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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理学，思想沉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罗泽南说的任何话，都让曾国藩震动。
接到罗泽南的信后，他坐到书桌前，找资料写笔记。十几天后，他向咸丰上了一道《议汰兵疏》。
奏疏说，他在兵部已有几年，发现天下有两大患，一是财政困难，二是军队无能。财政困难，内外大臣，人人忧虑，鸦片战争后，因赔款的关系更让财政雪上加霜。至于军队问题，曾国藩把各地兵勇批了个狗血喷头，尤其说了太平天国兴起后，广西军队一触即溃的情况。他总结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必须重新训练一支骁勇部队，才可将太平天国消灭。有了这支军队，不堪一击的绿营、八旗就该裁撤。”
咸丰对着曾国藩的奏疏摇头，此时正是用兵之计，怎么能裁军，简直荒唐！
这道奏疏泥牛入海，曾国藩正茫然时，罗泽南又来信了。罗泽南说：“你是说了，可说的全是假大空，和没说有什么区别，真是不堪，真是无耻。”
曾国藩被罗泽南批评得神魂颠倒，他又坐到办公桌前，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凌厉的一封上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他单刀直入地说：“如今百姓造反如火如荼，吏治腐败依然如故，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你咸丰身上！”
“你这人啊，总是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对一些小事斤斤计较，比如你前段时间为了避讳名字中的‘奕’，竟将常用的‘仪注’两个字改成了避讳字。你就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跟国家大事没一毛钱关系，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现在，太平军正如日中天，你有计划吗，派谁去剿灭，中部和东南部该如何防守，地图呢？我看咱们帝国的地图全是康熙年间的，真要打起来，不是刻舟求剑吗？”
批评完咸丰的做事态度，曾国藩直指咸丰本人：“你这皇帝喜欢文饰，崇尚虚文不务实际。你注重那些狗屁礼节，根本不注重礼节背后的实际功用。有人对你点头哈腰，你就喜欢；有人对你不卑不亢，你就恼火，这是什么事嘛。”
“第三点，皇上你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事都要亲自去管，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那些提意见的人，总公报私仇。”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疏，尤其是发现曾国藩说的都是事实后，大怒若狂，咆哮道：“给我把曾国藩从严治罪，不要让他跑了。”
站在下面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不出声，咸丰皇帝怒气升腾：“曾国藩这厮把我说成了桀、纣，我怎么能是那种人，这畜牲胡说八道，祁寯藻，你怎么不说话？”
祁寯藻和曾国藩的私交并不深，但对曾国藩的印象不错。在这种时候，作为首席军机，他应该尽保护直臣的责任。但他不能和正在气头上的咸丰说：“曾国藩说得对。”
思来想去，他向咸丰说了四个字：“主圣臣直”。意思是，皇帝圣明才有曾国藩这样讲直话的臣子。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避重就轻，马屁拍得不露痕迹。正如曾国藩所说，咸丰是个崇尚虚文的人，听了祁寯藻的话，不禁转怒为喜。一低头又看到曾国藩的奏疏，不禁问道：“这厮就不怕丢乌纱帽吗？”
祁寯藻知道这件事，急忙回答：“曾国藩写这道上疏前，已给家人写过信，这封信被他放进了《曾氏家训》里，京城都快传遍了。信上说，我凭良知写这封信给皇上，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咸丰“嘿”了一声：“这厮大有前朝海瑞抬棺材谏朱厚熜（嘉靖）的风范啊。”
祁寯藻说：“如果皇上惩治他，天下士子必会倾向于他；如果皇上趁此奖赏他，正能证明皇上的心胸。”
咸丰琢磨了一会，一拍大腿：“你言之有理啊，来啊，下旨，升曾国藩为刑部左侍郎。”
升职圣旨未到曾国藩家之前，曾国藩活得简直不像人了。
他上了那道奏疏后就开始懊悔，然后是心惊胆战，最后开始埋怨罗泽南，如果不是罗泽南怂恿，他怎么会上那道奏疏。埋怨完罗泽南，他又埋怨自己，太沉不住气，被人家激了几句，就拔刀而起，这是莽夫啊。这么多年的学问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正当他自怨自艾、心魂不定时，圣旨到了。
一听圣旨二字，曾国藩上身晃了两晃，家人赶紧扶住他。他嘴角剧烈颤抖，嘱咐儿子们：“把我的家训保护好，要子孙流传。”
家人把他扶到传旨太监面前，他本来是要跪下去，想不到双腿一软，坐到地上，家人又努力把他扶正。听完升职的圣旨，曾国藩激动得浑身哆嗦，叩头如捣蒜，谢主隆恩。
事后，曾国藩给罗泽南写信说：“你对我的鞭策真是给力。如果不是你那样激我，我不可能把奏折递上去，不递上奏折，我就没有今天升职的机会。你说得对，身为人臣，就不该有贪位的私心，也不该有苟且的念头，要有‘文死谏’的文臣气概。”
这封信一寄出去，曾国藩撸胳膊挽袖子，准备继续“文死谏”，为咸丰提出如牛毛多的从上而下整顿帝国的方案来。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他的糨糊脑袋了，偷偷把咸丰表彰他的真相告诉了他。
曾国藩呆若木鸡，随即仰天长叹。他闭门思过，又是悲愤又是后怕，在用朱熹的方法论“格物致知”一番后，他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俯首认错。
咸丰以为曾国藩从此会缩起头来做人，曾国藩也这样认为。想不到，他不再得罪咸丰，却掉头得罪起了京城权贵。
京城权贵们的唾骂
曾国藩自修身克己后，修养渐好，再加上刻苦努力钻研学术，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北京城，的确结交了无数朋友。
不过这些朋友除了穆彰阿之外，全无根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出身普通阶层的人，曾国藩的圈子里少有权贵阶层的人。本来，权贵阶层应该是做官者必须要主动结交的，可曾国藩非但不结交，反而义无反顾地把他们得罪遍。
事情起于琦善。这位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凭借家族力量在二十岁时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风光八面。
琦善会做官也会做人，所以在朝廷中人缘特好，根深蒂固。鸦片战争期间，琦善是坚定的和解派，触怒了道光，被革职抄家。但他的人缘太好了，一批一批的人保举他，终于他重获启用，被派到甘肃兰州担任陕甘总督。
大概是在鸦片战争中懦弱的表现而被革职抄家，琦善受了严重刺激，一到兰州就一反常态，重典治国，还将周边本来安静的少数民族首领诱杀，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
意料之中地，有人举报他这种疯魔行为。咸丰雷霆大怒，一面骂娘一面说：“长毛（太平军）已把我搞得寝食难安，如果再被逼出叛乱，我还活不活了？把琦善这蠢材交刑部审讯！”
琦善一进刑部，曾国藩就发现了人缘的威力：会审官员只问琦善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琦善保持着贵族风度，对答如流。
作为刑部副部长的曾国藩越听越气，当听到会审官员要把举报琦善的人捉起来审讯时，他怒发冲冠，对会审官员们说：“你们到底是在审案，还是在为罪犯开脱罪责？把举报人当成罪犯捉来，根本不符合大清律例，你们难道不知道？”
审讯堂鸦雀无声，琦善摆出他的满洲肥佬做派，把脑袋歪成九十度，看向曾国藩，阴阳怪气地问道：“您哪位？好大的官架子啊。”
换作未修身克己前的曾国藩，肯定冲上去就是一顿湖南脏话，但曾国藩修身了好多年，已经有了高深涵养。他看着琦善，冷冷地回答：“新任刑部左侍郎曾国藩的便是。”
刑部尚书恒春是个老好人，慌忙站起来，把琦善请了出去，气急败坏地训斥曾国藩：“你糊涂啊。”
曾国藩大怒：“我看你们才糊涂。琦善固然位高权重，既然是奉旨审讯他，就该以罪犯对待，但你们却把他当成爷。这样也就算了，你们竟然还要捉拿举报他的人，如果举报者都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
恒春被这番话震住了，去看其他审讯官，其他人急忙仰头看天。
在曾国藩的坚持下，琦善被革职并发配回他的老家东北。
琦善本人是走了，可他的门生故旧遍布京城各个衙门，曾国藩收了无数的唾骂和指责。许多他圈里的朋友此时也埋怨他不该与权贵为敌，主动或被动地与他拉开了距离。
面对圈子的紧缩，曾国藩不为所动。
不久，在广西前线寸功未立的官场大家伙赛尚阿被咸丰交给刑部审讯，赛尚阿是满洲贵族，论影响力还在琦善之上，人缘也是相当地好，所以各部官员都希望从宽处理。
曾国藩又跳出来说：“军务关系重大，不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否则以后还有谁会卖力剿匪？”
没人理他，他就写了奏折递交咸丰，请咸丰从严惩处赛尚阿。
咸丰不是卖曾国藩的面子，而是被长毛搞得心情烦躁，赛尚阿又寸功未立，所以愤怒之下将赛尚阿革职。
曾国藩算是捅了马蜂窝，而且是两回。他在官场上已如站在悬崖边，非但孤立无援，而且险象环生。很多人在聚会时一见到他，掉头就走。而在背后，则是破口大骂。
曾国藩心情沉闷，整日愁眉不展。当他苦心积虑地想挽救大清帝国江河日下的形势时，别人却在诅咒他，当他殚精竭虑地想制定绝妙的消灭太平军计划时，别人却在诋毁他。他那颗热衷功名的心渐渐冷淡下来，有一天，他看着寓所里的一颗树苗，发出感叹：“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
这话被他一位从前的朋友、现在的陌路之人听到了，冷嘲热讽道：“你呀，就是个老农思维，若真回家荷锄，倒是得其所哉。”
曾国藩憋红了脸，脸红如残霞。
他看准了对方的背影，恶狠狠地吐出一个字：“呸！”
这是无可奈何的发泄，但他倒是真想辞官回家。于是写信给罗泽南道：“过段时间，我就脱掉官服，和你一起优游山林，可好？”
罗泽南知道曾国藩受到了刺激，正咬着笔杆准备回信，曾国藩的转机来了。
1852年7月下旬，中央政府命曾国藩到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曾国藩得到消息，一跳三丈高，吼起来：“我终于不用脱掉官服，就可以离开这个令人失望而厌恶的地方了！”
由此可知，他脱掉官服是假，胸膛里燃烧的功名之火仍然是炽热的。
接到圣旨的第二天，离江西乡试还早得很，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北京，走上了一条他做梦都无法梦到的路！
结束京官生涯
曾国藩离开北京后，有好事者摇唇鼓舌道，这个乡巴佬是被骂出北京的。
其实不然，曾国藩在道光末年，就始终想去南方当差，无奈运气不佳，每次都轮不到他。
他总想去南方当差，有两个原因：第一，京官的日子太苦，出去当差一次就能收地方官的红包、礼金千两银子，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第二，他做京官十余年，从未回过老家，去南方当差，恰好顺道回老家探亲。
所以这次去江西南昌主持乡试，他真是欢天喜地。
但1852年9月初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时，一封家信来到，是个噩耗：他母亲于一个月前离开人世。
曾国藩胸膛如挨了一拳，血气上涌，“哇”地吐一大口鲜血来。
呆坐了许久，他终于缓过气来。按传统和法度，他此时应立即回老家奔丧。不过，有点小困难。
他离京时只带了到南昌的单程路费，行抵小池驿时，盘缠已所剩无几，如果转头回老家，那就要不吃不喝的靠两条腿走回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
曾国藩在旅馆来回踱步，心里开始运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超级方法论。
他要“格”的“物”就是路费，“格”了半个时辰，终于得出结果和道理（致知）。结果是：可以到江西找路费；道理是：我是江西乡试主考官，暂时属于江西官员，而我老母正在此时去世，所以江西官员给我奠仪（份子钱）实是天经地义。
决心一下，曾国藩立即行动。
他穿上孝服，雇了乘扁舟来到江西九江。九江官员们见新任乡试主考官披麻戴孝而来，目瞪口呆。曾国藩就把老母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并说两天后要启程回老家守孝三年。对于不能主持江西乡试，曾国藩深表遗憾。
老娘去世，做儿子的应该刻不容缓，恨不得多生四条腿往家中赶，曾国藩怎么说要两天后才启程？
伶俐的江西官员们看曾国藩一脸菜色，马上明白其中玄机。
有人道破玄机对曾国藩说：“您就是不在这里待两天，我们也非让您待不可。您母亲去世，我们江西官员们应该表示一下，但南昌离此有些路程，所以您得等等。”
曾国藩哭丧着脸，不说话。
江西官员们马上去凑钱。两天后，凑齐了一千余两银子。曾国藩当场就把银子精准地分成三份，众官员大惑不解。
曾国藩咧嘴一笑，指着其中第一份道：“这份要还给京城中一朋友的，他最近太缺钱。”又指着第二份道，“这份是还给湖南长沙我几个朋友的。”第三份已少得可怜，曾国藩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回家的路费。”
众官员对曾副部长欠了一屁股饥荒，叹息不已。想不到，从油水角度讲，京城的副部长还不如地方上的小县令。
曾国藩既然拿到钱，回去奔丧也就刻不容缓了。他收拾行装，带着钱坐船先到黄州，然后登陆直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接见了曾国藩。
常大淳和曾国藩是老乡，在当时太平军已闹将起来的动乱时期，异地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常大淳听了曾国藩要回家守孝的事，慌忙制止：“你千万别走长沙，太平军此时正在围攻长沙，吉凶难料啊。”
曾国藩脸色大变：“乱匪竟然入湖南了？”
常大淳神色凝重，许久才说道：“岂止是湖南，倘若中央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剿匪计划，整个南中国都会遭殃。”
以曾国藩对太平军很少的了解，问题是有点严重，却绝没有常大淳说的那样严重。
不过，长沙是不能走了，曾国藩只好绕道回乡。1852年10月初，曾国藩历经千辛万苦和诸多小惊吓，终于抵达老家湘乡。跪在老娘棺材前嚎啕大哭几个时辰，他走到书桌前给咸丰写了封准备在家守孝三年的信后，开始认真守起孝来。
然而，这是一厢情愿。他才到家两天，老朋友罗泽南就来了。
罗泽南这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所以曾国藩老娘死了两个多月，他才首次登门。曾国藩刚死了娘，脸上毫无热情可言，罗泽南倒热情起来。他对曾国藩说：“最近我正和咱们湘乡县长朱孙诒搞团练。”
曾国藩对团练并不陌生，当时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对团练都不陌生。团练就是民兵部队，清王朝的团练始于1796年的四川、湖北白莲教暴乱，当时清政府调集正规军八旗、绿营前往镇压，想不到一触即溃。湖北襄阳知识分子梁友谷为国家分忧，倡议组织团练。团练的初衷是“自卫”，敌不犯我我不犯人。
但随着形势的严峻，团练开始配合正规军对敌人做些侦缉和小规模围追堵截的战斗。在团练的全力协助下，清政府消灭了白莲教叛乱。对团练的出色表现，清政府又喜又惧。喜的是，团练其效如神；惧的是，团练其效如神。它既然可以帮政府干掉乱民，当然也可以帮乱民攻击政府。
清帝国皇帝们一想到这儿，马上魂不附体，白莲教暴乱才平定，各地团练正等着分果果，突然接到圣旨：解散，回家种地。
但所有人都意识到，让团练彻底消失的唯一办法就是正规军能打仗。遗憾的是，清政府正规军不能打仗，所以太平军一暴乱，正规军丑态频出时，道光追溯历史，回想往事，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强悍善战的团练。
不过道光很谨慎，只下令让太平军的暴乱地广西省组织团练。由于太平军善于流动作战，四处乱窜，所以不等道光的正式命令，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都先后在官绅们的主持下办起了团练。
曾国藩的老弟曾国潢在两年前就是白杨坪村的团练总指挥，他老爹曾麟书则受湘乡知县朱孙诒的委托担任湘乡县团练的名誉主席，罗泽南和他的弟子王錱（zhēn）此时正在湘乡干得热火朝天。
对罗泽南异常的兴奋，曾国藩心如止水。他是理学家，理学家守孝时要知行合一，不但足不出户，连心都不能跳得过快。
罗泽南很快就发现没有戳中曾国藩的兴奋点，眼珠飞快转动，找了个话题向曾国藩发起谈话。
“近来还在读理学？”
“是的。”曾国藩眼神发出光芒。
“理想还在？”
曾国藩沉思一会儿，点头。
“我看你修身齐家做得都很好，修身方面已文质彬彬，隐忍负重，据说在京城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却泰然自若。”
曾国藩叹息道：“背后没少生闷气，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