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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装到箱子里运出英国。他们作事很细心，特意选择了一条外籍轮船，而不是不列颠籍船只，这样即便事后英国人觉察到，也无法在苏伊士河予以拦截。
而孙中山被囚禁在方寸之间，却仍旧没放弃希望。他先后数次强调使馆并无拘捕权，并要求给自己的老师康德黎传递消息。然而中国使馆方置若罔闻，一心要把他弄回国去，他写的几封信都被马格里扣留下来，一封也没有传出去。龚照瑷甚至还派人骗孙中山写下英文的自白书，打算日后会审时作为呈堂证供。
轮船很快就租好了，木笼子也订得了，可偏偏发去国内总理衙门的电报，却石沉大海，再无回应。龚照瑷急得团团转，有心早早把孙中山送走，又没有正式命令，只能命令译电员守在电报机前，随时等着复电。
孙中山乃是朝廷钦犯，总理衙门何以回复如此迟钝呢？至今已成为一个谜团。有说清政府对如何处置孙中山莫衷一是，有主张在伦敦或海船上直接杀之，有坚持必须运此巨匪归国，公开处决以平民议，群议嘈嘈以致耽搁时日；有说是总署的译电员粗心大意，误把头等加急密电搁错了格子，恰逢李鸿章10月3日刚刚出访归国，引起轰动，各国政要拍往中国的电报极多，译不胜译，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
久拖必有生变，就在清政府的复电久候不至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当时使馆有一名英籍工人柯尔（Geovge Cole），负责每天给孙中山生火送水。孙中山暗自请求他帮忙，开始柯尔不理不睬。孙中山左思右想，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
英国那时候大部分平民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除了政治家和商人以外，很少有人关心那里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近东地区尤其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却格外敏感。其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位的是哈米德二世，他大力推行泛伊斯兰化运动，对信仰基督教、又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亚美尼亚人进行残酷镇压，从1894年登基一直到1896年，几乎把亚美尼亚民族灭绝。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此痛心疾首，笃信基督的民众无不视哈米德二世为恶魔。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柯尔把纸条送到康德黎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0月17日晚上，孙中山已经在使馆被拘禁足足七天。康德黎自从孙中山失踪后，急得几乎发疯，四处奔走不得要领。一直到柯尔送来纸条，康德黎才确认自己学生被软禁了。
康德黎最开始想去找参赞马格里帮忙，结果在宅邸里扑了一个空。他没办法，只能去苏格兰场报案，却未被受理。后来柯尔再次传递消息出来，康德黎这才知道马格里是这起拘禁事件的主谋，龚照瑷已经打算下周递送孙中山出境，假称他是个疯汉。康德黎没办法，直接去了使馆，威胁说此事已报告给苏格兰场与外交部，使馆却拒绝承认内有孙逸仙这个人。
康德黎离开以后，使馆人员立刻汇报给了龚照瑷。龚照瑷见消息已经泄露，总理衙门的电报却久候不至，急得火上房。龚心湛这时又献了一计：龚照瑷的前任是曾纪泽，他在伦敦曾租了栋寓所，如今空置，不如把孙中山秘密转移到那里，然后请英国人来搜查使馆，便可以消除嫌疑。龚照瑷听了很是赞同，但后来一查记录，那间寓所已经被退租了，这条计谋遂派不上用场。龚照瑷只得下令让轮船在附近码头随时升火待命，一经总署点至，立刻开船。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英国首相萨利斯堡（Salisburg）也被惊动，发公文给龚照瑷与马格里，要求立刻释放孙中山。这时候中国使馆终于扛不住压力，马格里只得亲自出面，在10月23日把孙中山送出使馆，交到康德黎和英国外交部代表手里。至此孙中山被困使馆恰好12天。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他也无能为力，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孙中山声明大噪，报纸争相访问，就连中国，都有梁启超主持编务的《时务报》，分别在14、15、17、19、21、28册曾分别译载英国、日本的有关报道，如《英国律师论孙中山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中山一案》、《论孙逸仙》等。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甚至把他收入了《中国名人辞典》。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电报史上的奇观——民国通电趣谈
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无论是写成文言还是白话，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政治”天生的助手。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
通电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不过那会儿清廷对舆论关切不大，爱闹事的革命党还在东躲西藏，所以清末的通电并不流行。比较有名的通电有两个。
一个是经元善发起的请慈禧归政光绪电，这个咱们前头说过。
还有一个通电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起义军急于把起义成功的消息散发全国。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的蒋翊武拿着电报稿交给汤化龙审阅。汤看了一遍，说你们想发通电给全国很难啊，这是明码，在电报局就会被清廷截留，只能用密码。蒋诩武忙问他哪里可以弄到密码。汤华龙告诉他，总督瑞徵逃跑的时候，扔下一个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时。他手里有一份密码本，可以用来发通电。于是蒋去柯逢时那里弄来密码本，汤随即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请俄罗斯人代发电文，由是通电全国。
以武昌通电为发端，一进入民国以后，通电陡然成了最受欢迎的政治工具，你也通，我也通，甚至衍生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电战”。你我各发通电，隔空而骂，大家都通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看热闹。
不过通电这个东西，可不是随便发的。
前面说过，电报这东西非常贵。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
就拿前面大北公司修的那条电报线来说吧。上海至香港、广州、日本长崎，每发一个字，价格是3角银元——那时一张从上海坐船到长崎，也只要6元银元而已。也就是说60个字就顶一张船票了。
这是海线，旱线的情况则稍微有些不同。光绪年间，电报初兴，电报局比较少。像第一条民用津沪线路，从天津接到上海3000多里，中间只设了6个局而已，所以都是按照局号来收费，各局不同。比如直隶到山东一个价，浙江到福建又是一个价。那时候差不多3钱银子1个字，除了封疆大吏富贾商人以外，老百姓根本用不起。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按“路有远近，费有等差”的原则制定，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比如天津至通州，每字一角，到清江一角一分，到上海一角五分等等。加急电报按普通电报三倍收费。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进入民国以后，清廷每隔一省递增费用的计费方式被取消，电报只分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不再另外计费，分别降低到三分、六分和一角二分。民国25年，收费改为法币；12年以后，又改为金圆券。等到1949年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寻常的收费方式已经不管用，而是按基数乘以穗、桂、京、沪、汉、兰、昆、渝等8地的大米、报纸、电料等价格总倍数计算，每旬调整一次。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几年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3分钱。）；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三千字，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好了。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封而已。所谓通电，就是通通都要发电报，这费用可就近乎可怕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2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7个一等勋章的年俸、4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1000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运动期间起了大作用。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不过事无绝对。民国时代有一个人，虽然是一介平民，身家又不富裕，却有动辄给全国发通电的瘾头儿。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康圣人。
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好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