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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开车上下班的读者大多会有这样的回忆，在通过三环主路到辅路的出口时，一条车道是通往出口的，旁边的车道是三环直行的车道，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要想顺利通过出口要排十分钟的队。但这时，会有将近20％的司机刚开始假装要继续在三环主路直行，然后在最后关头突然粗鲁地（并且是非法的）直接插到通向出口的车道，结果呢？老老实实排队的那些司机至少要多等30秒钟，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骗子司机。每个人都知道骗子司机的做法能够缩短自己通过出口的时间，但其他司机并不是旁观者，渐渐地更多的司机加入了骗子的行列，这时候所有司机通过出口的时间将大大延长。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后果担负长时间的责任，想象一下，如果在上面的路口有警察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每个司机心里都清楚，骗子司机被抓住的概率非常小，可对那些老实的司机来说，这是对心灵最好的安慰。在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假想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如果别人抢行，你不抢行，那么你将永远无法通过路口，但是如果人人都抢行，那么将造成交通阻塞，结果还是谁也无法通过路口。
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率，那么社会将没有效率。这里似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经变成个人与集体的矛盾，通常个人从理性出发追求效率，而集体必须更加关注公平，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也使经济学家们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交通出现拥堵时，你总会觉得自己的车道特别慢，可是当你驶进另一个车道时，你会发现并没有快多少。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这就如同大家在超市去排最短的队一样，最后短队变成了长队，一旦平衡，所有的车道同样地慢，在不断改变车道的过程中，时间都浪费在选择上了。选择职业的过程与排队购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某个职业的报酬高，往往人们会一拥而上，结果很快这个职业的报酬就会变低。另外在股票市场，如果买入明显有利的话，谁又会卖出呢？
在高速路上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你是否发现，基本上每次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旁边车道的车速都会下降，虽然那些司机知道，自己的车不会发生意外，但好奇心的驱使都会使他多看一眼，但这一眼却让后面的车要多等10分钟甚至1个小时。假设一下，如果在这一刻，让所有通过的司机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减速行驶，那么投票的结果肯定是加速通过，但实际的结果是让每个司机单独投票时，因为他已经付出等待的时间和油费，为什么不慢慢通过呢，也许只能把好奇心的满足当作对等待的补偿。
有时，个体和集体的冲突令我们难以想象。
在剧院看戏，如果你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么你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如果每个人都站起来，那么他们将和坐下时看到的清晰程度一样，但却要花费更大的体力。这里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如果单个主体采取某种行为会得到回报，但是其他主体都采取这种行为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
经济学家们称这样的情况为“合成谬误”，萨缪尔森在他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也就是说，个人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
这样的合成谬误更是随处可见：在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可最终发现自己的嗓子冒了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多存点钱，结果社会总的储蓄就会减少；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他们的关税，减少进口物品的关税也可以使美国得益；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丰收，那么，农民的总收入可能将会下降。
同样，个体微小的努力就会给集体带来效率的改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讲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炽热的星期天下午，刚从郊外度假返城回来的人们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原因是有个床垫从一辆车上掉了下来，堵了一条小路，从而所有路上的车都慢了下来，此时有个好心人正好路过，他把床垫搬走了，所有人都会受益。”
偷盗、诈骗、抢劫、绑票这样的行为没有一个是道德的，但对个别人有效率，他们能获得超额的利益，但对于社会却是道德的倒退，因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社会上必须有人制止这样的“效率”，维持社会的公平。
正当人类都陷入合成谬误的苦苦思索时，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他的研究给人们带来了解决合成谬误的一丝希望。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奥尔森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天妒英才，1998年2月19日，奥尔森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轻早逝。《经济学家》杂志这样评价这位经济学家：“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这部杰作就是《权力与繁荣》，在书中，奥尔森将政治学中的权力和经济学中的繁荣结合起来，重建了政治经济学。
奥尔森经过研究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他发现，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是一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两个和尚抬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成功，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变成失败的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大。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
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通常喝水多的和尚会主动多挑水。
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通过附加其他利益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比方说挑水多的和尚可以多喝水。
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个有100万个成员的集体中，如果你提供了集体物品，那么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代价是值得的，很明显这种通过自愿的方式获得对集体有利的行为是不值得的。没有一个社会的所有集团是全面和对称的，失业者、贫困者、消费者，这样的人很难被组织起来，对集体而言，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人们将他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为精细的行为模型。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群体或社会中有3％的“利他主义者”，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奥尔森的努力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以经济学家的严谨、政治家的敏感、历史学家的深刻，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听到奥尔森去世这个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如果个人行为会带来集体行为的无效，那么集体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帕累托提出效率与公平问题数百年后，一个叫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纽约年轻人站了出来，这个年轻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由于无法进入中学当老师，不得不继续攻读统计学研究生课程，可阿罗无法忘记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成功企业和所有存款，这使阿罗见识了所有的不公平，追求社会公正成了阿罗努力的目标。
阿罗提出了一个无比精彩的问题：如果人人可按照偏好顺序把一切状态进行评级，能否找到一个表决规则，选出其中“最好”的结果？
更加难得的是，阿罗不仅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了精彩的解答，他更是用当时经济学家们不怎么熟悉的逻辑符号，解决了这个从未有人提出，更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阿罗最初的想法是这样的，人类各种背景下的经济行为，都是在有限的几个方案中做出合理的选择。比方说，家庭要从不同的商品组合中做出选择，企业要从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理性，其实就是将不同的选择方案进行比较，排列出先后顺序，并从中选取最好的方案。
阿罗将这种比较选择的方法推广到政治领域，他的证明告诉人们，这种多数表决制度，事实上并不能保证能做出一个最优排序，这也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比如：要求A、B、C三人投票选择X，Y，Z三种可能的社会状态。假设A宁愿选X而不选Y，而且愿选Y而不选Z；B也宁愿选Y而不选Z，但却愿选Z而不选X；C和B一样宁愿选Z而不选X，但和A一样宁愿选X而不选Y。这样将会出现：X以A和C两票胜Y，Y以A和B两票胜Z，但是X胜不了Z，因为Z以B和C两票胜X。换句话说，在这个有三个表决者和三种可能性的简单例子中，民主的多数选择办法导致僵局。
令大多数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对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惊人，以致后来足有几百篇论文驳斥这个定理，最终，阿罗的定理经受住一切技术性批评，人们最终接受了这个纽约小伙子的观点。人们也将无数的荣誉授予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管理科学会会长、经济协会会长，最高荣誉是1972年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罗经过严格的证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希望整个社会理性，那么不可避免出现一个独裁者；但如果不要任何独裁者，那么做出来的社会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阿罗的努力把人们的视线从市场民主延伸到了政治民主，他提出的疑问直接导致人们对福利经济学的怀疑，人们甚至怀疑“民主”本身。
另一位经济学家跟随阿罗的脚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的名字叫阿玛蒂亚·森。这位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9岁时经历了印度孟加拉邦的大饥荒，这场饥荒中饿死了300万印度人，饥饿的农民到森的祖父家要饭的场景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也让森后来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
这位穷人经济学家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进行了延伸，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进行弱化，那么社会选择可以理性，但这时会出现帕累托有效和最小自由之间的冲突。
打个比方，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如果全社会投票反对你就不能刷，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森把这个定理弱化了，比如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这就是你的最小自由，因而你拥有这个权力。而森告诉我们：这样的条件下，虽然社会能够理性，但是这样的理性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小自由，那么整个社会就如同被掏了一个个“小窟窿”，剩余的选择才是社会选择，显然这样的理性无从谈起。
几个漂亮的创新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社会的目标，为了协调这对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无数的经济学家们奉献了他们的智慧。
阿罗首先证明所有完美市场是有效的，他的天才想法是，通过调整起点，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得到所有有效的结果。阿罗的方案被经济学家们称为“领跑理论”。
让我们回到博尔特的百米赛跑中，显然因为博尔特最后没有全力冲刺的原因是因为领先第二名很多，因此如果想让所有的选手同时撞线，你就必须改变规则，让速度快的选手慢下来，然后大家一起冲刺，当然这是才能的浪费。还有一种方案，将某些起跑器向前搬，再把有的起跑器向后搬，以使所有的选手都尽快跑，比方说，将博尔特的起跑器向后搬5米，这样他就必须全力冲刺才能争取这枚金牌，因此在遵守通用规则的条件下，速度最快的选手必须跑更多的路，才能和最慢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
阿罗证明，在努力平衡竞争性市场中，这种方法能够奏效，它本身并不干预市场，而是通过一次性付款或一次性征税来调整起跑点。事实上，这种方法很像遗产税，改变财富分配的起点，并以此给大家重新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又保留了社会的延续性。
当然，百米比赛的解决方案是相对简单的，只要调整起跑器的位置就可以了。然而在真正的经济市场中，当数十亿不同商品、动机、人才准备起跑时，谁来搬动起跑器呢，呵呵，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领跑理论只是一种大胆的主张。
阿罗实际上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可以让竞争性的经济体利用各种本领和原材料，利用每一次贸易、合作、教育、投入的机会，通过转移起跑点，让完美的市场完成其他的工作。
但真的能这么做吗？
面对今天的姚明，按照阿罗的方法，应该在他二十五岁时一次性收取数千万的重税，这样他仍有动力去不断的打比赛、拍广告赚钱，因为他无法通过减少比赛来避税，他赚的钱足以支付税款，并且能够让他住海滨别墅，在这种情形下，才能和其他人一样实现“结果公平”。
方案是近乎完美的，缺点只有一个：无法实施。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领跑理论，恰恰相反，它有助于我们思考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解决方式，我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能否挪动“起跑器”，而不是干预比赛，应首先考虑依靠市场调节，而不是对市场横加阻挠。
除了“领跑理论”，经济学家们为了实现社会的效率与公平，还提出过很多漂亮的创新，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学生教育券和负所得税无疑是最精彩的。
负所得税源于这样一种思想：应该鼓励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而不仅仅是依赖政府的补助。传统帮助穷人的方法是，设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对那些低于平均线的穷人统一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以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然而负所得税的做法改变了统一分配的原则，同样制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然后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差别，分别制定税收门限，当一个家庭收入超过平均水平就应该收取正所得税；而当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时，就应该收取负所得税，即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但是这样的补助应该和家庭收入有关。
因此，负所得税的好处是，在确保最低收入的同时，又避免了现行福利计划的大部分缺陷。它使得税收集中用于穷人。与众多的现行计划相比，负所得税有这样一种伟大的优点：它使得公共基金根据穷人的收入不同进行差别分配，而不是无目标地分配资金。
事实上，负所得税将贫穷的人当作认真尽责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当作无能的、受国家保护的人来对待。负所得税通过货币的形式，并且按照收入这一客观的标准来给予穷人帮助，使穷人担负起对其自己的福利状况的责任，从而促进独立与自立习惯的培养。负所得税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与此同时又保持穷人小规模地、循序渐进地进行自助的动力，因此它既可以更多地帮助穷人，又可以大大地减少耗费。
教育券的想法相对简单一些，它的办法是取代过去将钱直接补贴给公立学校的做法，而将教育券直接给予各个家庭，以便他们能够将孩子们送进自己选择的学校。这一想法实际上相当于给父母们提供了“选票”，父母可以根据学校的优劣进行投票。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要是真想帮助穷人，不要设立更多的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