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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公寓大门边的考夫斯格女装铺里站几分钟，这是一间俄国人开的高级服饰店。她感到羞愧，既因为这种无谓的迁延，又因为自己将要做的事。
她认为这几乎算是一种背叛。可她觉得自己要是什么都不去做，那也是一种背叛。昨天下午，老顾向朴季醒布置任务时，她在场。朴正准备开车去铜人码头，小薛会在码头售票处等他。
老顾说：“后天就要行动。不允许任何疏忽大意。提货以后，你要把小薛控制起来，以防万一。”
说这话时，他没有回避她。这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她应该理解组织的用意。
朴提出新问题：“那么这个白俄女人呢？她也知道很多事。”
“也关起来。”
“那样——人手会不够用的。控制一个人，要派两个同志。同时控制两个人，至少要派三个，三个也很勉强，无法做到万无一失。”
老顾在沉吟。他划根火柴，点燃香烟，扫她一眼。
“小薛很要紧。他对组织很重要，我们要保护他。我们要把他当成自己人。至于那个白俄女军火商……她知道的确实太多……即使行动胜利完成之后，她也知道得太多。”
她没能掩饰住，她完全听得懂这暗示。她心里一紧，而她的眼睛一定睁得很大。
……当同志遭受不幸，要决定是否搭救他的问题时，革命者不应该考虑什么私人感情，而只应该考虑革命事业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应该估计这位同志所能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应该估计由于搭救这位同志需要损失多少革命力量，权衡轻重再行决定……在拟定处决名单和确定次序时，决不应该以一个人的个人恶行，甚至不应该以他在人民中所激起的公愤为标准……应该以处死某一个人能够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好处的大小为标准。所以，首先应该消灭对革命组织特别有害的人……
再一次，那些以前她曾反复背诵过的句子在她头脑中浮现，如同无声电影的一幕，如同以黑体字方式显现的旁白。她觉得一阵耳鸣，像是从淹没她头顶的水中传来的说话声：
“……处决她？”是朴在说话。
……妇女，应该分为三种：一种是内心空虚、思想愚钝、麻木不仁的人，她们可以可以像第三类和第四类男子一样加以利用；另一种是热情、忠诚、能干的人，但不是我们的人，因为她们还没有锻炼到具有真正的、毫无空话的、实际的革命认识的程度。他们可以像第五类男人一样加以使用；最后一种妇女是完全是我们的人，即完全亲信者、完全接受了我们纲领的人。我们应该把他们看做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没有她们的帮助是不行的……
那些句子还在顽固地浮现，一行接着一行。这是组织的纲领，这是老顾亲手撰写的文件，这是参加群力社的所有同志必须背诵、必须牢记心头的誓言。
“我们找不到她……”她听到朴在说话。
“你把这张支票交给小薛。这是一笔巨款，他一定想要马上交到她手里。你开车送他……”她的耳朵里嗡嗡直响：
“……无论他去哪里，你必须坚持用车送他。从今晚开始，你要让人始终看着他，寸步不离，一直到行动结束。”
她突然说起话来，她以前从未在这样的时刻发表个人意见：“但当着他的面——要是当着小薛的面处决她，一定会吓到他的。那是他的朋友，他从前的……情人。”她在从前这里停顿片刻。
“……会吓到他的，”她几乎是在喃喃自语：“他一直都愿意帮助我们。你无法对他解释……”
“他还要什么？他会被吓到的，可除此之外他还能怎样？他早已在帮我们做事。他只能继续做下去。他还要什么？他有你。现在，他还有这笔钱——这笔巨款。我们会向他解释的，你也有理由向他作出解释。也许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老顾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好像全是因为某种跟他无关的逻辑，跟他无关的事实，而不是他自己在这样想。
昨天晚上，老顾一直没有离开公寓。他躲在小屋里抽烟，冥思苦想。她进去给他送茶，满脑子想要再次提出不同意见。但她看到老顾坐在台灯光圈外的阴影里，看到他一动不动的样子，她没敢说出口。朴已带着指令离开，齿轮已开始转动，没有人能够阻止它继续转下去。
她睡不着。她不认识那个白俄女人，她甚至想不起来她的长相。她只看到过一张照片，面孔有些变形，角度不对。烟雾和鼻线呈七十度夹角，眼睛在向右侧瞟过来。她认为这是在看着照相机。她还认为照片上的人是躺在床上，因为烟雾总是垂直向上的。特蕾莎对她完全是个陌生人，名字是小薛告诉她的。她甚至在自己心里也不想叫出这个名字，她又有什么理由要用这种亲切的方式来叫唤这个女人呢？
这个女人是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进入她的认识领域的，通过她自己的一条短裤，通过一某种肉欲的残余物，它一度给她一种肮脏的形象，一种散发着隔夜的身体气味，一种灰扑扑的陈旧骚味……可这会她一想起她来，就想到这条短衬裤。那些口红啊，照片啊，都不能向她证明什么，可这条短裤——柔软的丝绸因为床底的灰尘和潮气变得有些脆硬——却在向她证实一个活生生的肉体。
她觉得那个令她感到恐惧的梦魇，那个很久以来折磨着的梦魇又再次笼罩过来。她不敢入睡。她在一个决定与另一个决定之间来来回冋，好像这是一个她总也走不出去的迷宫。
她打算按照早上睁开眼后的头一个念头来做决定，可她根本就没睡着。她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睁开眼的头一个念头，她觉得自己根本就没闭上过眼睛。她试着再闭一次，可睁开眼之后的念头跟先前那个完全相反。
最后她作出决定，帮助她的是那种观点：她认为小薛必须得到组织更真诚的对待。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他的工作所需要的自觉性，都不允许在其中掺杂一丝怀疑之心。
但是当她走到公寓门外，她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知道如何找到小薛，她更不知道怎样找到那个白俄女人。后来她才想起那个电话号码，那个写在照片背后的电话号码。
她站在永安果品行边上，等待从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壳牌⑵加油站里驶出的第一辆出租车。司机说他不能在这里载客，要她去车行柜台叫车。她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忧伤地望着司机，一直等到他答应让她上车。
她站在福履理路小薛的房间中央。她知道那张照片在哪里。那是她放的，在那张旧报纸包里，与那条丝绸衬裤躺在一起。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向她勾画出那个她从未真正结识过的女人的轮廓。而她现在决定去救她一命，去向她发出警告。她要劝说这个白俄女人别跟小薛见面。别去见他。她想她早就在希望他们不要见面。她早就希望把这女人用报纸包起来，塞进墙角，塞进衣柜后的夹缝里。可她在电话里刚一开口，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嫉妒的妻子，劝说那个狐狸精不要再来跟丈夫幽会。你不要去见他，不要去见小薛……
可这会她又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该往哪里去。此刻多半已有人向老顾发出警报，行动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她擅自离开队伍。别人一定会猜出她的想法，别人一定会把这种行为认定为背叛，可她没别的地方可去。她找不到小薛，她是巡捕房通缉的要犯。她一个人离开公寓这行为本身就很危险。她可能会在街上被人认出来，可能会是巡捕，可能会是另一个对她有兴趣，可并不太喜欢她的记者。
最后，她决定还是回到那公寓去，她没有家，没有朋友，组织就是她的家，她的朋友。
⑴格雷夏公寓。
⑵Shell。
四十九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晚六时四十五分
林培文带来一个人，他在门外。坐在法华民国路对面的茶馆里，望着这边的窗户。窗户是朝东的，就在东厢房，在床边，那个姓薛的家伙躺在床上。
刚入夏，快到七点，天还亮着一大半。林培文坐在客堂间，觉得想要一句两句就把话说明白，实在是太难啦。情势变幻莫测，他都顾不上喘口气。
他怎么也想不到，郑云端竟然是潜伏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里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来这的路上思前想后，把郑云端和他说过的话全都回想一遍，这才发现人家早就给他足够的暗示啦。
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你我会成为同志。
他当时怎么就明白不过来呢？他当时怎么就捉不住那话音里的一丝暖意呢？
昨天晚上，趁着特务们饭后晕头晕脑的机会，郑云端打开那扇储藏间的百页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声喝令林培文。他用饱含同志友谊的眼神望着他（他当时还以为这又是什么假惺惺的花样呢）。他还弯着腰，把上半身钻到这到处是灰的小黑间里，把手伸向林培文。
他当时根本反应不过来，他以为这又是特务在搞什么名堂。他后来才想明白，人家这一伸手，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大的代价。等到他后来真的相信这一切，真的相信他已得救时，他忽然就明白过来，在敌人的隐秘机关里要埋伏一名革命同志有多不容易，人家来救他，得冒着暴露的危险。召唤几个迷途青年的事，可不像看起来那样轻易。
他当时拒绝那双伸向他的手。他冷淡地望着郑云端，钻出小黑间。
郑同志也没工夫多解释，凑在他耳朵边说：
“明天一早要把你送到法租界巡捕房。”
“为什么？你们不是还没拿到我的口供么？”他冷淡地问。
“党组织通过巡捕房的内线关系，把你被南京特派小组秘密抓捕的消息透露过去。今天上午巡捕房政治处打电话来要人。”
“党组织？”
“来不及给你解释。以后你会明白的。你要做好准备。组织上要营救你。”
他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在云端，晕晕乎乎——
“你要小心。别紧张，也别太放松。今晚还会有一次审讯。曾南谱在南京来不及赶回。由我负责主审。你照平时的做法就行。明天一早巡捕房要派车来运送你。党组织的内线关系已在那边花过很多钱，车子会在路上多耽搁半小时。另一辆黑色的汽车会来把你接走。那是组织上派来的营救小组。万一被敌人发现，万一发生战斗……你要记住，一旦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你要死死咬住，对敌人说营救你的是顾福广派来的人。”
昨天夜里的提审场面具有一种奇异的双重特点。从它的形式上来看，它比以前的审讯更激烈，郑云端甚至冲上来亲手打他两记耳光。可要是从审讯过程中询问的内容来看，它顶多只能算走过场。顶多只是把以前问过的东西再重新问一遍。他渐渐不耐烦，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使得审讯在旁观者看来变得更加激烈。
夜里他几乎整宿没睡着。他无法把那些对话的头绪理清楚。他只是觉得那储藏间似乎在变得越来越闷热，他脑袋靠着的那个墙角也变得越来越狭窄。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来接他。他没有再看到郑同志（此刻——十小时之后——他在心里又叫一声郑同志）。两名年轻的特务把他交给全副武装的巡捕。让他惊讶的是，其中竟然有外国人——后来在车上林培文用英语问过他（林培文在南洋公学上过两年英文课），他只是笑笑，没回答他的问题。摸出一支短铅笔头，在烟盒锡箔纸的背后写上几行字，递给林培文。
For we walked
Changing our country
More often than our shoes
Through the class war——⑴
他告诉林培文，那是共产国际里一位诗人的作品。原先是德文，他刚把它翻译成英文。
汽车把他送到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站在客堂间吊扇下欢迎他的人，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他叫一声：陈部长。当年，林培文在会场里，他站在演讲台上，当年，他是学运部的负责同志。
几小时后，他离开那幢房子。他强迫自己调整，强迫自己不要过分激动。情势变幻实在突如其来，他的世界被整个颠翻过来。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这是对党的诬陷！如果让它得逞！革命事业将会遭受极大损失！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必须揭露它！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
整整四年，他都是跟一个骗子在一起，整整四年，他把一个阴谋家当成党的代表，当成他与党之间唯一的联系，当成他的指路人。民国十六年春天的大屠杀使他与南洋公学的党组织失去联系，他的同志被捕的被捕，退党的退党，他生命中最要紧的人（他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向她表白）被青帮流氓的铁棍砸在头上，再也没能醒过来。那年十一月他从无锡乡下回来，发现所有人的热情都烟消云散。仅仅几个月前，谁都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三月时有个同乡学生来找他，宣布要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最后的决战。半小时的慷慨激昂后，那同学忽然对他说，他的舅舅原本在无锡教书，现在失业在家，能不能请林培文帮他找个教职？你有办法，你是共产党，你还是国民党区党部的学生委员，当时所有的学校都被两党联合组成的国民党党部接管。
可现在他在路上看到那同学，人家把他当成陌生人，看都不朝他看一眼。他先前曾想过去武汉找党组织，可不久武汉也开始清党。他感到愤怒，不是对敌人（对敌人他只有更加冷酷的仇恨），而是对那些风一刮就倒的墙头草。
就在这时，他遇到顾福广。他刚走出那家门庭萧索的书店。几个月前这书店摆满各种文字的左翼书刊，市党部还没来得及在这里贴上封条。因为这里是公共租界，书店老板是德国人。当时，他感到危险逼近——现在他回想起来，觉得那时他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完全是另一种危险。——他觉得背后有双眼睛。他往弄堂里走，在拐角处疾转，看到弄口有两个短褂男子望着他，他紧张，加快步伐，怀疑背后有奔跑追逐的脚步声。这时，顾福广来到他面前，顾福广躲在横弄口，朝他低声喝道：“这里走！”他懵懵懂懂被拉进一幢石库门，穿过天井，从另一扇门走出去。
他现在回想起来（尤其在听过郑同志说的那个故事之后），这很可能是顾福广设计的圈套，如此拙劣，他当时竟然无从识破。
他感到羞愧，他想自己是多么轻信啊。他觉得根本的原因在他自己，他那时一腔憎恨，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向反动派复仇。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仇恨是危险的，他的内心应该更宽广。他的敌人是那个制度，是那个阶级，他应该更冷静，他应该比敌人冷静一万倍。
他一想到陈部长的话，就觉得无地自容。
他向陈部长提出正式的要求，希望组织上让他重新入党。老陈告诉他，在严峻的对敌斗争中，党组织早已吸取教训。队伍必须更坚定，对党员的要求会更严格，重新入党的程序将会更加严密，而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工作。最要紧的是完成任务。
你的任务是去把真相告诉那些受到顾福广蒙蔽的同志，党欢迎他们回来！
他站在东厢房的窗口，朝民国路对面茶馆里的同志招手。那位同志随身携带秘密的党内文件，它们会让受蒙蔽的同志获悉中央的最新策略。但首先要揭露阴谋，向全体同志揭露顾福广的阴谋。
他看着在床上沉睡的薛维世，他还有一件事要弄清楚。老北门捕房的事。陈部长向他问起过薛，他觉得党的情报系统果然神奇，对他们的情况一清二楚。陈部长告诉他，内线同志报告说，这个姓薛的家伙身份特殊，与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马龙特务班关系密切。党组织曾将一笔钱存进中国实业银行的户口，这笔钱专门用来对付法租界那些腐败的警察，组织上对这个新成立的马龙特务班极为关注。而在法大马路中国实业银行营业所柜台上班的秘密同志偶然发现，这个姓薛的家伙曾用支票兑取过这个户口里的一小笔钱。组织上对这个姓薛的做过一番调查，认为他还不能算是坏人，还不能把他归入反动派。他救出冷小曼，是出于他们之间的私人感情，冷小曼向顾福广说谎，并不代表她就背叛革命，并不代表她就投靠巡捕房。
林培文让小秦把薛维世叫醒，让他来吃晚饭。林培文夹给他一块熏鱼，对他说：“上午在礼查饭店，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昨天晚上提货的事，你也详细说说那到底是什么武器？”
“她怎样？特蕾莎现在怎样？”
“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人留在现场观察，报告回来的消息说，那个白俄女人已被礼查饭店的人送往公济医院。你必须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顾福广很有可能再派人去医院杀她。”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应该去问冷小曼……”
⑴布莱希特的一首诗。大意是：我们穿越阶级的战场，转战许多国家，比更换脚上的鞋子更加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