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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让我明白了我们刚见面时赫克托为什么那么热情的问候，就好像我们从未见过面似的。赫克托今天一天都在受盘问，但他否认了一切。
“我是不动产部的帮办，”他解释道，“你曾见过布雷登·钱斯吧，他是我们的一名股东。”
“是的。”由于我的话会被录下音来，所以我尽量十分简短地回答。
“我就是帮他做事的，上星期有一天你来到他的办公室，你和我说过几句话。”
“如果你这样说，那可能吧，我已记不得见过你了。”
我淡淡一笑，目光显得有些轻松，监视器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在桌子下面，我用脚碰了碰他的腿，希望我们说话更合拍。
“你知道，我之所以请你来这儿是因为市雷登办公室的一份档案丢失了。”
“怎么，认为是我偷的吗？”
“噢，不，但你也是有一定嫌疑的。上周你闯进他的办公室时，你要的就是那份档案。”
“这么说我已受到指控了？”我有些火了。
“还没有，别紧张。公司正在全面调查这件事，我们会找每个有关人员谈话的。因为我曾听说你向布雷登要过这份档案，所以公司就叫我找你谈谈，如此而已。”
“我不知道你都说些什么。还如此而已！”
“你对那份档案一无所知吗？”
“当然是一无所知。我怎么能从一位股东的办公室里拿走一份档案？”
“那你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测试吗？”
“当然愿意。”我十分坚定地说，甚至是十分气愤地说。看来我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了。
“好吧，他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接受测试，不论远近，只要和那份档案有关的人概莫能外。”
这时咖啡和啤酒都上来了，这给我一个喘息机会来考虑刚才的话有无失当之处，或可做何调整。赫克托曾说他已深陷麻烦之中，那测谎仪很可能会毁了他。你在迈克尔·布罗克离开公司之前见过他吗？你们谈起过丢失档案的事吗？你是否帮他得到了那份档案？是还是不是，尖锐的问题，简短的回答。他无法说谎，他无法渡过这一测试关。
“他们还取指纹。”他说。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这倒不是为了害怕装在身上的窃听装置，而是为了气氛放松一下。
那倒不一定有效，我不会留下指纹的，在这事之前不会留下，在以后也不会。“他们真可以。”我说。
“实际上今天一上午他们都在取指纹。从门上，从灯的开关上，还有档案柜上，取了不少。”
“希望他们能找到他们要找的人。”
“说来也巧，你知道，布雷登办公室里有上百件正在使用的档案，他丢失的那份正是你想要看的那一份。”
“你想说什么？”
“随便说说，巧合，真正的巧合。”他说这话实际上是说给听我们谈话的那些人的。
我想我也该表演一下：“我不喜欢你这种谈话方式，”我简直在冲他吼，“如果你们要指控我什么，就去找警察，要个逮捕证来，把我抓起来。要不然就收起你那馊主意。”
“已经惊动警方了。”他说，语气冷冷的，而我故作发脾气的气势也缓和下来，“报的是失窃。”
“当然是失窃，去抓偷你们东西的喊吧，别跟我浪费时问。”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有人给你过一串布雷登办公室的钥匙吗？”
“当然没有。”
“怎么有人看见这个空档案袋在你桌子上，里面装有一个纸条和两把钥匙，一个是门的，另一个是档案柜的。”
“我根本不知道这码事。”我一边故作气愤地回答，一边努力回忆我把空档案袋放到了什么地方。
我的思路变得开阔了，我受过的训练应是以律师的方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罪犯的方式进行思维。
赫克托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我也喝一口咖啡。
该说的已经都说了，信息也都得到了。一方面是公司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赫克托本人的信息。公司想找回档案，而且其内容又不泄露出去。赫克托的信息则是他很可能因此而丢掉这份差事。
只有我能救他，我可以返回那份档案，承认是我干的，并答应保守档案的秘密，公司很可能会原谅我，这样就不会引起对他的伤害，对公司也好。保住赫克托的工作可能只能以返回档案作为条件了。
“还有别的事吗？”我问道，突然想立刻离开。
“没有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做测谎检查？”
“我给你打电话。”
我拿起大衣，起身走了。
………………………………………………
第十六章
我很快就明白了莫迪凯为什么对特区的警察没有什么好感，尽管其中大多数都是黑人，按他的看法来说是他们对待无家可归的人太粗暴。对待无家可归的人的态度如何成了他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
但是他所认识的警察为数并不多，其中之一是皮勒巡长。莫迪凯把他形容为“大街上长大的”。皮勒在法律事务所附近的一个社区的少年管教中心工作，他和莫迪凯同在一个教堂做礼拜。皮勒社会联系很广，他能有办法使我接近我的汽车。
星期六早上九点刚过他就来到律师事务所，我和莫迪凯正在喝咖啡，在屋里暖和暖和。皮勒星期六是不工作的，给我的印象是他爱睡懒觉。
莫迪凯驾着车，一边不停地说话，我坐在后排座上。我们一起穿过路面很滑的街道进入了城市的东北地区，天气预报说是有雪，结果现在下起了冻雨。街上车辆很少，这是阴冷的二月的一个早晨，只有那些精力十分充沛的人在人行道上行走着。
我们下了佐治亚大街不久就来到市废旧汽车停放场的围栏外面，我们把车停靠在路边。皮勒说：“在这儿等我。”我这时已看见我那辆车的遗骸。
他走到围栏的大门，按了一下一根柱子上的门铃，这时那个小木房的门开了，一个又瘦又小的身着警服的人来开门，他手里打着一把伞，皮勒和他说了几句话。
皮勒回到车上，把车门使劲地关上，抖了抖肩上的雨水。“他在等着你。”他说道。
我出了汽车，走到雨中，立刻打开雨伞，快步走到在门口等候我的那位名叫温克尔的警官那里，他可一点儿也不像欧文笔下的温克尔那样幽默和善。他掏出一大串钥匙，足有几十把，总算找到三把可以开那几个大挂锁的钥匙，打开锁后对我说：“就在那边。”我跟随他走在石子路上，尽量绕开坑坑洼洼的地方，那里都积满了泥水。我的整个身子每走一步都痛，更不敢蹦跳。我们径直奔向我那辆汽车。
我直奔前座仓，没有那份档案。一阵惊恐之后，我在驾驶座后面找到了它，在车底板上，完好无损。我一把把它抓到手里，打算离开。我没有心思再去查看都坏了什么地方，坏到什么程度，反正我不打算要这辆车了。我只看了最关键的一个地方。这样，下个星期我就可以同保险公司去打交道了。
“是不是这辆车？”温克尔问道。
“是的。”说着我就要走开。
“跟我来。”
我们走进他的小木屋，丁烷取暖器在一个屋角正起劲地叫着，向我们吹过一阵热风。他从墙上十多个弹簧夹写字板中挑出一个来，开始注视我手中的档案。“棕色马尼拉纸档案一份，”他边说边写，“大约两英寸厚。”飞站在那里，紧紧抓住这份档案，好像它是块金子一样，“上面有名字吗？”
这已是无法掩饰的了，但又自作聪明地想，他们不会发现的。“你们要这些情况干啥？”我问道。
“把它放在桌子上。”他说。
我只好把它放在桌子上了。“河橡公司/TAG公司，”他边叨念边写，“档案号码TBC…96…3381。”我的马脚露得更大了。
“这是你的吗？”他指着档案问道，但一点也不是怀疑的口吻。
“是的。”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谢了谢他，可他声也没吭一下。我要一步步走出这个停放场，每一步都是一个挑战一样。他在我身后把门锁上了。
莫迪凯和皮勒在我进了汽车之后都回过头来要看一看这份档案。但他们两个人对它的来龙去脉一点儿也摸不着边。我只是告诉他们这份档案很重要，所以我必须把它找回来再毁掉它。
所有这一切努力只是为了这一份档案？在我们往回开的路上，我真想打开看一遍。但我还是没有这样做。
我谢过皮勒和莫迪凯并道了别，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我的新住处。
资金的来源是来自联邦政府，这在特区来说是不足为怪的。邮电部门要投资二千万美元在城里建两个大宗邮件的服务中心，而河橡公司是几个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中的一个，很有可能中标，签约和施工搞这一项工程。有几个地点已作考虑，但地段都不好，都是比较乱，经常出事的地区。去年十二月份中已公布了三个地点。河橡公司已开始把它可能需要的一些廉价的地皮全抢先买下了。
TAG公司是正式注册的公司，其股份是独资性质，主人是蒂尔曼·甘特利。在这份档案的备忘录上被描绘为有过窥淫的癖好，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曾数次被定为有罪，他是城中有名的恶棍。除此之外，他还从事二手汽车和房地产业的非法交易。他买进那些被人废弃的楼房，稍加修缮再转手卖出或出租。在这份档案中甘特利名下列着十四处这类产业。当美国邮政总局需要地皮时，甘特利就和河橡公司挂上了钩。
一月六日，邮政总局用挂号信通知河橡公司说这项设施的建设者、拥有者、土地所有者的公司已经选定。一个协议的备忘录规定每年的租金付款为一百五十万美元，保证期限为二十年。这封信上还说，由于时间紧迫，邮政总局和河橡公司的最终协议的签定不应迟于三月一日，否则这桩交易就将终止。经过七年的计划和打算，联邦政府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它建成。
河橡公司和它的律师们以及房地产经纪人开始投入工作。在一月份，这个公司就买下了佛罗里达大街那个旧仓库的地皮。那次驱赶住户的活动就是在那儿发生的。档案中有两张那一地区的地图。图上把已买下的地方和正在谈判的地方涂上了深颜色。
现在距三月一日仅有七天了，钱斯把档案丢了也不足为怪，因为他几乎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
佛罗里达大街的那个旧仓库在去年七月已被TAG公司购买去了，花了多少钱，档案上没有记载。河橡公司花了二十万美元在一月三十一日把它从TAG公司手中买下来，正是在这四天之前德文·哈迪以及伯顿一家人等都被赶到了大街上。
我在我现在称为起居室的那间屋子的光秃秃的地板上认真地翻阅着档案的每一页纸，认真研究，把我所需要的内容在我的记事本上详细做了记录，以便我可以完好无损地将它送还。我想这可能是每一份十分常见的房地产档案：有前几年的税款记录，一连串的名头，以往的交易，买卖的合同契约，同经纪人的通信，交割会的文件等等。因为这是一笔现金交易，所以不涉及银行。
在档案里面左侧有一页附页，上面是记事录，把档案中每一项内容的日期和主要内容都作了简要记载，从每一份档案中的记事录的水平你可以判断一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秘书的工作能力如何。每一张纸，每张地图，每帧照片，总之，任何一件东西，不管是什么，凡是进入档案的，都被记到记事录中去。这项工作在我们刚参加工作时都经过严格训练，都已深深地印入脑海之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任何事情比翻遍厚厚的档案去寻找没有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些细节更令人沮丧的了。如果你不能在三十秒钟之内找到所需要的内容，按我们的行话来说，那份材料就没有用了。
钱斯的这份档案做得相当精细。他的秘书是一个十分细致的人。但其中也有篡改的地方。
在一月二十二日，赫克托·帕尔马单独一个人去过那个旧仓库，只是例行公事，做购前的勘察。当他进了一个指定的门时，他遭到了两个小流氓的袭击，被打中了头部和其他一些地方。是用棍子打的，并且用刀逼着他交出钱包和现金。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家休息，并打算把这次攻击行为写成一个备忘录，然后放在档案里。其中最后一句话是：“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打算再去勘察，但要带个护卫。”备忘录也进入了那份档案。
但是，他第二次去那里的情况却没有备忘录的记载。一月二十七日的一项记事内各是这样写的：备忘录——去现场做经营场址勘察。
赫克托在二十七日去了旧仓库，带了一名护卫人员，勘察了那个地方，毫无疑问，当时擅自强占这里房屋的情况正愈演愈烈，从他另外一个笔记本的内容判断，这个情况也是写成了一份备忘录，而且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记录。
这份备忘录已从档案中取走了。这当然不是犯罪的行为，我也从档案中取下过一些材料而不在记事录中留下说明，但这些材料我用完后是一定要再放回档案中去的。如果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项内容，那就应该在档案中找到它才行。
交割活动是在一月三十一日进行的，那天是星期五。在接下来的星期二，赫克托又返回旧仓库去驱赶那些擅住者。同他一起去的是来自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护卫人员，他是特区的一名警察，还有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他们是一家专门负责驱赶活动的公司派来的。根据他的备忘录，这次驱赶活动共用了三个小时，其详细经过他记了整整两页纸。尽管他尽量掩饰自己的情感，但字里行间还是看得出来赫克托对这类驱赶活动是不喜欢的。
当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时我的心为之一震：“这位母亲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婴儿。她住在一个两室的公寓里，连暖气也没有。他们就睡在地板上的两个床垫上。她当时和警察厮打到一起，孩子就在旁边看着，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赶出去了。”
看来奥塔里欧是目睹了他母亲和警察的抗争的。
有一个被驱除的人员的名单，一共是十七名，不包括儿童。这份名单与星期一早晨有人放在我办公桌上的那份是一样的，那次放在桌上的还有一份《邮报》报道此事的复印件。
在这份档案的后面，还有一些对这十七户进行驱赶的通知、告示等，放得比较散乱，也没有登人前面的记事录。这些通知没有张贴出去，因为这些擅住者没有任何权利，甚至连得到通知的权利都没有。这些通知是准备为了掩人耳目，在驱赴行动之后才贴出去的。很可能是出现了那位先生的那个插曲之后，钱斯自己把它们放在档案后面的，是为防止不时之需的。
这种做法是很明显的，也是很愚蠢的。但钱斯是股东。还没听说哪一个股东交出他的档案的呢。
当然我手中这份档案不是他交出来的，而是偷出来的，这是盗窃罪，其证据已被掌握，盗窃者是一个白痴。
七年前我被雇用之前曾经过这样一道程序，私家调查者曾取过我的指纹样。所以便把那些指纹与钱斯档案柜上的指纹进行核对是极其容易的，只需几分钟即可。我可以肯定这件工作他们已经做过了。他们能否据此而逮捕我呢？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把全部档案看完，这时我的地板上已摆满了一页一页的档案纸。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恢复原样，然后开车去律师事务所复印。
她去商店买东西去了，这是她留下的字条上说的。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行李袋，我们分家时都没有提到。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她出差的机会要比我多，所以我只拣了几件便宜的东西，如野营袋或做健身运动时用的袋子。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我把一些最常用的东西如袜子，内衣，T恤衫，化妆品，鞋子等我这些年来穿过用过的东西都堆在床上。反正这些东西她也会扔掉的。我又匆匆忙忙清理一下我的抽屉，以及我那一侧医药柜。拖着伤痛的身体带着精神上的伤痛，我下了楼，把东西放到了我租来的汽车里，又返回来取了我的衣箱。我看见我曾用过的睡袋，我起码有五年没有用过它了，我把它也一块儿拿下去了，又拿了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我当然有权利把我的闹钟、收音机、便携式的CD机、几张CD盘、厨房里那个十三英寸的彩电以及咖啡壶、电吹风和毛巾拿走。
当我把车塞满，我留个字条给她说我走了。我把我的字条就放在她给我留的字条旁边，连看也没看一下。我当时情感很复杂，似乎就要迸发出来，我天生不会处理这些情感问题。我以前也没有搬出去过，我真不知该如何去做。
我锁好门，走下楼梯。我知道过不了多少天我还会回来取我其余的物品，但我仍感到这像是一次永别。