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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仍旧喜欢他的中国肋骨……紧紧贴在她身上，贴在她小腹部仍旧隐隐作痛的伤口上。
窗外，从东北方向再次传来枪炮声，这声音让她亢奋起来。
⑴Baron Harada。
⑵恒泰杂货公司。
⑶Sawada。
⑷Hoshigaura。
后记
这故事在其雏形时——也即在其尚处于一个模糊的、雾状的，只有隐隐约约几个黑影在背景里晃动的阶段——一个八月的炎热早晨，一个没头没脑的、连我们自己都尚未察觉其含义的句子跃然纸上（如同从黄浦江东岸穿透江面浓雾照在上海档案馆阅览室东侧靠窗口桌位上的一道光线）：
起初，引起萨尔礼少校注意的是那个白俄女人。
我们绝无自称自赞之意，这不过是一句大实话。一九三一年，警务处政治部的萨尔礼少校面对法租界纷繁复杂的局势，试图理清头绪，抓住破解悬案之谜的蛛丝线索。他通过阅读旧档案，找到这个白俄女人。将近八十年后，我们坐在档案室内，（与少校一样）尝试构建发生在一九三○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的一系列事件的轮廓模型，同样通过阅读历史档案，我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女人。
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文书确曾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尽管它显然带有殖民地法国官员那种懒散的、马马虎虎的风格）。日军侵入上海后，该卷宗仍保存在理论上归属法国维希政府管辖的法租界当局手里。直到一九四三年，汪伪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法租界管辖权，卷宗当然随同法租界警务处的其它所有重要文件一起，转到伪警察局档案室内。我们相信，日本侵略军驻上海的特工部门（即我们常常说的特高课），以及汪伪特工总部（即人们常说的“76号”）一定曾抽走该档案内的一些关键文件，以配合他们随后对该女军火商人展开的复杂而成效不彰的调查。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总会有另一种可能的），我们的薛维世先生（无论此前还是当时，此人一直在该部门位居显要），出于他私人的各种目的（或者国家利益），同样很有机会把卷宗内的重要文件秘密取走并销毁（即便他有收藏的意愿和可能，我们大概再也无法找到）。
众所周知，中国军民的抗战胜利是在一九四五年，这卷宗随即由光复后草草组建的上海市卢家湾公安分局接收。一九四九年以后，卷宗的接管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卢湾公安分局。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体谅新生的、物资贫乏的国家和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历史档案的处理方式——有些时候，如何节约利用物资要比合理利用历史信息更迫在眉睫。纯粹是由于纸张供应严重匮乏，共和国的公安人员不得不利用旧档案（那些看来不太具有现实价值的文件）的空白背面，以书写对他们来说更紧要、更须记录的事件。如此一来，这卷宗就被拆散，没有人会关心写在那些纸张背后的、已由（主要由投诚的国民政府军政特工人员组成的）情报咨询委员会鉴定过的，并被确认为无用的历史信息。我们相信很多相关文件已被撕碎、卷成一团，消失在纸篓里。一部分信息至今仍藏在主题全然与其无关的文件背后（因为重新装订粘贴归卷而难以被研究者发现）。我们曾发现过一页文件——在一份有关建国初工商业资本家内反动分子的举报记录背后。那页文件被翻折过来重新装订，并用劣质胶水粘合。因为天长日久而脱胶，我们这才有幸发现它。在档案馆严格的调阅规则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从上下两端挑开那页合叠的纸，确保不去破坏装订线，凭借靠窗座位比较明亮的光线，一字一句把这份残页的内容抄录下来。
不过当然，卷宗本身还是保存下来。最后它随大量历史档案一起，被有关方面转交给上海历史档案馆，由该馆的专业人员鉴别入库收藏。而到这时，这卷宗也只剩下残篇断简，案件的相关证据链再也无法建立起可靠的逻辑关系。（卷宗名见附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仍应被视为一部虚构小说。我们相信作者在某个凉风习习的夜晚（风里带着夏日特有的腥臭味），一时兴起，随心所欲就捏造出一起电影摄影棚绑架案。我们更有理由怀疑那些存在于人心深处的欲望、那些还在头脑中酝酿的复杂计划，作者如何能猜得透？我们的确能看到作者用心叵测地转换视角，以使假想出来的人物动机和行动计划欺骗性地带有一种混沌模糊的风格，在这里透露一点，在那里闪烁几下，引诱读者相信他在历史信息不足时的擅自虚构。最难测度的是人的情感因素。薛维世先生和白俄女军火商之间到底有几分是（属于人类最美好最善良的）情感？有几分是诡诈的互相利用？薛和他的另一个更加天真的情人冷小曼之间发生的事，又有多少是出于当事人愈演愈烈的情场表演呢？
假设真的有一个公正的历史法庭，我们要指控作者仅凭五六份相互之间缺乏逻辑关系的文件，妄图向陪审团构想出整个案件的过程。证据链缺乏完整性，由书面的间接证据来推论，缺少坚实可靠的论证基础。法庭将不予采纳。其实，有关薛维世先生（以及他的白俄情妇）的故事随后的发展变化本身也会提供一种例证。如上所述，由于历史档案的人为丢失，薛维世先生在“孤岛时期”处于各种复杂势力逼仄下采取的主动（或被动）行为，在上海光复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格审查，同样由于档案的缺失，这项审查最后毫无结果，仅凭萨尔礼少校的一份不太可靠的宣誓证明就草草收场。
但人类从来不曾生活在那个魔法世界里，在魔法世界里（就像在那部电影里），魔法师有一部可以无限对折展开的书，他所有的举措行动、所有最微妙的心理变化都将在事发同时记录备份在那本书里。如果有那样一本魔法书，不仅历史学家要失业，小说家也同样要失业。
附注：（相关档案卷宗摘要。因篇幅所限，我们不打算在此抄译这些档案的全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与本书的出版商联系。）
一、U731…2727…2922…7620卷宗：
描述及摘要：
法帝国主义警察处特务部对一组暗杀和贩卖军火事件的调查报告与分析、剪报、关卡及房屋搜查记录、照片、指纹编号目录相关页摘录、要人登记册相关页摘录。
涉及主要人物：IRXMAYER THERESE⑴
在一张照片的背后我们看到一个名字：Weiss Hsueh。显然，这就是我们的薛维世先生。翻过来再次仔细研究照片，我们这才发现，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大半身被切在画框外的人影。他背朝着照相机，浅色外套，左手伸向自己的面孔。我们据此猜想他有揉鼻子的习惯，他的面孔随着手势稍稍偏向左侧，我们因此能看到他美丽的下巴。由于焦距是对准白俄女军火商，他的身影相当模糊，看不出胖瘦程度，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一张薛维世先生的照片。
二、一份文件残页
描述：这些纸张有可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从上述卷宗内抽出取作他用（作为一项节约使用战略物资的临时措施）。但也有可能它从未被归到上述卷宗内（考虑到殖民地法国官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这是一份由英国情报部门转到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报告，内容涉及大连日本租界水上警察对活跃在中国海域的一群欧洲海盗的一次搜捕。我们确实在文件内隐约看到Therese的字样，而Hugo Irxmayer的字样在一个括号内，括号上画出一个箭头，指向用黑色墨水写在页边的巨大问号。
三、事实上，除那张照片外，在相关档案内找不到任何与薛维世先生有关的文件。以他在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地位，确实有能力清除所有涉及自己的与不法行为相关的文件。但最后，我们在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情报系统退役特工人员于八十年代后以回忆录为名发表的文章内找到线索（这些文章想必曾受到台湾有关当局的严格审查删改，其未被允许公开发表的部分至今仍保存在某个档案库内）。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翻阅到“孤岛”时期驻沪日本侵略军特高课档案。在光复后上海卢家湾公安分局的其它档案内，看到一份法语手写的证明信，仔细辨认信件底部花哨的字体，正是大家所熟悉的萨尔礼少校。信件内甚至提到薛维世先生与那名白俄女军火商的接触，声称薛的所有活动都是在他本人授意下进行的。我们还在法租界警务处工资登记册内查到薛维世先生不断得到提升的职位和收入，他受到的各类奖励和表彰（甚至包括由率舰队视察上海的法国海军上将对其授勋的一项记录），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搜查记录和报告内看到他的签字。
四、在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的上海中外文报纸上，能够查阅到很多与顾福广的暗杀团有关的消息，虽然语焉不详，有些纯属记者闭门造车胡编乱造，但所有报道的指向仍很明确，显示在那个时间段，顾与他的暗杀团体，确实在上海租界居民的内心造成极大震撼。查阅现已解密的英法外交部官方通信文件汇编文献，在相关时间段内，有几条涉及“上海自由市”和“租界频繁发生的暗杀”问题的来往信件，信件是由驻沪英法总领事（由驻北京的外交代办处首长附签或转呈）对伦敦和巴黎的外交部发出的述职报告。相关文字常常只是出现在主要报告的附录便条内，反映出外交界人士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的喜好和习惯做法。
五、关于殖民地欧洲人那种老式的谋略（三十年代欧洲列强的绥靖政策是这一传统策略符合逻辑的延续）：以上海为例，我们观察到国民政府的“大上海发展计划”，其地理位置的中心恰好处于这座城市的东北区域。这与两租界的外国地产商以越界筑路方式向上海的西部、南部发展形成冲突。事实上，“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东北部正在进行中的、由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主导的城市基础建设几乎毁于一旦。而就在战后不久，西区越界筑路呈现越来越兴旺的趋势，大量资金涌入，建造新式的道路、住宅、商业建筑、大型娱乐设施，高级休养院。当然，没有任何现存的档案文献可以证明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的推测。
六、有关顾福广、林培文、冷小曼等人的事迹，只能找到零星的片言只语，想必这些至今仍属不可公开的保密档案。如果作者在这里俏皮地说道，这做法其实倒是给小说虚构一块很大的空间，读者不会怪罪他吧？
⑴加黑字体为直接引用原档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