这种局势下，格瓦拉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真正站得住脚的理论，他想知道，社会公正何以能得到实现，伊尔达成了他的亲密战友和导师。她说：“我们都读过俄国革命先驱们的那些小说，托尔斯泰、高尔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另外，我们还讨论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反杜林论》，恩格斯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对《资本论》特别熟悉，因为我就是学经济的。”此外，格瓦拉还介绍伊尔达读些萨特、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的著作。两人越谈越深，而格瓦拉的思想，也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1954年2月12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格瓦拉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有联系，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空想家。置身于这个环境中，在危地马拉劳动党这一批人中间，我有意地站在赞成危地马拉政府的立场。于是，我就跟有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有联系。还在几个工会里当医生。”
阿本兹政权摇摇欲坠，许多外国政治难民纷纷离开危地马拉。到了4月份，加西亚回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未婚妻结婚。现在，格瓦拉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为了挣钱，他动身去邻国萨尔瓦多，在途中，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流浪汉脚步的芳香，在我的身上久久飘荡。”一个星期后，他重返危地马拉，在“果品联盟”的码头，当每天工作12小时、只能赚2。63个比索的码头苦力。
危地马拉在流血。格瓦拉不知道CIA已经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档案，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的档案之厚，超过了任何一个人。
要没收联合果品公司8400公顷土地，美国人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1954年3月28日，艾伦就利用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小小的雇佣军，由危地马拉军官阿玛斯指挥，并且在危地马拉边境设立电台，表示他们即将把国民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第三部分：革命时尚主义者革命时尚主义者（5）
6月17日，阿玛斯的军队带着美国人的武器，越过了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边境。几天前，早有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在危地马拉境内散发传单。当时，危地马拉根本就没有飞机，更不用提组建空军了。山区的印第安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见过飞机这种玩意儿，恐慌，像瘟疫般四处散布。
空袭开始了，老百姓吓得四处逃散，此时格瓦拉的反应着实有些奇怪，他在给母亲的信 中写道：“我很不好意思地向你承认，这些日子里，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感觉很有趣。我莫名其妙地相信自己不会受伤，所以，看到飞机一来，人们就像野兔一样四处逃命，我觉得很好玩。”
由于总统阿本兹始终不愿意正面宣战，他的军队很快被击溃。6月27日，他逃到了墨西哥大使馆。阿玛斯轻而易举地爬上总统宝座，残酷的镇压开始了。在他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就有9000人被杀害或被丢进黑牢。果品联合公司不仅收回了失地，而且还多分得了几万公顷土地。左派人士纷纷逃到大使馆避难。可是格瓦拉很坚决，反而成了有名的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