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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美国的这些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外国的汽车和钢铁企业能够以低于美国厂商的价格进行销售，主要因为他们发展了更有效率的生产工艺。
最后，垄断带来寻租行为，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话题。
垄断本质上是因为“稀缺的、排他性的资产”，可以这样理解，垄断地位与土地、资本一样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而每种资源都有所谓的“租金”，正如土地的租金、资本的利润一样，人们把垄断带来的稀缺性，由此带来的利润称为“垄断租金”，而寻求垄断地位的行为就被称作“寻租”。
显然，受到垄断保护的行业会得到超额的利润，企业就会为了垄断地位展开寻租活动。为垄断而采取的寻租活动就如同购买“许可证”，企业购买了垄断这个行业的权力，就如同购买了垄断行业的“许可证”，这就确保了经营不受竞争。在纽约，政府只允许向一定年龄的人出售酒类产品，这主要通过酒类经营许可证来控制，而为了避免过度竞争，政府对许可证的发放进行了限制，每1500个居民一张。这事实上是人为制造了“稀缺性”，结果显而易见，在人口快速增长的社区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酒类执照市场，据说有33位候选者积极地争取6张执照，一张原本100美元的许可证被叫卖到8万美元。
当然，寻租的行为不仅是形成了一个“许可证市场”，还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并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的估计。通俗的说，寻租会带来腐败行为，比如一块土地，今天政府说可以拿来建绿地，但是很快企业家希望能够用来建高尔夫球场，他们通过寻租行为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权，因为建高尔夫球场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寻租费用。
经济学家提出一种“俘获论”，认为政府监管者有可能被垄断者“俘虏”，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曾经用出租车牌照的例子形象地解释过三次寻租和俘获的过程：
第一次，直接获取执照的寻租，政府为了限制出租车数量，而发放出租车经营执照，这样市场上出租车数量就少于自由竞争水平。人们受到超额利润的吸引自然会想办法从主管牌照的官员那里得到营业执照。
第二次，对政府肥缺的寻租，既然管牌照的官员可以决定牌照，那么这个职位就成了大家争夺的对象。
第三次，对政府收入的寻租，接下来，出租车的超额收入会以执照费的方式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个部门都想获得这笔收入。
詹姆斯·布坎南，这位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乡村的小伙子为我们理解寻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在 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少年时的布坎南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超过了那些同龄的来自城市的同学，获得田纳西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美国海军预备队完成了四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尼米兹上将”号上度过的，但退伍后的布坎南还是来到了芝加哥大学继续他的经济学学习，在这里布坎南对理解经济体系如何运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转变，并第一次学会了用市场经济秩序来考虑问题。
布坎南将“经济人假定”引入到政治学领域，他的努力使我们对政府、垄断、竞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使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分支，他所开创的理论被称作“新政治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将经济学中个人间相互交换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从根本上说，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
在这个假设下，很多社会弊病都可以迎刃而解。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过去国家政治理论是完全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而布坎南的“经济人假定”改变了人们对政府的看法。
奇异的经济学
在亚当·斯密以后的一两百多年里，垄断还是个别现象，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进行解释，但是他们始终都沿袭着“斯密传统”，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
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张伯伦、琼·罗宾逊夫人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用传统经济学的方法重新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论述，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四种类型，“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还在于，从这里开始，经济学似乎更加真实地描述经济的本质和现状，我们距离真实的经济世界又近了一步。
第九章 大棒和胡萝卜
（关于市场干预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在传统智慧看来，市场中企业是强者，消费者是弱者，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然而，政府真的能够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吗？
美国曾经对橘子实行价格支持，结果政府却不得不以高昂的价格把橘子买下；政府决定向奢侈品征税，结果穷人们的生活非但没有变好，反而更差了，政府这是怎么了？黄牛党为什么屡禁不止，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呢？本章将一一为你揭晓。
租金管制似乎是除了爆炸之外摧毁一座城市最有效的方法。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
经济学家经常开玩笑地说，政治就像是食品，首先它是必需品，合理的饮食会促进身体的成长，但过度的摄取食物会导致肥胖，政府似乎也有同样的效果，它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强大力量，但过度的政府干预将破坏经济的进步。
我们都知道，政府的职能是稳定经济，建立公共服务。德国地铁里便有这样一条标语：乘客们，你们安全的乘坐地铁吧，下面有五千个警察在秘密地保护者你们的安全。清澈的河流，清新的空气，绿草萋萋，杨柳依依，孩子们在教室里齐声朗诵，工人们在车间繁忙的劳作，在政府的管理下似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当然，为了维持市场的公平竞争，政府有时还对市场进行干预。我们的政府出于好意，在“传统智慧”指导下，实施了很多调控价格的措施，然而这种自以为是的干涉常常得到超出了我们想象的结果。在经济学中，“管制”常用来说明国家以经济管理的名义进行干预，尤其指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
今天以自由著称的美国，曾经就是粗暴干涉价格的典范。美国曾经管制了众多商品的价格，1887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机构——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目的是控制铁路货运和旅客车费，铁路、汽车、航空运输、通讯、能源销售无一幸免，美国的俄克拉阿马州甚至还对干洗店提供服务也进行了控制。经济学家曾经统计，1975年，美国联邦管制机构控制了约占国民生产总值24％的行业。
虽然管制方案的拥护者宣称，他们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支持管制，但只有少数的经济学论据可以作为各种管制的“正当理由”。经济学家们嘲笑他们的方案就如同用打碎温度计的方法来对待发烧的病人。
为了理解人们对价格实施管制的原因，首先让我们看看罗塞尔·罗伯茨曾经讲过的在美国黄石公园里发生过的保护麋鹿的行动。
保护麋鹿的行动
为了保护公园里的麋鹿，美国政府决定消灭公园里的狼群，这让当地的牧场主欢喜异常，因为再也没有狼从公园里溜达出来偷吃他们的牲畜了，而且公园的游客也不用再惧怕凶狠或疯狂的狼群袭击他们或他们的孩子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石公园里的狼绝迹了。同时，由于狼日渐稀少乃至绝迹，麇鹿的数量开始激增。公园的管理员喜欢这样，并且来公园的游客更加喜欢公园里的环境，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动物。
然而，当你干涉一个复杂的系统时，事情的发展是你无法预料得到的。显然，随着麋鹿越来越多，他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麋鹿吃光了小溪旁的所有植物，包括荆棘、灌木和低矮的树木，生长在水边的柳树和白杨。
还有一点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黄石公园里的海狸数量剧减，这很有点儿讽刺意味，因为狼是吃海狸的，所以，似乎大家都以为狼没有了对海狸有益处才对，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海狸要靠柳树和白杨生存，而麋鹿吃光了白杨，所以海狸的数量开始减少了。
面对一系列的后果，1995年，政府不得不把狼重新引进了黄石公园。
许多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这样，看不见的损失往往就是那些努力想做好事的人造成的。事实上，一项经济措施的出台，制度的确立，法律的颁布，它们不只是产生一种影响，而是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经济学家称之为“次级效应”，而人们往往忽视了那些看不见的次级效应。
正如哈耶克所说：通往地狱之路，通常是由善意铺成的。
最低工资制
最低工资制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项制度本来意图是想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产生的结果却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首先，最低工资制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保险、带薪假期、职业培训等等，这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尽管最低工资的确增加了许多工人的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变得富裕了，雇主通常会通过消减健康保险、免费午餐、培训机会等方式来减少工人的福利。
更加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最低工资制的实施使更多人失去了工作，因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最低工资制把低技术人才赶出了市场。
在前面我们说过，如果说劳动也是商品，那么工资无疑就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反映。假设我是最后一个被雇用的工人，雇主付给我的工资与我创造出来的利润相等，也就是说，我是那名处于边际上的工人。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如果最低工资高于我现在的工资，为了继续雇佣我，雇主不得不给我提高工资，那么随着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很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情形一：继续雇用我，支付我更高的工资；
情形二：解雇我，寻找一个能与最低工资匹配的员工；
几乎理性的雇主都会选择第二种答案，那么我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这就是说，如果不实行最低工资法，那些低工资收入者还有一份工作可做，从而还有一定的收入。然而在实行最低工资法以后，由于劳动需求的下降，那些工资水平已达到最低工资法要求的人，会继续留在原工作岗位，不会失业；而那些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的工作者，厂商就会解雇他们。
换一个角度，在均衡的市场环境下，社会的财富并没有增加，而企业主付给员工的工资总额没有增加，那么最低工资制实施的结果就是改变了全体劳动者的工资分配，也就是把一部分工人的钱给了另一部分工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最低工资法规的强制实施，它减少了一部分个人的就业机会，而这部分人的边际生产价值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
因而最低工资法规对那些相对而言未受训练和无技能的人带来了失业的危险，真正从最低工资法受益的不是那些收入水平低的人，而是那些收入水平本来就高的人。这样的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初衷相反，人们希望最低工资制能够提高低收入者的待遇，结果却加剧了他们的失业，对于那些老弱的劳动者来说似乎更加恐怖。
1946年，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就指出：最低工资制会导致劳动供给的增加，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失业。这种旨在减少贫困而制定的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对减少贫困起作用，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现在经济学家对此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说：“在现实世界中，一项经济措施的出台和制度的确定，不只产生一种影响，而是有一系列效应。而高水平和低水平经济学家的全部区别在于，后者只能注意到那些显而易见的效应，而前者不仅能够看到可观察到的效应，而且还能预见到将来要出现的效应。”
对其他商品的最低限价也发生过一些趣事，据说美国曾经对橘子实行价格支持，结果高昂的价格大大降低了橘子的销售，带来的结果是，政府每年花了大量的钱把橘子买下来，却又不得不把它们全都烧掉。
摧毁城市的好方法
与最低限价相反，最高限价政策是指政府通过使用法令、法规或行政手段强行把某种商品的价格限制在某个低于均衡价格的水平上。当该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最高限价时，就执行最高限价；当市场价格低于最高限价时，执行市场价格。
政策制定者通常认为，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太高，影响市场的稳定，那么就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满，严重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政府为了保证大家的生活水平不受损失，为了维护市场和社会的稳定，而对这些商品实行最高限价。
那么，最高限价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经济学家的回答又给这项政策泼了一瓢凉水。
最高限价的效果与最低限价政策相似，微妙的区别在于最低限价使得消费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生产者，而最高限价使得生产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消费者。另外，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因此最高限价政策没有给生产者造成产品积压的成本损失，这是与最低限价政策效果的又一不同之处。
执行最高限价政策的结果是购物要排长队，或者要走后门，或者要凭票。
那些愿意出高价购买的消费者，可能由于排队来迟，或者由于没有认识的熟人能够走后门，或者由于没有领到购物票，而没有买到商品。而那些买到商品的人，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急需这种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排队来得早或者有购物票。如果说把价格提高到均衡价格水平，这些人可能就不会购买了。因此，他们会把买到的商品转手以高价卖出去。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为从鸡、汽油到利率的大量商品确定了最高限价，在每种情况下，都导致了商品的短缺。人们想要购买产品的数量超过了生产者能够提供的数量，但因为限价，生产者没有了生产这种商品的积极性，虽然购买者得到了利益，但生产者却为此受到了伤害。
最低限价政策确实把消费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生产者，这让生产者看到了实惠，但社会损失是较大的，而且对于生产者来说，它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利益很可能弥补不了产品过剩造成的成本损失。
二战时期，尼龙、轮胎、汽油、糖等等都曾经受到美国政府的价格管制，在推行价格管制几个月后，上述商品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短缺。汽油就是最好的例子，当OPEC几乎把汽油价格提升到原油的四倍时，尼克松政府却不允许汽油价格跟着涨，结果到处都是长长的队伍和愤怒的人群。
最高限价政策使商品价格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平，这就会使供给者调低商品的质量或者其他方面的服务，以便在暗中提高商品的实际价格。纽约政府为了照顾那些低收入的市民，对房租进行了最高价格限制，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几十年来纽约的公寓房一直处于短缺状态。租金管制的初衷或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更多的人租得起房，但是在房租管制情况下，市场无法对供需进行调整，往往是租房的人踏破了房东的门槛。即使有幸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