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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对宋绍文的这点了解，我相信他是有自己头脑的人，虽然听到他那个中队的犯人（我们在同一个大队但不在一个中队）说他是个“积极份子”，我总认为他的“积极”是表面上的，他这种人心里总不会真正认罪。
从小组长传来的消息也说明当局并不信任他。这消息是由一个小组长告诉他的好朋友，而他又告诉他的好朋友，最后传到我耳里来的。宋绍文所在的二中队中队长召集过一个二中队所有犯人学习组长的会议，会议上中队长特别问宋绍文所在的小组长：“宋绍文最近讲了些什么？”小组长想了半天说：“宋绍文摘棉花时指着叶子都掉光了的棉杆说，‘这些棉花杆都成了光杆司令！’。”二中队队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他可能是对共产党把他这造反派的‘司令’变成‘光杆司令’不满吧！”
一九七三年，复旧正是高潮时，我在一个下雨的休息日子去宋绍文的号子去看过他一次。他睡上铺，我爬到他床上，上铺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犯人都在下面下棋，打扑克和做别的事情。
“老宋，你注意没有，江青最近灰溜溜的，而批判‘极左’的周恩来却是‘众望所归’，得意得很呀！”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俩听见的声音问他。老宋的反应比我预期的要迟钝得多，“嗯”了一声，眼睛里没有过去那种分析政治形势时的敏锐。我又轻声说：“我最近看完了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现在玩的权术很像历史上帝王在‘后党’和‘朝官党’之间玩平衡术的手腕。”我看看老宋的反应，他眨眨眼，眼神里似乎有了一点火花。我想他一定明白“后党”是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这帮原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朝官党”是指周恩来派。看到老宋眼里有了点火花，我又解释：“毛泽东在后党与朝官党之间见风使舵，看见后党太强就抬朝官党，而看见朝官党势太盛就抬后党。目前朝官党势太盛，毛泽东很可能会支持后党反击朝官党。”我知道老宋在文革中是支持毛泽东，反周恩来的，我这样直呼“毛泽东”，对毛泽东算是很不尊敬了，老宋能接受吗？但我一转念，他也是有知识懂历史的人，我的讨论是不带褒贬的客观分析，他应该能懂吧。老宋向我靠了靠，面色由麻木转活跃，十分有兴趣的样子：“那江青他们可能反击吗？”我马上解释：“以往的经验，凡是江青太活跃，很少公开露面的时候，她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大行动。这次我看她和毛泽东最好打的政治牌就是清查五·一六问题。周恩来清查五·一六时那么活跃，林彪垮了以后，他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得更远，好多造反派因此受了打击和迫害。”“是的，去年外调我的人多得不得了，都是查造反派与五·一六的关系”。老宋看来在一九七二年与我一样有很多外调的经验。我轻轻叹气，心里感到沉重，不知如何解释对江青正在策划的阴谋一半是喜一半是忧的心情。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当年的造反派，经过复旧的秩序，读过很多世界历史后，我已是一个政治上对一切革命反感，而懂得保守派的价值的人。但我很怀疑老宋也能理解我这种心情。我试着用他能理解的造反派的感情向他解释：“这两派由于卷入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问题，因此与历史上的后党、朝官党又不同，平反问题与人权问题有关，造反派也很像法国革命时的第三等级，英国革命后的‘辉格党’，而周恩来支持的保守派就很像英国革命后的圆颅党，这两党要能共存政局才会稳定下来，一派压一派总会留下动乱的祸根。”老宋看去对历史没有兴趣，对我的评论没有多少反应。他打断我的话，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母亲在文革中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去了，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去了，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老宋告诉我，梁器芝与他离婚后不久，他老母亲就因为又气又急而去世。他的儿女有一个女儿被法院判给他，其他都属于梁器芝。这个女儿最近有了男朋友，女儿曾来农场看过他。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干部看我的眼色似乎比以前严厉，特别是对我非常关照的关教导员，见了我，眼色也变得十分严厉。我凭自己劳改的经验，感觉到这一定是因为有人打了我的小报告。这会是谁呢？思前想后，很可能是宋绍文。事态的迅速发展终于证明了我的判断。两天后的一个夜间，中队长把我叫到监房内的值班室，我走进值班室内，关教导员已经坐在那里，阴沉着脸。关教导员以审讯的口气问：“杨曦光，你最近有什么反改造行为要向政府交代呀？”我回应道：“我天天出工，没有反改造呀！”关教导员把脸一沉，“杨曦光你不老实，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犯人中散布反革命言论，以古讽今，攻击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我身上冒了冷汗，看样子宋绍文把我与他的谈话一字不漏地报告了当局。我心里直骂：“这个该死的宋绍文，想不到你是个这样的家伙！”这种罪名要加刑真是容易得很。很多人比我讲的话温和得多，都被判了七年、十年的徒刑。我也知道，只有宋绍文一个人听到我的话，如果他们找不到另一个证人，我又一口咬定没有讲过这类话，他们也不容易加我的刑。我于是一口咬定我从未讲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的话，心里却恨死了这个宋绍文。关教导员看起来声色俱厉，但却不象要找证据加我的刑。他恶狠狠地把我训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由中队长给我上了一付土铐子，宣布我被“戴铐反省”。这是属于比戴脚镣和关小号子轻一点的处罚。戴铐反省有两种，一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另一种是双手铐在身前。前者比后者更令人痛苦，因为无法自己吃饭，睡觉时也极不舒服。而后者的麻烦却是大便时要人帮忙擦屁股。戴铐反省无疑是种精神上的羞辱和打击。对我们这些对迫害和歧视非常敏感的犯人来说，一付手铐已足以使很多劳改朋友用惊惧的目光看我，文化革命中我被关在左家塘时，被抓出去批斗游街过无数次，但精神上并没有感到这次戴铐反省的压力，因为文化革命中那么多人被批斗，使人不觉得孤独。而这次戴铐反省是在秩序恢复，当局似乎越来越理性的时候，很少有人受到这种惩罚，因此一旦一个人受到这种惩罚，一定会感到比文革中挨批斗更大的压力。幸好同组的犯人都十分同情我，早上洗脸，每餐吃饭时，以及大便时都有人来帮忙。“戴铐反省”的第三天，全大队犯人被召集开大会批判斗争我。批斗大会开始时，由大队杨管教宣布我的罪行，他首先列举我的阶级背景：“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出身于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其母在文化革命中畏罪自杀，其兄其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恶毒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书写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党，重新建国，重新建军。”
我一边听杨管教的宣布，心中涌起仇恨。我开始懂得为什么“雷大炮”和“沈子英”如此仇恨这个政权。我戴着手铐站在操坪的前台，看看黑压压的犯人是如何反应，他们像历次批判会一样，面色麻木，但每当他们跟着值班犯人的呼喊举起手来附和“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曦光”时，我却感到这种麻木也是对被批斗者的一种压力。值班犯人看我头还抬起，就走过来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在羞辱感最严重时，我心中有过那样的念头，如果我有一支枪在手中，我会开枪把主持批斗我的人打死的。很多人经过这样的批斗会后，精神发生错乱，黄文哲就是一个例子，但我的经受能力，比黄文哲强得多。特别是一两周后犯人们知道我被批斗的原因后，都改变了批斗我时的麻木态度。我的手铐被取下后，很多犯人对我都比以前热情得多。大家都相信我不是KGB，因此有更多的犯人向我讲他们的真正观点。我因而不后悔自己待人的诚恳和坦率，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也得到大量收获，像宋绍文那种人是不可能像我一样了解到各种各样犯人的想法和故事的。这些故事只会讲给我这种坦诚的人听。宋绍文检举我后不久就被干部“任命”为二中队的值班犯人，他每天不用出工，而是在监房里监督生病未出工的犯人，以及帮助干部在干部不在时监督犯人。宋绍文把他当年在国民党青年军和文化革命中造反的热情都发挥到值班上，他严格贯彻干部的意图，对犯人中违犯监规的事严厉督察。劳改队伙食差，吃不饱是个普通的问题，因此很多犯人都自己自制了煤油炉子，自己向老百姓买些蛋或肉，没钱的犯人偷一些农场生产的蔬菜回到监房后趁干部不在时炒菜吃。有些油滑的值班犯人对这种“违反监规”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宋绍文却是严格执行监规，对这类活动“毫不留情”。他把所有犯人的煤油炉子都搜查出来交给干部，弄得二中队的犯人叫苦不迭。大家都称他为“法家”。因为那是一九七四年，报上正在批判儒家，歌颂“法家”，犯人就把这种严格执行监规的人称为“该死的法家”。一个二中队的犯人见了我只摇头：“宋绍文真是演戏的本色不改，总有点‘职业病’。”他是讥讽宋绍文在装“假积极”，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他的个人气质，他有一种要“热情、积极”的个性倾向，不管这种积极是当年热血沸腾抗日也好，还是文化革命中轰轰烈烈造反也好，还是值日时不折不扣的积极也好，宋绍文有种要轰轰烈烈、全力以赴、充当英雄的本能的冲动，也许人类社会中的革命和各种极端的社会运动都与这种人的本性有关。宋绍文不久就因这种积极被建新农场给以减刑两年的奖励。但是他没有红多久就遇到了麻烦。由于他得罪了太多的犯人，二中队的犯人联合起来检举他阳奉阴违，干部们不愿触犯众怒，于是将他牺牲，首先撤掉了他值班犯人的职位，接着召开批斗大会批判过他一次。批斗大会是在二中队召开的，我们其他中队的犯人没有参加。但据二中队的犯人说，批判宋绍文，犯人们高兴，所以犯人不是应付，而是十分“积极”。批判大会后宋绍文日子很不好过，因为犯人和干部都不喜欢他。
我一直再没有与宋绍文打过交道，很多年后我听说他在四人帮垮台后被释放，因为整个“演出大队”平了反，他文化革命初被打成黑鬼的事也平了反。但是令我奇怪的是，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中，他又卷入了长沙学生的民主运动。长沙的学生运动领袖梁恒后来在纽约告诉我，长沙大学生为他们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示威和绝食时，宋绍文曾找过他，向他建议一些与政府斗争的策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更加肯定我对宋绍文的判断：他是有某种追求轰轰烈烈和英雄主义的精神病，正像偷窃狂和露阴嗜是精神病一样。我在建新农场碰到过因患偷窃狂和露阴嗜病而被判刑的犯人。当局从不把他们的毛病当精神病，而将他们当作刑事犯。有个有露阴嗜的犯人，平时工作、生活都非常正常，道德品质也极好，只是见了女人就要脱裤子，因此被判刑二十年。由于工作努力，被减刑五年，从监狱转到建新农场来了。在牢里由于没有见过女人，他一切正常，一满刑见到女人又脱裤子，又被关起来，直到他儿子也出现同样症状，也被判刑，当局仍没认识到这是种精神病。何老师何敏和是三大队墨水喝得最多的人。
一九七零年代的劳改队墨水喝得多是件坏事。劳改队的干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欢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导的话来说，“读书读得越多，就越蠢，思想越反动。”他大概是因为文化高的犯人喜欢引经据典与劳改干部辩论形成的这个印象。这种读书越多越蠢的观点在文化低的犯人中还很有市场，因为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只会动嘴讲究理论，所以全都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压低。小学毕业生自称“一字不识”，中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小学”，大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中学”。可是何敏和却没办法降低自己的文化程度，因为他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副眼镜片中有好几层圆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镜片中变成了像老鼠眼的一双黑点。再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读了太多的书，绝不会变成这样的四眼狗（像那种两个眉毛像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镜。除了这付眼镜外，何敏和一点都不象个读书太多的人，他出工时赤着脚，印着劳改字的衣服已破旧得变了色，腰间用草绳捆着一块破麻布片。他在田里做起农活来一点也不示弱，虽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也不会落在最后。特别在吃饭问题上，他已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架子，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东西，我看见他吃过生的活泥鳅，吃春天里的油菜梗子。每天饭后，他总是争着去倒洗碗的桶里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块纱布把桶底的饭菜渣子接住，然后吃掉。洗澡的时候，何敏和露出了他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种大肚子的上层人物，现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层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会显得如此饥饿。
何敏和还保存着一些不接受下层社会小人物的上层社会的习惯。比如他从不与他人分享家里给他送来的食物。他比那些习惯于下层社会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饰饥饿造成的强烈食欲。我们大队有不少扒手和农民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饥饿时不会去捞碗里的饭渣。自己有了特别的食物往往与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个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钱买香皂，而何敏和却用他的所有钱买食物。下层小人物与上层人物在劳改队好像互相换了位，下等人变得比上等人更讲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欢何敏和，据说是与他这种不顾面子，不关照他人的作风有关。
但是我喜欢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刚到劳改队来时写信给家人，请他们给我买了一套高等数学教材。我用晚饭后，政治学习前的时间及雨天休息的时间读这套书。一年后我已读完了一册。我试着做书后的练习，但却不能真正解题。我发觉数学是没法自学的，必须找老师。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九四九年后一直在当工程师。
记得我第一次拿着高等数学课本去找他，称他为“何老师”，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周围的人（包括干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欢他这种“臭知识分子”，他因为自己有知识受了不少气，受了不少歧视，像我这样因为他的知识而尊重他的人实在不多。他接过那本数学教科书，连忙扔掉手里的烟蒂，一页页仔细翻看着，像是一个老猎人多年不摸猎枪后突然看到一枝好枪一样。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关系。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他的号子去上课，并认真做所有能找到的习题。我们的数学课与一般的教学不同，我经常提问，特别喜欢问关于一些数学概念和定理产生的背景和首创者的动机形成过程。他肚子里有不少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数学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