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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他对那些官僚机构，政府工作人员是从没有耐心的，而且我又想起了他让社会保障部门的那位秘书当面道歉的故事。对莫迪凯来说，半数的案子都是靠强硬的态度和吼叫来办的。
这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先生走了进来，他的黑发是染出来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他穿了一件蓝色工作服，一双有很厚胶底的鞋子。他们到哪儿去找人来到停尸房工作呢？
我们跟着他穿过一道门，沿着一条已消过毒的通道走着，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然后来到停尸问。
“今天有几具？”莫迪凯问道，好像他是为检查尸体数量来的。
比尔一边扭动门钮，一边答道：“十二具。”
“你还好吧？”莫迪凯问我说。
“我也不知道。”
比尔打开了那扇金属门，我们迈进房问。屋里阴冷，有一股防腐剂的气味。地上铺的是白色地砖，灯是蓝色的荧光灯。我跟随着莫迪凯，低着头，尽量不向四面看，但这很难做到。尸体都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盖着，就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们看到几双白人的脚，他们的脚趾上挂着一个标签，接着就是几双棕色的脚。
我们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角落里，左边是个轮床，右边是张桌子。
比尔说：“朗蒂·伯顿。”他十分熟练地把白布单拉到胸部。正是奥塔里欧的母亲，她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从她的脸上看去不像死去了，好像她正在睡觉，我忍不住盯着她的脸看着。
“就是她。”莫迪凯说，似乎他们已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他看了看我让我再确认一下，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比尔把床推转过去，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几个孩子只用一个白布单盖着。
他们整整齐齐地躺成一排，一个紧挨着一个，双手都在胸口交叉着，像小天使般地睡着，这些终日在街头的小战士终于安息了。
我想摸一摸奥塔里欧，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说声对不起。我想唤醒他，带他回家，让他吃饱饭，给他一切他所喜爱的东西。
我又向前凑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细一些。“别摸他。”比尔说。
我点了点头。莫迪凯说：“就是他们几个。”
比尔又用白布单把他们盖了起来，我闭上眼睛，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是仁慈和请求宽恕的祈祷。再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对我说。
在大厅的一个房间里，比尔拉出来两个网兜子，里面装的是这一家人的个人物品。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帮助他清点这些物品。他们穿的衣服又脏又破，我那件劳动布的夹克是那里边最好的一件。有三条毯子，一个钱包，一些不值钱的玩具，婴儿营养粉，一条毛巾，又是一堆旧衣服，一盒香子兰饼干，还有一听没有打开的啤酒，一些香烟，二只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钱。
“她的汽车在市停车场，”比尔补充说，“人们说那辆车已是破烂不堪了。”
“我们会处理的。”莫迪凯说。
我们在物品清单上签了字，带着朗蒂·伯顿一家的全部资产离开了。“我们把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我问道。
“把它们送到她外祖母那儿去，你的那件夹克衫还要吗？”
“不，不要了。”
举行葬礼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凯所认识的一位牧师的。莫迪凯并不喜欢这个牧师，因为他所在的教堂对无家可归的人不够友善，但他却能左右这个人。
我们在教堂前停下了车，教堂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佐治亚大街。这个地方比较清洁整齐，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没有钉那么多木板。
“你最好待在车里，”他说，“如果我单独和他谈话，话能说得更坦率一些。”
我真是不喜欢一个人坐在车里，但这时我已把生命都托付给他了，只能说，“没问题。”于是我坐得更低一些，这样可以向四周张望。
“你会没事儿的。”
他走了，走时把车门锁了起来。几分钟以后，我放松了一些，并且开始思考问题。莫迪凯要单独会见那位牧师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复杂了。他会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对这一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花费就会大大增加。
人行道上行人不断。我看着行人匆匆而过，寒风吹袭着他们。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穿着很好，他们手挽着手。当昨夜奥塔里欧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汽车里受冻，呼吸着没有气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时，这些人在哪里？我们这些人又在哪里？
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看到六个无家可归的人死去。对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是个白人律师，我受过良好的教育，锦衣玉食，收入颇丰，而且很快就可以成为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富人。不错，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从头来过，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从未为此而担心过。
我诅咒那位先生，是他让我的生活脱了轨，我诅咒莫迪凯，是他让我有一种罪恶感，我也诅咒奥塔里欧，是他叫我心碎。
这时有人敲车窗把我吓了一跳，几乎魂都没了，原来是莫迪凯，他站在路边的雪地上。我摇开车窗。
“他说他要二千美元，把五个人都埋葬了。”
“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说，他又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坐回驾驶座位，把车开了起来。“葬礼定于星期二，就在这个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错的。他还准备些花儿，你知道，这样看起来才像样。他开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诉他新闻界还要来人，你还可以上电视，结果他就同意给二千了。二千块还算不错。”
“谢谢你，莫迪凯。”
“你还好吗？”
“不怎么样。”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开车回到我的办公室。
克莱尔的弟弟詹姆斯已确诊为何杰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祷上苍。这倒与我无关，我只是听她讲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过这个周末的。先是听到这个吓人的消息，接着就是抱头痛哭，祷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这一家子就好抱头痛哭。看来她没叫我去她家真是谢天谢地。医治立即着手进行，据说预后还不错。
她回家来还是让人高兴的，家里总算有人可以述说一下心中的烦闷。我们在公寓的舒适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脚上盖着毯子，那情调真有点浪漫，尽管我内心受到伤害太多，几乎想不到那些充满柔情的事。我尽力去听她的讲述，对可怜的詹姆斯说些同情的话，不时地用些适当的词儿。
这种情况是我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们可能会闪烁其辞互不说破，也许还会发生小的摩擦。很快就会变得撕破脸皮，后来还可能变得平缓，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样分手。但是，自从奥塔里欧那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经枯竭。她不断地提醒我说我看上去很疲惫，我真得感谢她。
我一直注意地听她的讲述，一直到完，后来话题又转到了我及我的周末过得如何。我和盘托出，向她讲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在避难所做志愿服务者，后来又讲了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把报纸的有关报道也给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动，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周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欢这后一种形象呢还是原来的形象，就连我也说不清楚。
………………………………………………
第十一章
我和克莱尔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强，所以根本不用闹钟，特别是周一的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五点钟就已起床，五点三十分吃点麦片粥，然后就各奔东西了，甚至比赛似的看谁先离开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做梦，没有梦到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决心从此以后要让自己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仍要参加葬礼，不时地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并且保持同莫迪凯的友谊，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也偶尔会到多利小姐那儿帮忙，去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我会捐一些钱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钱肯定比那些穷律师出得更多。
我来到办公室时，天色尚未亮，我决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一连工作几天，这样可以调整我自己。我近来的所为已和我的事业脱了轨，这样疯狂地工作一阵子会把事情正过来。只有傻瓜才会离开我现在的轨道而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我乘电梯时特意不再进那位先生曾经乘过的那一部。他已成为了历史，我决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间会议室，当时他就死在那里。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去冲咖啡。还不到六点钟，我就已走在办公大楼的厅廊里，与这位同事打个招呼，与那位职员问个早，脱去上衣，卷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架势。
我先浏览了一下《华尔街日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报纸是从不报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接着我又读了一下《邮报》，在“大都市”栏中对朗蒂·伯顿一家有一段简单的报道，还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过之后，把报纸放到一旁。我比报道的内容知道得更多，我已决心不再为之所动。
在《邮报》下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类文件夹我们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所以格外让人疑惑，它就放在那里，没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开它。
里面只有两页纸，第一张上就是《邮报》上昨天登载过的那报道的复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给克莱尔读过好几遍的那个报道。在这张纸的下面是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来的一份档案，标题上写着：被驱逐者的名单——河橡公司。
在左栏中有从一到十七的编号，其中第四号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号上写的是朗蒂·伯顿以及三四个孩子。
我慢慢地把这份档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门边，把门锁好，又靠门站了一会。开头的几分钟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我注视着桌子中间的那份档案，我不得不相信这份档案是真实可靠的，可是是谁把它放到我这儿来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拿起这份材料，仔细看，在第二页纸下面，就在档案里，这位不肯通报姓名的人用铅笔写下这样的字：这次驱逐住户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这些字都是用印刷体字母写成，很显然是怕我分析字迹而认出写字的人。笔迹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铅笔十分轻地在档案上写上去的。
我的办公室门一直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日出，一会儿坐在桌子那儿看看这份档案。楼厅，走廊中的人渐渐多起来，我可以听到波利说话的声音。我打开了门，向她问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要继续装下去。
整个一个上午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中有两个会是鲁道夫和他的客户的。我表现得很得体，尽管我已根本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鲁道夫看到他的一员干将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他感到十分骄傲。
我对那些仍想谈起人质事件或问起我事后感觉的人都不很客气。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所以，人们渐渐就不再关心这些事了。后来，父亲给我打来电话。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我也记不清了。他说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围坐一坐，感到很无聊，还说他和我妈妈对我都有点担心。我对他们说克莱尔挺好，为了怕他们进一步问起她，我找了个话题，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在我婚礼上曾见过他一面。我表现出对克莱尔一家人的关心，这能让他高兴。
爸爸往我办公室里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仍在这里工作，挣着大钱，而且会越挣越多。他要我常给他打电话。
半小时后，我的哥哥沃纳也从他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区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他比我大六岁，也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股东，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师。沃纳和我小时候并不总在一起，但我们在一起时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离婚期间，他几乎每周都打电话给我，把他的心里话和我说一说。
他也和我一样是个守时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电话不会很长的。“多和爸爸谈一谈。”他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想他是会告诉你的。”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我们都经历过。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观，从来不停止地帮助小人物。后来发生了点事，你就回想起法学院，想到我们在一年级时的事情，那时我们充满理想，想将来用我们的法学知识来拯救人类，你还记得吗？”
“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点不错，我们一年级时，学校做过一次调查，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想学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后当我们毕业时，大家又都想去挣大钱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法学院让你变得贪婪。”
“大概是吧，我们公司有一项计划，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学术年假之类的假期，在这一年之中你可以从事公益法。十二个月后你再回来，就像从来没离开一样。你们公司怎么样？”
文塔吉·沃纳有过同一个问题，他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十二个月，我就可以脱胎换骨了。真是一条捷径，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响。
“可非股东成员不行，”我说，“我也听说有一两个股东曾离开这里为别的什么机构干一两年，然后又回到这里。但从来没有一个非股东成员这样做过。”
“但你的情况不同，因为你是这一公司的成员，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甚至几乎丧了命。我会用我的力量去说服一些人，告诉他们你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就休一年吧，然后再回来干。”
“这可能会奏效。”我说，尽量不打击他的情绪。他是A型行为者①，有时会一意孤行，常常一句话不当就会争论起来，特别是在家庭成员中问。“我得忙去了。”我说，他也有事要做，我们约定以后再详谈。
①A型行为是一种行为类型，常表现为高度进取心和紧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认真求全。这类人易引发心脏病。与之相对的B型行为则是轻松悠闲，无紧迫感。这些用语是美国心脏病专家Meyer Friedman等人首先使用。
午饭是与鲁道夫以及一个客户在一家豪华的饭店吃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工作午餐，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喝酒，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对这段时间也要付费。为鲁道夫一小时要付四百美元，而我则是三百。我们连工作，谈话，再加吃饭共是两个小时，那位客户就要为这顿午餐付出一千四百美元。我们公司在这家饭店有账户，所以饭钱可以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账上，如果教堂地下室的伙食管理员也把账记在这位客户的账上就好了。
整个一个下午又是不停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仅凭我的意志力就能使我看上去是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所以这些事我是应付裕如的。我这样每天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观的。但反垄断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繁忙和无聊。
直到五点钟时我才得空一个人坐一会儿。我和波利说了声再见，又锁上了门。开始打开那份神秘的档案，并在记事本上胡乱地记一些什么。划了许多带箭头的线条，从各个方向指向河橡公司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其中大部分箭头都指向了布雷登·钱斯，这个我曾在档案中看到的房地产股东。我想送这档案来的是他的律师帮办，那个曾听到过我们尖刻的话，并在几秒钟之后当我们离开他们房间时把钱斯比作蠢驴的那个年轻人。他对这次驱逐行动的底细一定十分清楚，他会有机会接触这份档案的。
为了避免公司录音，我使用我的手机向反垄断部门的一位帮办打电话。他的办公室从我这个办公室转个弯才到。他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人了，而我没费多大劲就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赫克托·帕尔马。他在公司已工作三年了，一直搞房地产方面的工作。我想找到他，但是不能在公司里找他。
莫迪凯打来电话，他问我晚饭打算在哪儿吃，他说：“我请客。”
“请我喝汤？”
他笑了：“当然不是，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我们约好七点钟碰面。克莱尔又回到那种外科医生的精神状态中去了，把时间、吃饭、丈夫早就忘到了脑后。她下午三四点钟才上班，简简单单说上两句话，然后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总之是不会早的，至于晚饭男人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