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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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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人家懂的就是比他多得多。

老顾是天生的领袖,他严密设计,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小组间相互隔绝,独立行动,有时交叉接应,但计划总是藏在老顾自己的脑子里。

至关重要的是枪。在老顾所设想的革命方案里,枪才是所有一切的本钱。枪是能用钱买到的,而他们此刻并不缺钱。金利源那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干过几票,组织的财务问题,差不多全盘解决。

在伯力城东南郊外的营地,朴也曾学习过说服人的技巧,如何让对方产生错觉,如何让人家相信被说服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你可以让别人害怕你,你也可以利诱他,但有时你仅靠说话就能让他死心塌地跟随你,或者帮助你,或者把他的命交给你。

客人递给老顾一张纸,充满期待地望着老顾,好像照他的想法,老顾就应当跳起来,一把抓过去。但老顾只是平静地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

“现在货都在香港。按照你要的交货日期,我们会用蓝烟囱公司的怡康号客货轮装运来上海。照惯例,我们要求在水面交货。”

“可以。”老顾说。

“交货同时付款。我们在香港商定过。”

“可以。”

“五千七百八十块大洋。”

“没问题。”

现在,茶水已送进来。房间突然变得沉静,只有玻璃杯中的茶叶随着蒸气盘旋。客人是懂行的,恪守规矩,避免说多余的话。陈先生不讲究排场,没有带保镖,这让朴更加放心。实际上,也不需要保镖。最危险的是交货时刻,可交货是采用一种不见面的方式——几乎不用见面。当然,付钱总是需要面对面的,可军火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复杂的地下网络上的,一旦双方见面,就证明已得到许多重要人物的担保。

朴自己最喜欢用盒子炮,7。63毫米毛瑟枪。而这次更好,这次老顾向客人订购的是新型产品,新近开始生产的速射型号。在城市街道上短促冲击,把弹匣中的二十发子弹连续射击出去,威力会更大。这也是帮会分子最喜欢的手枪,听说前些年有个吃败仗的北方军阀,短暂避逃在上海做寓公,委托青帮大人物为其保驾,结果带来的几名保镖身上携带的这种手枪全被人家骗走。帮会以租界内不准携带无照枪支为理由,要求保镖们交出手枪,由帮会暂时保管,到最后还给他们的是几支破烂货。

林培文合上窗帘,走出房间,掩上门,站在过道里与冷小曼说话。不久,说话声音停下来,林培文打开门走下楼梯。

客人准备离开。他最后提醒老顾,收货付款之后,双方就会形同路人。他说,公司的政策是不去过问顾客如何使用这些货物,你可以拿去屠杀野鸭,消灭奸夫淫妇,哪怕你纯粹想排在墙上当摆设。但是——公司不希望顾客将来在哪个多愁善感的日子里想起他们来。

“陈先生请放心。我们还会再做生意的。贵公司把整批货卖给我们。岂不就像在你们手里捏着我们的一份账本。谁也不会把账本交出去的。我们懂得哪个手指烂掉就切掉哪个手指的道理。”

实话实说有时是最恰当的回答。客人看来很满意。林培文已帮客人要来汽车,他是在对面的杂货五金铺里打的电话。这一次,由林培文单独送客人回驻地。

朴季醒等汽车开出去很久后才掉头离开。他没有上楼,他在黑暗的街道上巡视。刚刚送客人上车时,他看到几十米开外的一条弄堂口,有人影晃动。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看到那件细条格子的衬衫,这次他看得清楚,这次弄堂的拱梁上挂着一盏昏黄的路灯,他看见风掀开那件单薄的洋服,那件衬衫从衣摆下露出来。等他追过去时,百米长的弄堂里空无一人。他知道这条弄堂通往另一条马路。他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但他不敢大意。贝勒路是重要的联络点,是林培文小组使用的安全房。他准备回头把这情况汇报给老顾。他不打算上楼,在过街楼下的墙角等着。还要等一会,老顾肯定跟他自己一样,观察到冷小曼的心不在焉。走神,总是走神——他猜想老顾会找她谈话。一个身负重要责任的秘密组织领导人,应该随时注意成员的思想情况,一个组织,最让人担心的是思想涣散。他有点替老顾担心,冷小曼显然处于一种连她自己也难以察觉的困惑之中。

⑴Rue Amiral Bayle,今之黄陂南路。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三时三十二分

犬吠声凄厉。冷小曼看看五斗橱上的台钟,才三点半。她再次陷入连日来不断折磨她的自我拷问之中,无可解脱,无从排遣。

码头上被击毙的曹振武,确实是冷小曼的丈夫,可他也是她的仇人,她的前一个丈夫正是死在他手上。她不知道该怎样算清这笔帐。

那一次,她从桂林来上海。当时曹振武作为南京政府里一位大人物的私人代表,在桂系军队中活动,计划是建立某种秘密的联盟。要不是那次巧遇戈亚民,也许这会她人已在巴黎。她没有看见他,可他却看见她。她沿着霞飞路一直走到福开森路⑴,他也跟到福开森路。她住在桂系军队充当上海联络处的公馆里,门外有佩枪的巡捕站岗,门内有不带枪的卫队(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佩带),所以他不敢进门。

直到她再次出门,在白赛仲路⑵一家沿街的小书店里,他站到她背后。从前,他们都是俄文补习班的同学。从前,在补习班的教室里,他们都听那老布尔什维克讲过课。因此她根本不用转身,就知道背后站着一个人,充满敌意。

老布尔什维克并不老,说他老,是因为资历。一肚子都是他自己的故事。都是亲身的阅历。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巴黎,他把警察和特务耍得团团转。他上课用的是俄文,最简单的那种(参加补习班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半年),可场景却栩栩如生。人的表情,树叶飘落地面的声音,药水瓶的颜色。奇怪的是,最日常的事物从他嘴里讲出来,也无不带上传奇色彩。

汪洋(她的前夫)也在俄文补习班当教员。他年轻,只比她大几岁。他去过苏联,段祺瑞的军法处警察闯进北京大学宿舍,幸亏他不在。他只得去苏联。他回到上海,在补习班里给她和戈亚民上课。口若悬河,不时嵌入一两个俄文或者德文单词。他用一本油印教材,叫做《马克思主义入门》,后来她才知道,那讲义是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ABC》。

戈亚民一直都是他的信徒。那不奇怪,在跟他结婚前,她不也一直是他的信徒么?他要戈亚民做什么,戈亚民就做什么。尽管戈亚民暗地里疯狂地爱上她,但一当他明白汪洋也在追求她,就把热烈的眼神移开。

可是现在,戈亚民也跟别人一样离她而去。牺牲——也许自杀比被杀更适合牺牲这两个字。说到底,只有一无反顾地抱有自我毁灭的勇气,才当得起这两个字。

应该让她去执行的。她争取过。但别人怀疑她究竟有没有这种勇气。老顾说,我们相信你有大义灭亲的勇气,天晓得,大义灭亲这个词放在这种情形下,有多不合时宜。可你让别人说什么好呢?无论如何曹振武是你现在的丈夫。

其实,她放在心底里没说的话是,不如就让我跟他一起死吧。此刻她坐在过街楼面对贝勒路的窗口,望着黑暗的城市,对自己尚且活着不可置信。

之六:既须残酷面对别人,也必残酷面对自己。一应软化意志之情感,亲情、友情、爱情、感激之情,甚至荣誉之心,概必压制,且必以冷酷专一之革命激情替代。

她觉得老顾草拟的群力社纲领在这一条上还不够完整。对她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压制那股自卑情绪,它们时不时从内心深处冒出头来,但愿真如老顾说的,残酷的暴力是一种净化力量,它会帮助我们摆脱自怜,摆脱自我厌弃。

戈亚民从头到尾追问这一句:“他是在什么时间向你求婚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大牢里。没有手表,没有画着嫩绿色旗袍女人的月份牌,甚至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一阵风吹过,牢房外的走廊里会闻到太阳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油炸臭豆腐的味道……

别人都在沉默,那个头发始终不听话的穿着白色帆布西装的小男孩是沉默的(后来她才知道他叫林培文),他不断用手捋他额头上那一抹头发。老顾也在沉默,甚至有些殷勤,给她倒水,要不要茶叶?如果你头晕,我这里有万金油。

我不知道。每天上午,木门打开,走廊里的微风把牢房整宿的臭味吹散的时候(她从不知道女人的身体也可以散发出那样浓烈的臭味),就会有拉铁门的声音,哐啷哐啷哐啷,即便有阳光和青草的气息,这声音还是让人心惊胆战。活着,或者死去,如果是提审,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不是提审,那就是提到监牢围墙后的空地上枪毙。那些日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枪毙。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看守对你很客气,“你们不是坏人,你们——都是为国家——”她们对那些刑事犯就不这样客气,如果不听话就拖出去打一顿,女人打女人,下手居然会那样狠毒。但她们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男监在另外一排牢仓里,我怎么会知道?

戈亚民突然愤怒起来,她感觉得到怒火在他的身体里涌动,他站在她的面前,用牙齿啃着自己的拳头,好像这是表达爱情的另外一种形式,好像如果不能爱她,就要伤害他自己,如果不能伤害他自己,就要伤害她——

他挥出拳头,短促(像是在尝试),快速缩回,好像手臂上装着一个弹簧,又重重打出一拳。第一拳打在她的额头,第二拳打在她的颧骨上。林培文冲上来,从背后架住他的手臂,而他暴起眼睛,头和上身努力向前挣脱,向她扑过来,好像是在表演一具扑向火堆的雕塑。

她只感到屈辱。不是因为他打她,而是因为老顾的沉默。其实那时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代表组织来向你打听一些事。他代表组织。而组织在她被打、被伤害、被逮捕的时候都在保持沉默。这让她感到屈辱,让她感到自己并不重要,组织不会来营救你的。你要自己救自己。济难会那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模棱两可地说,不,我不是组织派来的,我是代表一个慈善机构,我是济难会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法律援助。但你也可以把我的话当成组织(你的组织)告诉你的。如果他向你提出要求,你可以答应他,可以虚与委蛇(他把虚与委yí说成虚与委shé)。

于是,她答应他,虚与委蛇,觉得自己的确像一条蛇,一条苟且偷生的自卑的美女蛇。曹振武让看守把她带出去,他给她带来点吃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那个要求的,他装得像个君子人。而且他跟她是老相识,老家在同一个省城,他们在同一个师范学校的同一个班里念书,是同学。他们几乎同时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内地城市,年轻人像扑火一样扑向革命,只是一个去南方,一个来上海。去南方的加入国民革命军,他,曹振武,现在是进占上海的一支军队的军法处主任。而她是他的阶下囚。

只是到后来,他才向她暗示。这里隶属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不属于我的管辖范围。虽然我跟他们很熟,但杨虎和陈群是两个疯子,全中国都知道这是两个疯子。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个误入歧途的女人,政府难道不应该给一个机会?他们却反问我,她是你的什么人?

你明白不明白?她是你的什么人?

他给她泡的咖啡还冒着热气,他是很细心的人。只放一块糖,又在碟子里另外放上两块。天知道这警备司令部的监牢里哪找出的这堆家什。这是军法处看守所的所长办公室。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间,窗外阳光明媚,虽然是夏天,但上午这里很凉快。他穿着夏布军装,短裤刚到膝盖,马鞭放在桌上,几乎有些俊俏。他比她大两三岁(她想,我去年才刚过三十岁么,他还说,出钱让我去巴黎念两年书,就当是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当然能明白他的意思。我没有接口。直到济难会再一次来人接济。我咨询他们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定是组织上派来的。

老顾忽然从沉思中醒来,对她说:“济难会不能代表组织,他们只是慈善机构,是在组织的引导下为狱中难友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只是组织的外围机构。”

原来是这样。可后来,我就答应他。答应他的求婚。他再一次向我提出——这次不再是暗示。他告诉我,南京又有新的政策,要加大对反动分子的打击力度,可能最近又要枪毙一批狱中的犯人。你不能再犹豫,答应我,嫁给我。如果我能跟他们说,你是我的家属——难道进行国民革命,连亲情都不要么?

我只提出一项要求。在放我出来的同时,汪洋也要出狱。但他说,这办不到,如果你是我的妻子,他又是谁呢?那我不能答应。他迟疑很久,才告诉我,汪洋早一个月就已被枪毙。就在监狱的大院内。我一直在哭,很久很久。

她想,她到底哭过没有?她以为她后来一定是哭过的。因为软弱,因为从内心里涌出的对自己的鄙视。她并不爱汪洋,如果说从前爱过他,那也是因为那时候,她太年轻。

有一次,汪洋对她说,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是不需要爱情的。他不可以有爱情,生理上的性是必需的,那是卫生的需要。如果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感到需要,他应该用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它,而不应该像小布尔乔亚那样,扭扭捏捏地调情,从而把大量的时间虚耗在毫无意义的琐细事情上。

她怀疑过么?如果不是戈亚民这样追问,她想过这个有关时间的问题么?究竟是汪洋被杀害在先?还是曹振武向她先求婚在先?这其实不重要,老顾说,曹振武是屠杀革命者的反动军官。但她不久就完全明白,这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对于她个人(也许对戈亚民也是至关重要的)。

似乎戈亚民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曹振武的品格。也许更与她冷小曼个人的忠诚有关。

现在是老顾在说话:“你再回忆一次,他第一次向你提出这个暗示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过一个很明确的回答。你上午说你没有接口,这意思是你没有说话?时间很紧张,我们要送你回福开森路。好吧,那就是说你没有说话。这是个很明确的信号么?表示你不答应他?”他说话的口气,好像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只是要一个回答,以便使审问笔录完美无缺。

窗外的贝勒路上传来木板哐当摇晃的声音,寂寞的马蹄声音……

⑴Route Fergusson,今武康路。

⑵Route Gustare de Boissenzon,今复兴西路。

十一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五时十八分

她听到窗外有人长叹一声。她透过窗帘缝隙望出去,凌晨时天空比夜里更黑。街道好像被露水洗过一遍,车轮像是在湿透的吸墨纸上滚。骡马拉着沉重的粪车,是车夫在打哈欠……

第二天,上午,继续提问。还是在这里,在隔壁。在这间厢房后半部分。与此刻她置身其中的这个过街楼只隔开一道板壁。只是那个房间更隐蔽一些,有隔音的护壁板。窗口朝着天井。不像过街楼上的这一间,一面窗口对着弄堂,另一面窗口一打开就是贝勒路。

戈亚民把她接来(她没让副官跟着她一起出来买东西)。她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戈亚民坐后一辆。进门之后,老顾对她说,如果有人闯进来,那么我就是张东生。从前,我是你父亲绸缎庄的掌柜。我们在路上巧遇。我把你领到这里来,只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叙叙旧。是很奇怪,但也不奇怪,因为我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小时候,我还是你家柜台上的伙计时,就带着你出门买炒花生。我把你扛在肩上。这里不是我住的地方,你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把你领到这里,是因为这里住着的是我的朋友,那人好像也不在家,只有一个年轻人(他指指戈亚民),听他们说起来,好像他是那个生意人新找的小跟班。

在俄文补习班的最后一个月,冷小曼听过那个波兰人课程。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去过孟买。他给大家讲“秘密工作的技术要点”。课程几乎是扣人心弦的,因为全都是他自己的故事。她听得很仔细,她懂老顾的意思,他是在为万一出现的危险状况预先串好口供。老顾是老练的,他一定在组织里身负要职。

他们在前一天对她提出的问题,她仍然无法回答。很难说她的沉默算不算一个明确的谢绝。她猜不出别人会怎样想。那你有没有说过,让我回去想想之类的话?

但是,说过又怎样?难道说,因为曹振武想让我答应嫁给他,就指使宪兵杀害汪洋?他并没有指使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权力。可你并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权力。而你们,在怀疑我对组织的忠诚,怀疑我对汪洋的忠诚。但你对汪洋是忠诚的么?在答应他的求婚之后,甚至之前,你究竟有没有想到过汪洋?那时你万分恐惧,每一分钟死亡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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