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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子一旦松开，他怀疑自己刚刚真的已睡着。绳子一旦松开，他觉得浑身上下好像有千万根针在扎他刺他。好像空气里有无数针尖，好像空气被压缩，通过一种极细极密的筛网刺向他。
有人在他背后按住他，手抓在他肩胛上。另外有几个人在忙碌，他们搬来更多的灯，搬来更多桌椅。他们不想移动他，他想，他们想要把他冻结在这里。你要争取移动，争取转换环境。他记得朴说过，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让你清醒过来，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任人宰割的腐肉。他想，其实他根本无法移动，其实根本不用按住他。他浑身刺痛，肌肉像被针扎得溃烂开来，靡软无力，他连好好坐在椅子上的力气都没有。
人们开始提问，他觉得那都是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姓名啊，籍贯啊，他觉得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来，纯粹是想要冒充哪个官方机构。
他仍然置身在强烈的光线中央。他仍然赤身裸体，像是一头惊恐的猎物。他觉得刺痛在减轻，力气在一点点恢复。他打算等到力气再积聚多点就开始反击。他想灯光右侧桌后的那个黑影应该是这伙人的头，他很少提问，他在倾听，在抽烟，红光忽隐忽现。他想他应该把愤怒表达出来，可他觉得此刻他的气力聚集得还不够充分，那段距离他还不能一击而中。
他拒绝回答那个问题。他沉默，拒绝回答他们，下午他在民国路想去哪里？哪幢房子？站在他身后的家伙朝他后脑勺上重击一拳。他突然觉得再也不能等待，他跳起来，向那个黑影冲去，他像只青蛙那样蹬腿跳过去，捏紧拳头——
可他被绊倒在地。有人从侧面伸出一条腿，把他绊倒在地。那条腿使劲踢他腰部。踩在他腋窝里。那个黑影忽然开口说话，声音柔和而沉静：
“放开他，让他坐起来。”
“好吧，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以先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有人对我们说，福煦路俱乐部爆炸案和金利源码头刺杀案发生时，你就在现场，你是个罪犯，有人把你给认出来啦。”这是吹牛，他当时并不在金利源码头上。当时他还未受到严酷斗争的考验，当时他只是个观察员。
“我是个学生，刚从南洋公学肄业，我正在找工作。”
“不要心存幻想……”他又在点烟：“不要以为可以用一些说法把我们糊弄过去。现在跟你说话的都是一群专家。抓住你的人是谁？你一定在心里问自己。你以为这是绑架么？是帮会分子干的么？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次正式的逮捕，跟你说话的是一群专业调查人员。我们能让最顽固的人开口说话。连受过苏联训练的共产党都会开口说话，何况是你们。你们不过是一帮普通的杀人放火的罪犯。”
他年轻，他太容易被激怒。他感觉受到侮辱。他冲口叫喊：“我们不是罪犯。你们才是罪犯。总有一天我们要——”
他来不及刹车，他从香烟上闪烁的红光里看到那张嘲笑他的脸：“总有一天我们要推翻你们，把你们统统扫清！”
“那么说你认为你们确实是共产党？”黑影回到黑暗里，继续嘲弄他：“你们在上海胡乱暗杀，爆炸放火。只是一帮罪犯——一群罪犯而已。你们靠这个吓唬人，靠这个赚钱。而你完全想错啦，我们不是罪犯。我们代表政府。我们——我可以告诉你，正式的说法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我们常常跟真正的共产党打交道，他们也不得不向我们开口说话。”
他故意显得很啰嗦，他不断重复，像是想要把它当作某种蛊惑人的魔法，让人家头晕。
“你们杀死曹振武，是想阻止他去广州。实际上，我们不妨说，是想要阻止曹振武的老板去广州，南京的那棵墙头草，著名的党国要人。他们想到广州去另立中央。那是想搞分裂呢，他们确实有人撑腰，我们听说西南有些军阀很想破坏统一，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统一局面呢。他们还想拿走粤海关，这下就把这里的一帮投机商人急坏啦，我们听说公债就是拿那些海关的关余来担保的么。他们开出赏金，找人刺杀曹振武。他们找到你们那位顾福广，他是不是叫顾福广？你看——我们确实知道一些真实情况吧？”
“你在胡说！你胡说八道！”
“不要激动。我欣赏你，我们欣赏纯洁的年轻人。”可正是他在激怒林培文。他的微笑，他点烟的手势，他让一根火柴燃烧，可又不用它点燃香烟，让它在手里慢慢燃烧，看着它。
“至于福煦路的案子。我们相信它更像一起普通犯罪。它更单纯，它就是一次单纯的报复行动。事关一个女人，一个妓女。我们听说青帮大老板让人去杀死顾先生，他们也是受到委托，另一方的委托。你知道——投机市场总是会有对手的，有人做空头，有人做多头。可这次他们没能成功。他们不是专业人士，缺少计划，他们只是枪杀掉一个妓女。我们听说这位妓女是顾福广先生的女人，他的情妇，他的姘头。”
林培文再次扑向那团黑影。他已忘记羞愧，忘记自己是赤身裸体。但这一次，他还是摔倒在地。
三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九时五十五分
曾南谱完全懂得如何突破一个人的心理防线。这些事情他很熟悉。他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位专家。他是共产党的叛徒，他学习过苏联人教的审讯和反审讯手法。他选择这种单刀直入的手法，是因为根据他的判断，审问对象是个自以为充满信仰的单纯年轻人。他要摧毁这个人的信念基石，激怒他，搅乱他，让他怀疑自己。
他庆幸自己迷途知返。他知道自己是在被人破格重用，他也知道那并不是因为别人信任他，而是因为别人不得不需要他。他觉得法租界警务处的萨尔礼少校在文件里把他们这伙人称为“南京研究小组”是完全恰当的（调查科在巡捕房政治处的秘书科里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不喜欢采用暴力手法。肉体痛苦是有极限的，用刑是最快捷的手段，很多审讯对象会就此败下阵来，屈服，开口说话，可人对肉体痛楚的承受能力并不完全相同，你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一旦你轻易让审讯对象越过那道界限，他就会变得麻木，他不再感到痛苦。到那时候你再用刑也都是在给他挠痒痒。甚至他听说——那还会让人觉得快活咧。
问题在于，肉体痛苦会让人体内循环加快，更快地分泌出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东西。它是身体反抗力量的源泉，它会让人愤怒，好斗，它会让人家产生仇恨。如果人家有足够的冷静，那种仇恨会让人家在心理上建立起一道又一道的防线。到那时候你就再也无法知晓，人家开口告诉你的事情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啦。要是人家够聪明，还能让你上当，让你产生错觉，犯下不可饶恕的重大错误。
他允许他们在开始时，对这个年轻人稍稍做点粗暴的事。纯粹是让审讯对象在肉体上产生疲倦。有时候暴力纯粹是一种热身运动，好让猎物的神经绷得像条快断的钢丝，绷得像弹簧，一触即发。在这些事情上，他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家。这正是南京需要他的地方。他懂行，他有头脑。他明白，审讯中适度的暴力是需要的，但要恰如其分，暴行是一种表演，它的目的是让人惊恐，而不是单纯的肉体痛苦。
有他（和他这样的人）在——他谦逊地想，共产党在上海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啦。所有那些异见分子、反动分子在租界里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啦。他们那种儿戏般的游行暴动，他们那种开开会写写文章式的革命再也行不通啦。他们从前堂而皇之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开完会到饭店茶馆里继续高谈阔论。如今调查科在上海建立起深入底层的情报网络，所有已暴露赤色分子的照片都被大量翻印，被很多人牢牢记在脑子里。
南京在推广大上海计划，他还听说，高层在研究开展一次大规模国民教育运动的可能性。有人在制定计划，调查科的分析情报也提供给计划的起草小组。这些计划一旦实施，赤色分子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他相信这个顾福广和他所谓的群力社与共产党无关，连外围组织也不算。这是他和郑云端的一致看法。郑是调查科派来的书记，名义上是他的副手，实则负监督之责。他对两个租界的警务处也这样说，可人家不相信。
他在扔出那两颗重磅炸弹之后，立即宣布审讯暂停。他要让这个年轻人好好想一想。他还叫手下人让他吃饭。
这完全是个意外收获，抓获林培文纯粹出于偶然。帮会有传言说，袭击福煦路的那帮家伙可能在法华民国路附近租下一幢房子，有人在街上看见过他们。他让人追根溯源，发现福煦路俱乐部的某个花房工人涉及其中。袭击赌场的那天夜里，他刚巧蹲在围墙边拉屎，在树后的阴影里。当时他吓得不敢动弹，对火光掩映中的几张面孔印象极其深刻。他记得其中有张面孔前几天曾来向他打听过一些跟赌场有关的事。因此后来那张脸再次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一下就能回想起来。那张脸在公用电话亭里，在敏体尼荫路上，他不敢盯梢，望着那背影朝民国路方向走去。消息传开之后，帮会高层派出爪牙在附近地面上打听，迹象陆续出现，皮少耐路有家烟杂店的伙计说，最近常有个陌生面孔来买烟，一买就是五六包，两三种牌子。华成路浦泉澡堂里，也有人听到隔壁包间客人可疑的谈话。他让人带着那花房工人，开着车在民国路附近到处转，没想到还真撞上这个年轻人，证件上的职业栏填着学生。
这件案子让他极感兴趣。他认为自己喜欢这个人，这个顾福广。他把多种来源的几份情报相互比较之后，确信这个人的真名就是顾福广。前工会活动家。根据声称在那些日子里与他接触过的人的说法，他练过硬功，能够拳穿门板掌劈砖瓦。传说他机警过人，行事极为大胆。在混乱的局势中善于迅速判断，并付诸行动。在曾南谱看来，有件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人，他把一包屎尿淋在青帮工头的脑袋上，让那家伙在几百人面前大丢颜面，而他自己就凭这简简单单的一招，从泯然众人中一跃成为工运领袖。他曾短暂参加过苏联大使馆的保卫工作，随后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有一种得到验证的说法是他在伯力接受培训。证据是英国政治警察机构从印度得到的一张毕业聚会照片。基于情报交换机制，党务调查科拿到复制件。有人认出照片上的另一个人正在南京军事法庭模范监狱服刑，当即提审此人。得到的口供是：顾福广一度曾以贸易商身份在南亚活动，后被卷入一起苏联情报机构的肃反案件中。据他所知，顾已被枪决。
曾南谱不知道他是如何逃回上海的，可他完全清楚顾福广和他自己一样，已彻底抛弃以往的信仰（他觉得这种说法多少显得有些虚荣，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信仰。）。
门轻轻打开，小郑抓着一只咬过几口的苹果走进房间。刚刚他站在审讯对象的背后，进行到一半时他悄悄离开。他没有拦住他，他猜想那是要去向南京发通报。
“看过笔录啦？”他问。
“刚看完。看起来我们猜得不错，他们都被蒙在鼓里。”
郑云端虽然是调查科安插在小组里的专职监察人员，可他们俩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他曾南谱很坦率。他懂得如何与年轻人打交道，他从前确实在大学里当教授。
“沉重的一击——”小郑站在桌边发表评论，语气像是学生演剧的旁白员：“他正受到信念动摇的煎熬。假如他感到迷茫，我们就应当趁胜追击。不给他重新建立防线的机会。”
“再等等，我们要让他好好想想那些证据。你可以拿几份报纸给他看看。”
“时间很紧，明天要通知法租界警务处。最迟后天上午，我们要把他交给巡捕房。”
“暂时不交。我希望案子在我们手里水落石出。”他此刻还想不通巡捕房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观点，巡捕房为什么要坚持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行动组织。他怀疑其中另有意图。
“他们为何如此确信这是共产党？”他轻声说，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小郑那里有答案。
小郑把苹果咬得嘎吱响，还剩下很大一块就扔进纸篓。他私下认为年轻人对待食物的这种作风缺乏教养，可他又把这看作一种小小的、也许还让别人松弛的坏习惯。
“很简单——”小郑说：“那可以证实他们一贯以来的观点。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断相互争斗，相互报复才把租界搞乱的。也许那位少校还想立一件大功，也许他想把案子留在政治部手里，也许破获一个赤色恐怖团伙可以让他的殖民地服务履历变得更好看些。听说法苏两国最近关系很紧张。关闭贸易代表团，驱逐外交官，禁运。我听说如今苏联的头号敌人从伦敦换到巴黎。”
“这是个很好的说法。你可以就此写一份分析报告。因此绝不能轻易把他交给租界巡捕房。这是个阴谋。”
“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小郑替他加上一个修饰词，让句子显得更加义正词严，让假想中的那份报告更符合南京政客们的阅读习惯。
“你可以去找他谈谈，你们都是年轻人，容易沟通。事实摆在那里，他受人蛊惑。只要他开口，我们也可以帮他说话。我们可以在笔录上稍稍做些改动，有些事可以算在别人头上。我们甚至可以教他一些说法，好让他在巡捕房眼里变成一个受人蒙蔽的迷途羔羊。如果他果真愿意替我们做事，我们还可以不把他交给巡捕房。他可以去参加训练班，他甚至不用去感化院。我相信年轻时思想左倾的人，将来都是可造之材。如果二十岁时他看不见社会不公，那他一定是个麻木不仁的小混蛋。”
他并不担心郑云端会拿这些话给南京打小报告，党务调查科的人都是革命理论的行家，从科长到打字员个个都学习共产党的会议报告，他敢说，南京那间档案室里收藏的共党理论文件比他们中央局自己的还多，他们自己那些早就为预防搜捕而烧得七零八落。
四十
民国二十年七月一日晚八时十五分
小薛越来越觉得自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收场。他自己搅成的这一团乱麻，都怪他总是不想让任何人失望。可难就难在，这里头有一两个人他实在不想让他们受伤害。而他此刻觉得这伤害越来越逼近，他都无法向人家发出警告。他沿着薛华立路警务处大楼那条紧邻围墙的窄巷朝楼梯门走。
他在皮恩公寓吃过午饭才出来。他明显感觉到特蕾莎越来越爱他——其进展的速度和节奏竟与冷小曼暗合。她现在并不急于和他做爱（他觉得这说法既顽皮又自相矛盾），反倒是喜欢跟他说话。可他害怕的就是说话，他觉得一切都是乱说话造成的。今天上午他们就几乎什么都没做。几字——的意思是说，她只让他放进去一半，而另外那一半——她从两人紧贴的腹部间隙伸进去一根手指头，绕着圈刮弄。当时她正追着他问，要他答应带她去广东乡下，去他老家看看。因为先前他在给她说乡下那种用竹子做的床榻，睡醒之后面孔会像刚蒸熟的花糕，刻着一格一格的印子。她则把她自己记忆中的农庄告诉他，奶牛，骡马，干草仓库，整整半年都是个大冰块的沼泽池塘。
他有好一阵都神思恍惚，太阳一直照到他的腋窝里，照在特蕾莎的肩膀上。他觉得轻松自在，浑然忘却所有烦恼。可到吃饭时她又说起那桩生意。他只得对她说，顾先生对这东西很感兴趣，那正是他想要的东西，他要做这笔生意。他不在乎价钱，只关心它的威力到底是不是像特蕾莎说的那样大。
“真有那样厉害么？”
她呢，趁着阿桂去厨房，从那条绣着卷曲花瓣的桌布底下伸出手来，一直伸到他的裤裆那里，握住他，说：
“就跟你一样。”
特蕾莎说他办事效率不高，既然想要货，就得赶紧定下交付时间。她自己不用跟买家会面，一切由小薛操办。但要明确交货时间，交货数量，她好让人装运。
他此刻已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杀人武器，他知道它叫做Schiess…becher，他知道它由一家名叫莱茵金属公司的德国工厂研制生产。他不知道怎样用中国话来形容它，或者给他起个中国名。他知道它威力堪比大炮，能够炸穿装甲车的钢板。他知道这很危险，他觉得甚至获悉这武器本身这件事就是十分危险的。这种对于危险事物的直觉让他下意识想要逃避，以至他不想把他刚刚获得的知识告诉少校，他想他反正是不知道。他现在已得到一张详细的图纸，附带着产品说明。他想最多就是他直接把图纸交给少校。
他从走廊另一头的楼梯去少校办公室，他穿过走廊，看到特务班的办公室房门开着。马龙班长不在，马赛诗人坐在靠墙的桌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用手指关节叩叩门板，不等他抬头就走进房间。他找不到任何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来直接提问。尤其是在他已获悉那种武器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