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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康生也手握大权，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扑灭”显然不便，说不定会惹起更大风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乡，何况江青进入延安时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给江青挂了电话。
江青一口答应，为他“扑火”。这倒并不是为了感谢他过去的帮助，她在需要抛出谁的时候，从不手软的。她需要这位“顾问”，康生善于给她出点子。
为了“扑火”，最合适的“消防队”，莫过于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由他出面保“顾问”，当然最为恰当。
陈伯达跟康生之间，有过一次次明争暗斗，但毕竟是一伙。陈伯达暗地里曾为康生遭炮打而欢欣，可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给清华大学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电话。电话记录迅速被印成传单，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当时的传单原文：
陈伯达同志与蒯大富同志通电话记录
第一次通话：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
陈伯达同志：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清华“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
（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央信任的。（原注：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
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第二次通话：同日凌晨3时35分。
关锋同志：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公布人蒯大富借助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借助于蒯大富作为“喇叭”，随着传单的广为散发，四处贴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扑灭了……
陈伯达保了康生，康生惊魂甫定之后，并不感激“伯达同志”。这两位“大秀才”依然在权力分配上明争暗斗着，却又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通力合作着。
第四十一章 鼓吹“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
※ ※ ※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黄浦江畔冒出了一个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了百万群众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内中这样吹嘘着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资派”们夺权。夺权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将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已夸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法国的巴黎公社。
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陈伯达便是一位始作俑者，连毛泽东都说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在“文革”中，陈伯达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荷兰学者雅普·冯·吉内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录》一书（JaapVanGinnekenTHERISEANDFALLOFLINPLAOPenguinBooksLtd1976），专门写了一节《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详细地探索了陈伯达提倡公社的思想历程：
1966年3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巴黎公社诞生95周年。
陈伯达本人研究过外国革命史。后来，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评家集团中年轻的激进作家、记者一起，埋头研究历史上存亡攸关时刻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实例，对它们进行哲学和历史的分析。在《十六条》的第九条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8月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切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当选人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们的监督：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被选举人。”接着，又详细地论述了这种选举制度，但马、恩、列、斯关于1871年经验的消极教训却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与“大民主”的呼吁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几次群众大会上，他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受到“启发”，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权取名为“新上海公社”。
这时，《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据社论的执笔者之一王力回忆，社论是毛泽东要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由王力、关锋执笔，陈伯达主持。王力说，“这篇社论是主席夺权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根据主席历次在常委会上谈话和个别谈话整理的。社论写好后送主席审阅，主席批示：‘写得很好，照发。’”
这篇社论，透露了毛泽东一句甚为重要、未公开发表过的话：
“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 ※ ※
北京闻风而动，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关锋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想由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李广文负责，戚本禹参加。毛泽东则不同意李广文，要谢富治负责。
就在这时，陈伯达从北京给在上海的张春桥打电话。打电话时，王力在侧。陈伯达在电话中，向张春桥通报了《红旗》杂志即将发表的社论的内容，以及北京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于抢头功的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找上海十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抢先召开成立大会。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要张、姚参加上海新政权的领导班子，告知这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是主席的意见。但是，王力回忆说：“主席没有叫我告诉他们让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泽东之召，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飞往北京。王力在机场迎接张、姚，然后陪同他们驱车直奔中南海游泳池。王力回忆说：“主席坐在屋里，穿着他那件睡衣，跟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王力记得，毛泽东这次谈话，共谈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谈话，张春桥于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过传达。现据档案中所存张春桥传达的记录原文，照录于下：
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好像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所以主席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主席说，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主席还说：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如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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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说，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也叫了。
最近主席反复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初没有那么想，如这样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了这个问题，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不能代替党，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张春桥、姚文元哑口无言，紧张万分。张、姚这一回抢头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其实，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信重读一遍，那就会发现，真正的“发明权”应当授予这位“大秀才”———他在那时候就已经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曾提议不用“国家”一词，而用德文古字“公团”
（Cemein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见“公社”一词，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虽然外国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广州公社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信，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这不仅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尽管陈伯达与康生之间龃龉不断，但在极左方面却惊人地一致！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大约两个多小时。这次重要的谈话，照理应当让陈伯达参加，因为张、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调研员”的身份前往上海，回来“述职”之际，怎不请组长陈伯达来呢？何况，所谈的又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张春桥是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征得同意后宣布成立的。
谈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王力：“你跟他们讲没讲找他们来干什么？”
王力心中明白，毛泽东话中第一个“他们”，指的是陈伯达、江青；第二个“他们”，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答道：“讲了一些。等主席见了以后，再详细讲。”
张春桥、姚文元离开毛泽东那里，才从王力嘴里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
——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尤其是言辞激烈地批评陈伯达，说他打倒陶铸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毛泽东要陈伯达、江青作检查，“行情”变了，难怪毛泽东这次谈话，故意撇开了陈伯达！张春桥懊悔地对王力说：
“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个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组长陈伯达请示过，而眼下正碰上陈伯达突然“贬值”，难怪毛泽东花了那么多时间，广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种种事例驳斥“公社”……
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
陈伯达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他不光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又不断受到江青的排挤。在陈伯达晚年，曾对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尖锐矛盾，作了回忆。陈伯达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独裁”：“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
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一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地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陈伯达回忆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臭骂”他的：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